成都、重庆：一对“欢喜冤家”

作 者：王志纲 战略思想家、智纲智库创始人

图 片：视觉中国

来 源：智纲智库（ID：wzggzswx）

地域如人，各有底色。

读懂地域的过程，就是拨开历史迷雾，去摹画一方水土背后文明轮廓和脉络的过程。

从最初的文明诞生开始，地域性格就不断地发展与衍化，被时代、自然、历史抹上一层一层的色彩。

一代代英雄美人、王侯将相、文人骚客、贩夫走卒们丰满了她，又纷纷挥手离去，最后沉淀为独特的气质，成就一方人情。

山东的忠厚豪爽、湖北的精明强干、陕西的沉郁耿介、浙江的灵秀隽逸……大到一个国家，中到一个省份，小到一个城市，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底色，这就是区域的“魂”。

地域如人，有的人个性鲜明，有的人形象模糊。

纵观中国，纵观中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文化渊源相近的区域，总会演绎出两座不同的高峰，如同双子星般交相辉映。不管是古时候常说的齐与鲁、秦与晋、吴与越、滇与黔，还是今天的港深、广深、宁杭、佛莞、甚至武郑，这些被并列提起的区域，往往在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有某些可比性，又因难分伯仲而潜藏着某种经久不息的瑜亮情节。

每每提及，总能引发不少笔墨官司，这也让“双城记”成了经久不衰的人文地域话题。其中，成渝这对谁也看不上谁、但谁也离不开谁的欢喜冤家，可以说是最典型也最有趣的一对。

同属西南的成都和重庆，常常被以巴蜀概括，两者个性迥异也就罢了，偏偏偌大一个西南有且仅有这两座超级城市。当舞台上只剩下两个人，唱对手戏的时候就来了。

从古巴国、古蜀国存在的商末周初算起，这两座相隔不过几百公里的西南重镇，相爱相杀了三千余年。

从秦至宋，巴、蜀分属不同行政区；元至民国，又划归统一行政区管理；直到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两者再度分家。在分分合合的岁月中，巴蜀既互相渗透，又貌合神离，虽山水相连，偏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化底色，放眼全世界都很少有两座毗邻的超级城市能呈现出如此奇特的面貌。今日愈演愈烈的成渝双城记，不过是这部历史大戏的延续罢了。

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下，很多城市都为眼前的短期利益所裹挟，“大干快上”，千城一面，逐渐走向平庸。令人欣慰的是，成都和重庆这两座偏居西南的城市，却始终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人文魅力，虽深居内陆，却时刻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成渝这两座城市，都和我有极深的渊源。巴山蜀水间的风物人情，令我印象深刻，更让我有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今日聊记几笔，也算是对这两位“老朋友”的一些个人观察吧。

烟火成都

不至巴蜀，不识中国。

因为咨询行业的特点，过去几十年间我参与过许多城市的变革，其中感触最深的当属成都。谚语有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固然物产阜盛、人文风流，但却很难说得上多接地气，所谓“天堂”更多只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中国千年农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城市，还是成都。

这里有三国的刀光剑影，有武侯祠的竹影红墙，有当垆卖酒的浪漫传奇，更有烟火人间的市井气息：一席川菜，一壶川酒，一出川戏，一桌麻将……不论贫富，你都可以在成都找到惬意生存的空间。真正的“典型中国”不在“天堂”江南，而在“天府”成都。

成都的“天府”之称由来已久，《华阳国志·蜀志》有云：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天府之国”其实是关中平原。在《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向秦惠王进言，称赞秦国曰：

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两山夹一平原的成都，固然占据了四川盆地最精华的区域，但是，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建以前，时常泛滥的岷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灾害。江水从高山峻岭中突然注入成都平原，落差极大，雨季涝灾严重，遍地河沼。如果不解决水利问题，成都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因此，从三千年前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蜀文明开始，蜀地治理者的主要内政基本上就围绕着对成都盆地的洪水和沼泽治理而展开。传说中的蜀王杜宇、鳖灵，无不与治水——尤其是对岷江的利用——有关。

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水战争”，到秦昭王年间终获成效。

蜀郡太守李冰组织蜀人移山凿河，将时常泛滥的岷江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不断分支，使源源不绝的天河之水分散流淌于广袤的平原地区，才让成都平原变成千里沃野，成为秦国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战略大后方。“天府”美誉原本属于关中平原，随着八百里秦川的承载力过剩、水土流失，也很快让给了成都平原。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这场耗资巨大的都江堰工程，其实是秦灭六国的战略决策。秦军原计划是以蜀地为据点，从岷江上游出发，沿长江而下攻楚国——楚亡则天下并。没想到嬴政继位时，秦国的国力已经远超山东六国，这条巴蜀水道终究没有用上，却阴差阳错间浇灌出了一片富饶的“天府之国”。

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都繁华了数千年，成都人也安逸了数千年，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农耕文明在这里达到了极致。

在中国，农耕文明的终极理想莫过于《桃花源记》：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落差，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靠天吃饭的现象非常严重，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十年九旱更是常态，再加上黄河时常泛滥、改道，以及战乱频仍，可以说广阔中原大地上的百姓，常年只受耕耘之苦，未享富庶之乐。

相比之下，长江流域的生存环境相对良好，但其问题在于水土。在没有发明铁器前，那里濡湿黏滞的土壤很难耕作，而北方黄土高原疏松肥沃的黄土，相对更适合于适合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早期农耕文明周、秦、汉、唐都崛起于黄土地带。

除了土之外，水也成问题。长江流域水网纵横，极易形成洪涝灾害，因此长江流域农业发展水平与治水技术的成熟度密切相关。

伴随着生产力进步，在水土的问题克服之后，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水平后来居上，迅速超过黄河流域，这也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基础。成都占尽长江流域自然条件优势，加上拥有四川盆地只聚集不耗散的地缘特征，一马平川、气候湿润、良田万顷，逐渐形成了农耕文明最理想的聚落形态。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吃喝玩乐、诗词歌赋、酒色财气、柴米油盐在这里应有尽有。

讲到吃，成都对于吃喝玩乐有一种丧心病狂的执念。对于美食的评判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不在环境与服务，而在于味道，餐馆的数量超 150000 家，全国第一，每年吃掉的钱超 400 亿元。拥有超 10000 家茶馆，总数大于北上广深之和。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这句话是当今美食家们的口头禅。千百年前的陆游曾感叹曰“举箸思吾蜀”。

在成都，哪怕是又小又破的馆子，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排队。这些馆子小则小矣，味道却从不将就。相反，我曾在成都吃过一家所谓的私房菜，用米其林餐厅的做法来处理川菜，燕翅鲍肚，晶莹剔透，我吃着却索然无味，盖因其失去了川菜真正的灵魂——烟火气。

讲到喝，成都人喝酒也喝茶，川酒能祛寒，川茶能养心。在成都老街巷偶遇一个小茶馆，门口的对联颇有巧思：余生很长，何事慌张。

再就是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开了近百年，可以同时容纳三千人，一壶茶、一桌麻将，很多老成都人在这里喝掉了大半生的时光。

讲到穿，成都号称“锦城”，蜀锦往往引领一时潮流。南朝刘宋文人山谦之在《丹阳记》中这样说：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锦独称妙。

当东南沿海地区还不知道丝绸是什么玩意的时候，成都已经把丝绸玩出花样来了。

讲到住，成都虽然地处内陆，但属于海洋性气候，年温差、日温差都不大，住起来很舒服。

讲到行，成都人的爱玩好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宋史》上就有巴蜀人“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的记载。况且成都可玩之处又非常多，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宽窄巷子、望江楼等，简直玩不过来。陆游曾写有《梅花绝句》：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至浣花溪。

说的就是成都人“好耍”的天性。

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民国时期，四川省内军阀林立，军阀头子刘湘、刘文辉等相互之间打得天昏地暗，他们的亲属家眷大多安置在成都，敌对双方的太太却是闺蜜、麻友，一边打麻将一边谈笑风生，殊无半点敌意。

打完仗的军阀们回城之后，也是呼朋唤友，打麻将吃火锅。有时对垒双方在一张桌子上巧遇，赢家得意扬扬，输家则往往不服气：“龟儿子你给老子等着，明天战场上见。”第二天部队拉出去再打，打完回来麻将接着搓、火锅接着吃。这就是典型的成都故事。

吃喝玩乐穿住行样样不担心，成都人性格自然优哉游哉。其实，几经灾祸洗礼，再加上贯穿历史长河中的四次大移民的成都，早没了纯粹的成都人，几乎都是外来移民。但是，“自然比人强”的演化规律，却一直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无论来自东南西北的各色人等，在成都久了都会被改造为成都人。

我经常说，成都像是一个超级泡菜坛子，来自天南海北的萝卜白菜跳进坛子又捞走，但味道沉淀了下来。这股从容淡定、乐天知命、随遇而安、追求享受的成都味儿，不仅仅属于成都人，而且是全体中国人——上至精英权贵、下到升斗小民——的共同理想。

“西部之心·典型中国”

一晃三千年，烟火满人间。三千年未变城址、两千五百年不改名字、连续十余年入选“中国最幸福城市”的成都，今天正在变得越来越时尚、年轻、国际化。

在当今中国，除了有北漂、深漂之外，还有一类人选择“蓉漂”（蓉，成都别称），这些年轻人或是被美食吸引，或是被美景吸引，或是被美人吸引，一头扎进成都，乐不思“离”蜀，其中甚至不乏老外。曾任《纽约客》驻华记者，出版过《江城》、《寻路中国》的“中国通”何伟，也携家人去而复返，在成都开始了新的生活。在他看来，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是观察中国的最好窗口。

然而，在十六年前，成都正困扰重重。

在对外开放政策下，中国的经济版图发生了深刻变化。沿海、沿江、沿线的城市，如上海、广州、青岛、武汉、重庆等，迎来了超级发展机遇。东部地区依靠通江达海之便迅速超越内陆的农耕经济，成都近邻重庆作为直辖市横空出世，成都则被划为中国经济社会版图的第三梯队，“天府之国”的盛誉摇摇欲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都何去何从？是沉浸在小富即安的温柔乡？还是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一切充满未知数。

2003年，我受成都市的委托，为整个成都市的战略发展做策划。当时成都仅仅只有五百万人口，还面临着城市地位和城市竞争力快速下滑的困境，谁也看不清成都的未来。在一次聊天中，市委书记问我：“志纲先生，你认为成都将来有机会成为超大型城市吗？”

面对书记的疑惑，我肯定道，成都绝对有成为超大型城市的潜力。

首先，成都自带休闲气质，文化上具备超大城市的气度和吸引力。

在中国的农耕文明时期，其实没有城市这个说法，只有城镇、集市和都邑。人们居住在城镇中，周围就是大片农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集市是定期举行交易的地方，里面有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等，定期开市闭市。都邑则是一片区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但是，就算是最大的都邑，和现在的城市概念也完全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起源于工业化。工业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高度集聚，以控制成本和提高规模效益，所以现代化城市由此产生。

伴随着技术革命，消费升级和全球产业链的转移，城市也出现了分化和分类，如工业型城市、交通枢纽型城市、资本型城市等，而成都则代表了更高级的生活方式类城市。

什么叫良邦？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近者悦，远者来。”

什么叫好城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而建成了城市。”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是脱胎于此。

随着中国逐步从“吃饱”进入“吃饱了撑的”的时代，人们追求的目标逐渐由温饱变成了美好生活，成都式的休闲文明与生活方式将是一座超级富矿。它必将迸发出超级能量，推动成都弯道超车。

其次，成都水源丰沛。水源丰沛是支撑超大型城市的必要条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北京的水源就不足以支撑起超大型城市的用度，换句话说，北京本来不具备成为特大型城市的资源禀赋，但作为京畿，无数人朝那里涌去，因此北京一边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虹吸效应的同时，一边又面临着严重的人口纾解压力，这也是北京下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痼疾之一。而成都则恰恰相反，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成为超大型城市的资本。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三个城市圈，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最具规模化的地区，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担负中国城市化领头羊的角色。这三大引擎所连接的沿海地区，犹如一支长弓，而长江流域经济带则犹如一支利箭，张弓搭箭，确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迈向全球化的大格局。弓如满月，箭在弦上，唯独缺的就是弦上的那个支点。

在这个引弦蓄势的格局上，幅员广袤、发展滞后的西部亟需中心城市作为发力点，这个支点只可能出现在西部。这是历史给予的一个巨大的天时：谁能成为支点，谁就能成为“西部之心”，就能把握西部其后二十年最大的发展机遇。

基于以上的判断，我们（微信公众号：智纲智库）为成都制定了“西部之心·典型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

“西部之心”作为国家层面上的战略选择，毫无疑问只会花落西安、重庆、成都这三大西部城市。其中，西安得天时——六朝古都，展现汉唐之风；重庆得地利——长江中上游特大型城市，通江达海；而成都则得人和，一是领导眼光长远，邀请外脑，抢占先机，更重要的是成都人那种与生俱来的休闲气质。

如果成都能够担当起中国东西部经济联动的主力二传手和主传动轴，成为中国西部的支点，那么将会为其发展带来巨大的张力，让它不再仅满足于做西南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

“典型中国”，其实就是把成都的特色与魅力发挥到极致，把生产、生意、生活、生命、生态全部融为一体，把成都打造成中国的休闲之都。

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很多人对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不无批评，因为在他们眼里，休闲就意味着懒散、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但无论怎么批判，成都人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似乎无法改变。即使在其他城市中的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打拼之时，成都人依然我行我素地在遍布城乡的大街小巷里悠闲地喝着茶、搓着麻将，仿佛成了不思进取的典范。但换一种角度看，这种人无我有的城市气质，反而是成都厚积薄发、打造城市竞争力的“胜负手”。

公允地说，成都人好玩爱耍是真的，但贪图玩乐一说有待商榷。每个城市的年轻人其实都一样，充满了斗志和活力，成都的安逸不是放纵，更多地是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平衡。

如今消费大时代来临，消费就是生产力，成都的经济更是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们当年为成都做策划的关键，就在于调动了它内在的力量：利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把成都这种蕴蓄千年的生活观推出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宽窄巷子”的横空出世。

在为成都做策划时，我就住在宽窄巷子边上的成都房管局招待所里。每天吃完晚饭，我喜欢穿条短裤、踩双拖鞋出来散步，总经过破破烂烂的宽窄巷子老街，看巷内寻常人家煮饭洗衣的日常市井生活。

当时，关于宽窄巷子的未来，政府虽然举棋未定，但基本上已经确立了旧城改造的思路，打算把宽窄巷子进行拆除进行地产开发，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我住了大概半个月之后，成都项目终于圆满收官。

在最后，我明确地对成都领导班子提出，成都如果要对外打造“西部之心·典型中国”，一定要善于留白，对于那些有着深厚历史根源的区域，如宽窄巷子、文殊院等，不能够为了眼前利益就交给房地产商，否则，看似好像能马上赚到十亿八亿的土地收入，但整个城市就会变得平庸无奇。应该把这些地块单独拿出来，打造成为城市名片、文化橱窗。只要把宽窄巷子的价值做起来，周围一大片区域都会跟着水涨船高，这才是市场利益与文化价值双赢的玩法。而且，这种项目根本用不着政府去操心，只要提供一个平台就够了。

为了“宽窄巷子”的运营，我们设计了一套商业模式，后来在中国传得很广：第一，坚决不能拿来做房地产，不能搞土地招拍挂制度。第二，要交给一家运营商来管理。

什么是运营商呢？

我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运营商就像是机关食堂，一不赚钱，二不亏钱，三要人人叫好。这既是机关食堂的特点，也应该是运营商的特点。只要达到这两个标准，不成功都不可能。

城市名片的打造必须要结合城市性格，“宽窄巷子”项目要想成功，深刻理解成都消费城市的特质是前提。像石崇斗富一样，你铺四十里紫丝，我铺五十里彩缎，争奇斗艳、异彩纷呈，把大众的虚荣心尽量调动起来。鼓励爱玩、爱耍、爱炫耀的成都人把天府的审美观、消费观和文化呈现在这片方寸之地中，邀请天下人一起体验天府生活。须知虚荣、贪婪、侥幸均是人性难以避免的弱点，但只要经过合理的利用，反而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强行遏制反而不美。

秉承着机关食堂的开发模式和调动大众虚荣的运营思路，宽窄巷子一经推出，火爆程度远超我想象。成都人民非常踊跃，民俗风情、吃喝玩乐、各种稀奇古怪的店铺都进驻了宽窄巷子。其中还隐藏着一个“白夜”酒吧，是翟永明女士所开，有人称她为“东方最美丽的女诗人”。一到晚上，一帮诗人在里面用成都话摇头晃脑地朗诵诗歌，品评美酒。成了很多男女心中的文艺与爱情的地标，成都的这种雅兴与诗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几为绝品。

“白夜”酒吧的故事很精彩，宽窄巷子中有着这样精彩故事的店铺又何其之多！经过八年的淘选，宽窄巷子终于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圈，乔木、灌木互相依存，让成都的精气神在商业时代焕发新生。虽然其在商业化开发过程中也有一些用力过猛、操之过急，但总体上算是一张成功的城市名片。

作为项目战略策划者，如今回首再看，我们的视野还远不够开阔——虽然判断成都有成为超大型城市的潜力，但其崛起之速度还是远超我们当年最大胆的想象。

数据不会骗人，如今落户成都的世界500强达285家，全国第五，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企后花园，18个领事馆落地成都，仅少于北上广，国际友城和友好合作关系城市高达 93个，由青白江国际物流集散地开往欧洲的蓉欧快铁，让全国汇聚于成都的商品物流浩浩荡荡的销往欧洲。同时其空中丝路也遍布全球，截至目前已经开通国际航线126条，位居中西部第一，覆盖了北美、欧洲、大洋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各大国际城市。

成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追逐财富、梦想的最佳选择。

这一切归根溯源，都离不开“西部之心·典型中国”这个成都魂。尽管几经风雨波折，成都市后来的历任领导班子基本上是按照这个“魂”来走的。这不是简单的萧规曹随，也不是政见之争，而是一种对规律、常识、本质的尊重，最终让成都走出一条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城市之路。

江湖重庆

如果说成都是个大泡菜坛子，那么重庆就像一盆麻辣火锅。同为西南重镇，夏季别名“火炉”、冬季雅号“雾都”的重庆远没有成都那么宜居。拿成都与重庆做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李白曾作五律《送友人入蜀》：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诗中描述的正所谓“巴山蜀水”。“巴山”是重庆的山——纵横曲折、崎岖难行，“蜀水”则是成都的水——江流绕郭，田畴交错。按说重庆也多水，但那是滚滚长江水和滔滔嘉陵江，与成都温柔的、曾经可以浣花涤锦的府南河完全是两码事。重庆山多显阳刚之气，成都水富含阴柔之美，这也正是这两个城市的典型特征。

从人文上来说，自古蜀出相、巴出将，一个是汇聚文人骚客的平原沃土，一个是吸引江湖豪杰的水陆码头。唐代巴蜀地区共出了六十八个进士，属于今天重庆区域内的仅有一个。不过，在商周年间，巴人就作为“雇佣军”参加武王伐纣之战。三千年以降，巴蜀地区出的将军元帅大部分人的籍贯都位于巴国疆域，巴人的尚武与刚烈一览无余。

同样是酒，重庆人卖“巴将军酒”，成都人叫卖自己的“文君酒”。成都有看不完的人文古迹、抒不完的怀古幽情；而到了重庆，则有壮怀激烈的铮铮铁骨和九死不悔的火热激情。这种热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重庆的夏日火锅。

1988年8月，我去四川重庆市采访时任市委书记肖央，气温高达近四十度。可以说中国之大，没有哪个城市比重庆热。武汉虽热，但地势平坦，所以不会出门就有爬坡之累；南京虽热，但绿荫如盖，尚有遮阳遮荫之处；广州虽热，但海风习习，热而不燥。重庆位于山坡之上，任骄阳滥晒，山路高低不齐，时而扶摇而上，时而急转直下，静坐不动已是一身闷热，一动更是大汗淋漓。

令人惊奇的是，酷暑之下，火锅店生意依旧兴隆。从江北区到南岸，从观音桥到解放碑，从城郊到市中心，密密麻麻，火锅店到处都是。香港有“银行多过米铺”之誉，足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比之下，重庆俨然堪称“麻辣中心”。天气本就足够炎热，招待我的朋友却说，越是夏日炎炎，越要吃火锅，这叫“以毒攻毒”的法门。

半信半疑之下，我随着朋友进入火锅店，吃至酣处，我终于体会到了“以毒攻毒”的妙处。汗水顺着脸颊打湿衣衫，浑身毛孔全部张开，剧烈地呼吸火锅散发的味道。这种大汗淋漓的酣畅在冬日是没有的。吃罢出门，夜间的浩荡江风一吹，就像成千上万台风扇对着你的毛孔用力吹拂，冷气钻进身体，游离于每一个细胞，最终化作一声长叹，这才是江湖。

的确，重庆天然是一座江湖城市，如果说成都是农耕文明最典型的聚落形态，那么重庆就是商业文明浸染下八面来风的码头江湖，毕竟从巴国时代开始，重庆的商业属性就远远凌驾于其薄弱的农业属性之上。

从地理角度来看，重庆位于川东岭谷地带，连绵的山脉给农业发展和城市扩张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从飞机舷窗俯视重庆时，曾写下这样的印象：“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

但如果从商业视角来观察，重庆天然就是四川盆地物资的汇聚点。古人逐水而居，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一些人最终选择落脚在这个江河汇流、山水合抱之地。四川全境的主要河流都是以重庆为顶点的扇形展开的。川北、川东的重要城市，可以经涪江、嘉陵江、渠江直接沟通重庆；川西、川南的城市，则可以经由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在攀枝花、泸州、宜宾三城中转，走长江连接重庆。再加上重庆本身产盐，古代聚居于此的巴国人，就是通过贩卖井盐给蜀国和楚国，过上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

不仅对内四通八达，从重庆经三峡到宜昌直通江汉平原，还是四川盆地从水路东出的唯一通道。北宋灭亡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长江中下游日渐富庶，沟通四川盆地和关中盆地的艰难蜀道逐渐被三峡水道取代，重庆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

除了商业上得天独厚，重庆的军事战略价值更加重要。西控巴蜀、东引荆襄、北达中原、南极潇湘的重庆，既是大西南的门户,又是顺江而下夺取东南的关键，既是中原向长江以南推进的要枢,又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军事战略的命脉。正因为重庆在军事上扼关转枢的地位，中国古代秦、汉、隋、宋、元、明、清等王朝均以夺取重庆为统一全国的关键。

宋朝末期，重庆以钓鱼城为犄角，坚持抗元达四十年，大小战斗二百余次。公元1259年，正当蒙古骑兵摧枯拉朽般横扫半个欧洲，罗马教皇惊呼“上帝罚罪之鞭”降临之际，欧洲人突然发现，这批剽悍骁勇的军队竟如潮水般退去了……谁也不知道，连重庆合川钓鱼城上鏖战正酣的南宋军民也不知道，正是他们的殊死抵抗，令号称“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元宪宗）命丧钓鱼城下。正准备进攻莫斯科和埃及的蒙古大军军团统帅们，以及正在中国南方诸省征战的蒙古各路亲王，纷纷原路折返，为争夺汗位发生内讧，席卷天下的蒙古兵锋为此一滞，整个世界的命运也由此而改变。这足见重庆的战略价值。

尽管重庆的交通、商业、战略价值极高，但在农耕时代，成都还是略胜一筹。制约重庆发展的，除了山形险要外，还有三峡的险滩激流。诗篇中的三峡，雄浑壮丽、气象宏大，具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之美，但在一泻千里、船行似箭的诗意背后，则是居高不下的事故发生率，逆流而上的艰辛，以及纤夫们日复一日拉纤在岩壁间刻下的累累纤痕。即使到近代三峡航运依旧时有事故发生，更何况技术落后的古代！因此，川江水道始终无法得到最大化利用，重庆也只能以功能单一的地方军事重镇形象示人，长期居于成都之下。

重庆真正大放异彩，开始进入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开埠事件。

在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正式进入了近代社会，列强的经济殖民开始进入中国。当时的主要交通网络是水路，所以开埠从沿海、沿江开始。在近半个世纪的耕耘后，列强终于盯上了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重庆。

早在开埠之前，英国领事就曾预言：一旦重庆实现开埠，将在短时间内变成“华西之上海”，毕竟一旦打开重庆大门，那么四川平原就唾手可得。富庶繁荣、消费发达的成都，既是重要的原材料产地，也是尚未被染指的商业处女地，以此为跳板，可以辐射西南全域，因此，开埠重庆成了列强志在必得的目标。

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重庆人民对于外来的新鲜事物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与热情，日益繁忙的交通运输也让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开埠作为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的经济殖民手段，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

为了满足商贸需求，重庆开始出现庞大的金融服务网络，具有近代金融色彩的票号与银行层出不穷。火柴业、纺织业、矿业等企业也相继兴办，城市风貌也逐渐为之一新。由此而形成的浓厚商业氛围和扎实的工业基础，使得重庆在近代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军事、金融重镇，后来还被赋予了陪都、直辖市等重要历史使命，可以说出尽了风头。三教九流，龙蛇出没，也让重庆的码头色彩更加鲜明。

作为一座既经商业浸染又有军事磨砺的大码头，重庆自然沾染上了浓重的江湖气。

晚清民国时期，川渝一带的袍哥会，与中国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的青帮、洪门并称为“天下三大帮”，号令江湖。据说，“袍哥”之称源于《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一句。性命交兄弟，情义大过天，何况两件衣衫——这就是袍哥的气节。这种介乎官民之间的，人人皆称兄道弟的，不讲级别上下、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二字的袍哥文化，正是重庆江湖气的写照。江湖气也是重庆的精髓所在，其中既包含了契约精神、义气、勇敢、坚韧等特质。也包括火爆冲动、是非不分、丛林文化甚至某种亡命之徒的色彩。

重庆江湖气的由来，还可以归根于其条件恶劣却又八面来风的自然环境。巴山纵横，江水浩荡，逆境出英雄。越是生存境况不佳的地方，越容易生长出张扬的激情与不凡的志向。

早在先秦时期，重庆就是诸侯国巴国的都城，巴人尚武、爽直的性格特点，虽然经过了历代移民的演替嬗变，但一直浸染着生息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千年以降，这座大码头走出无数冲锋陷阵的猛将，诞生了江湖义气的袍哥，走出了肩挑背抗的山城棒棒军，也形成了是与非、对与错之间广阔的灰色江湖。

曾有一段时间，重庆出现一股非红即黑、非此即彼的潮流，携杀伐果断之威，试图让翻滚沸腾的火锅变得清澈见底，泾渭分明。

殊不知一个城市的气质和文化精神是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核心竞争力，任何刚性的政策和手段可能压抑之、扭曲之，但不可能强制改变之。想要净化江湖的人最终在江湖冲刷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只余一句“逝者如斯夫”的浩叹。

重庆的江湖气孕育了热血男儿，也孕育了闻名全国的重庆美女，到重庆不“打望”美女便不算真的到过重庆。在解放碑前，男性东张西望，女性精心打扮，热闹非凡，这“打望经济”的潜力甚至超过法国巴黎的“T台经济”。

重庆女人不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一道城市风景。人们谈到重庆女人，往往有两个印象，一是重庆出美女，二是重庆的女人像男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判断，恰好暗合了重庆的城市气质。

在巴蜀地区，有一句俗语在民间广为流传：成都的男人像女人，重庆的女人像男人。

此言虽有些一概而论，但的确有几分道理。“成都女人一枝花，成都男人耳朵耙。”成都男人怕老婆的故事之多，在中国大约数一数二。成都男人和上海男人，应该是中国最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说话腔调柔和，不紧不慢，爱好下厨，动不动就与围裙相伴，与炒锅相随。而重庆女人的热情果敢、阳刚霸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次到访重庆时，就已亲身领教过。

重庆人在酒场上喜猜拳，尤其是在穷街陋巷的小店里，更是划拳声不断。其间对阵者不止须眉男儿，更有妙龄少女。男人只着短裤，赤裸上身，让阳光、酒精、麻辣重炙下的汗水顺着裸露的肌肤哗哗下淌；女儿家也仅多件背心，止不尽的汗水渗透薄薄的蝉衣，露出雪白的大腿，甚至有走光之虞。在那个纯真年代，尚年轻的我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异性的大腿，一时颇有些尴尬，可重庆姑娘们却丝毫不在乎，大马金刀踩在凳上，继续酒场厮杀，这丝毫不弱于须眉的气势，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至于为什么重庆的女人如此个性张扬？我想是因为重庆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生存殊为不易，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光靠男人撑不起家，女人自然就变得强悍了起来。而且重庆自古多战乱，在这种背景下能够延续的血脉，妇女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天灾、人祸反而造就了重庆女性的独立个性。

至于重庆为什么出美女，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混血形成优良基因，是美女频出的最直接原因。其实历史上重庆并不产美女，重庆本地的土著巴人属于古羌族，身材偏矮、皮肤黝黑，也鲜有美女的记载。按照遗传学的观点，混血儿多出美女。重庆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大量外来人口与原住民不断融合，再加上近代开埠后，重庆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四面八方、三教九流均汇聚于此，混血形成了优良基因。

第二，地势原因。平原上生活的人很难理解山城的概念，错落复杂的山形地貌注定了重庆姑娘从小就得爬坡上坎，天天锻炼，自然练出婀娜多姿、曲线玲珑的身材。

第三，气候和环境促成的。重庆依山临水，两江夹市，日温差不大，全年无霜期长、雨量丰沛，而且素有“雾都”之称。氤氲水汽滋润，再加上日照少，所以重庆女人往往皮肤很好。

除以上原因之外，我觉得与其说重庆出美女，倒不如说自信出美女。走遍中国的这些年岁里，我也曾接触过不同地域的美女，各自风韵不同，气质各异。抛却容貌、身材等通俗标准，气质之美是评判美女的重要指标。如果说成都女人如水，百转千回、温柔婉约，那么重庆女人就如同美酒，重情重义、豪爽刚烈。两者各有美感，但如果从社会层面来看，重庆女性多有自己的事业，男人们也往往乐于支持，所以重庆出了很多女强人，这也更强化了重庆女人的自信风采。重庆女人固然喜欢他人对自身容貌的夸赞，但更喜欢别人对自己能力的认可。

我和出生于重庆的中国女首富吴亚军是多年的好朋友，她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重庆女人特质：勤勉、干净、谦虚、有韧性，从不沾沾自喜，时刻居安思危。相交近二十年，她不停刷新我对“女子能顶半边天”这句话的理解。也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真正代言这座江湖之城的，与其说是充满阳刚气的重庆男儿，或许更应该说是巾帼不让须眉的重庆女人。

重整河山

谈完重庆印象，我和重庆最深的渊源，还要从一场江边夜话讲起。2019年我受朋友邀请再度到访重庆，看着璀璨的江边夜景，感慨万千，不由想起当年的故事故人。

2006年，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即将全线竣工。同年底，应重庆市政府邀请，“智纲智库”（微信公众号：智纲智库）介入了大三峡旅游发展战略。

三峡大坝总投资近两千亿元。移民总量史无前例地超过一百二十万人，重庆承担了全库区移民搬迁任务的85%，涉及十六个区县。三峡大坝即将落成，以一国之力为三峡输血的时代行将结束，三峡库区怎样才能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如何解决？无论是环境治理、地质灾害治理还是城市发展都需要资金，库区经济下一步的增长点在哪里？

三峡大坝改变的不仅仅是地理环境、生态环境，而且还有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三峡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一场矛盾错综复杂、漫长而痛苦的征程。

2006年底的一个夜晚，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特地请我吃饭，席间他讲了个有趣的小故事。重庆作为水陆码头，来往旅客如云，但几乎所有游客到了朝天门以后，就坐上船离开了。

重庆市专门为此开会：怎么把游客留住？至少也得让他们吃顿火锅，能住下来更好。但怎么留住游客，想了半天没招。万般无奈之下，市政府只好下发文件，要求所有游船必须晚上八点以后再开，逼得游客在附近吃饭。但黄奇帆也明白，行政手段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听完黄市长的故事，我说道：“我走遍了全世界，没有哪座城市有重庆这样的立体感、节奏感和流动感。在重庆直辖近十年后的今天，旅游已不是撒点胡椒面——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富民兴邦、城市营销的重要手段，也是城乡统筹、重整河山的重要抓手。晓以时日，如果我们真的能把库区和城区打通，山城与水面打通，从上往下看，舟楫纵横、流光溢彩，从下往上看，更是万家灯火通明的‘天上街市’，重庆将会打造出世所罕见的奇观。”

这场夜话过后不久，我们正式介入了大三峡策划。花了七天时间彻底走完三峡后，我深刻地认识到工程建设完成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必须要以国土整治的思路通过大旅游、大策划、大投入、大项目、大营销，才可能让三峡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何为国土整治？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随着“二战”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无一例外都深刻思考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国土整治。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崛起，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起西方国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情况虽在所难免，但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也必将经历“原始生态—破坏生态—再造生态”的过程，也就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国土整治。

国土整治，首推大江大河的治理。究其原因，大江大河沿岸往往是人类居住、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在工业化初期发展过程中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长江自古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黄金水道，新国土整治运动将为三峡带来契机。在我们看来，大三峡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国土整治的破题点、闪光点和示范点。

在这场国土整治中，振兴旅游毫无疑问将是三峡重整山河的最佳手段。作为长江精华所在，三峡一向是千古英雄折腰之地、无数骚人吟咏之处。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三峡旅游业近年来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人们往往会归罪于三峡大坝的修建淹没了许多名胜古迹，导致三峡对游客的吸引力下降。的确，三峡蓄水之后，“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景象不复存在，但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大坝本身，而在于对旅游观念理解的严重滞后。

以传统旅游的眼光来看，最美的三峡已经在水下了，但如果用现代旅游的眼光来看，蓄水之后的三峡将是一座长达六百公里、最宽处达两公里、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的峡谷型水库区。多出一条黄金水道，也多出了许多可以腾挪施展的新空间。如何进行新空间的塑造，将成为三峡旅游重现生机的关键。

因此，在最终提交的“重整河山——大三峡旅游再造策划案”中，我们明确提出了“游轮也是目的地”的主张。无论游客从哪个地方来，到了豪华游轮上，既可以饱览高峡风光，又可以享受各种现代设施。到达每一个景点，或是丰都鬼城，或是巫溪、巫峡，都可以离船上岸进行游览。（微信公众号：智纲智库）

正所谓“观光没有目的地，休闲才有目的地”，新三峡的旅游不再是沿江的一条线，而必须点、线、面相结合，把以前分割的景点变成一个全局性的思路。

纵观国际大河，无论是尼罗河、莱茵河，还是多瑙河，无不高度重视游船的拉动作用。三峡自然风景资源和沿线民俗、文化、城市，绝对可以媲美任何一条国际大河，只是在游船的质量和服务上有差距。

随着三峡游船数量和档次的提高，三峡成为世界级休闲目的地并非遥不可及，重庆也将因此而迸发出新的活力。

匆匆十余载过去，如今的重庆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魔幻网红城市，每到夜色降临，“天上的街市”大放光彩，江面游轮交相辉映，游人如织、朝气蓬勃。不知当年苦恼于强留游客吃顿便饭的黄副市长，是否也会像我一样感到欣慰？

火锅话巴蜀

火锅是风靡巴蜀之地的共同爱好。成都和重庆的区别，从这股火锅旋风中也可一窥究竟。

川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历史上的巴蜀虽为“天府之国”，但劳苦大众依然很贫穷，川菜中许多叫得响的，多来自民间，甚至是底层阶级的创造物。火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火锅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如今风靡全国的麻辣火锅，则发源于清末民初时期，是重庆嘉陵江畔、朝天门等码头上讨生活的船工纤夫们喜爱的街头大众饮食。

最开始的火锅食材大多是牛羊下水，盖因朝天门码头有屠宰牲口的屠户，宰牛后只要牛肉、牛骨、牛皮。内脏等一概不要，任其顺江飘走，岸边的水手、纤夫们将其捡回，加入辣椒、花椒等调料一锅煮，没想到竟然鲜美无比。

日后逐渐有人经营起这门生意，而且几乎成了中国最早的自助餐。涮菜用的锅以铁片纵横分为九宫格，食材均放在碟内，食客自备酒水，自选一格，站在摊前，且烫且吃，最后按空碟子计价。这种廉价实惠的，又能驱寒、祛湿的吃法，迅速受到码头力夫、贩夫走卒和城市贫民的欢迎，名声也流传开来。

但是，声名远扬并不代表能登大雅之堂。重庆人虽然发明了火锅，但失之于粗拉，在早期，店家使用的汤底经年不换，所以被称为“老灶火锅”；再加上当时的火锅多在猪圈旁的平整之地上搭棚开灶，因此也被称为“猪圈火锅”。

1980年我第一次去重庆，专程去老灶火锅店体验，一是解馋，二也是慕名来访。

逼仄的火锅店内，一个老头和几个年轻人共用一锅，黑红黑红的汤底分成四五格，老头默不作声专心吃，年轻人们却在吆五喝六地喝酒划拳。稍一观察，就发现这老头在悄悄使诈，他放进锅里的都是五毛钱一碟的豆芽白菜，捞出来的却是鳝鱼、鹅肠、毛肚等稀罕物，而旁边那些年轻人却只能捞起豆芽白菜。

原来，这些年轻人把好的菜品往锅里一倒后，就只顾着喝酒划拳，老灶火锅的九宫格底部连通，老头用筷子慢慢搅拌，只要使对巧劲，就能让年轻人的格中的鳗鱼、毛肚“游”过来，让自己的白菜豆芽“游”过去。我心里不禁暗想，游来游去的恐怕不止食材，而且还有不知多少食客前赴后继的口水吧！

不管是“老灶火锅”还是“猪圈火锅”，好不好吃且不说，总归难登大雅之堂。真正将火锅推向五湖四海的，还是成都人。

在成都这个典型的消费社会中，公子哥们吃腻了山珍海味后，也要吃一吃下里巴人的火锅尝尝鲜。被火锅的美味折服后，成都人不但接受了火锅，而且将它进一步提炼升华，去粗取精。

成渝火锅不仅做法不同，连吃法也不大相同。成都火锅讲究“麻辣鲜香”，味道更细腻、讲究，层次感更强，不仅涮的菜品多，摆盘也精致好看；而重庆火锅则注重“劲爆火辣”，原始的“码头食物”如毛肚、黄喉、鸭肠、老肉片一如既往都是必点菜品。同一顿火锅，成都人吃的是饮食之乐，重庆人吃的是通透之爽。成都火锅的桌上很少有酒，大多是佐餐用的小瓶豆奶；重庆火锅桌上则是无酒不欢，兄弟义气、手舞足蹈、狂饮高歌，不尽兴不罢休。

一个小小的川味火锅，就能折射出巴蜀文化的独特韵味：重庆人受“码头文化”的深刻影响，富有激情，同样擅长创造，但缺乏精细；成都人乏于拼搏，喜欢享受生活，带有浓重的市民文化色彩，追求品位与格调。巴人创造出来的火锅，经过蜀人之手精心修饰，珠联璧合，方能打遍全国，冲向世界。

巴蜀道源

成都与重庆这对欢喜冤家，看似阴阳相对、泾渭分明，但其本质的生命观、精气神可谓殊途同归。

毕竟巴蜀文化曾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四川盆地这个半独立地理单元内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两者早已不可分割，互相浸润、共享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正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观、生命观和世界观。

多年前，我曾偶遇一位成都的官员，他名片上的头衔居然是道教博士。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道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观。这种生活观总结起来就是三个词：顺应自然、敬畏规律、珍惜当下。”

后来我才了解到，坐落于成都西部的鹤鸣山，就是传说中的道源——东汉时张道陵在这里创建了天师道。在考察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的诞生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令我疑惑不已：为什么张道陵会不远千里，从故乡沛国丰县辗转来到蜀郡成都，并在这里创教？巴蜀这块神秘、神奇的土地到底赋予了道教什么？

四川能成为道源，有其深刻和广泛的社会原因，一方面是和当时四川地区堪舆学的风气盛行和黄老道术的流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神仙方术和巫术的盛行有关。反过来，道源对巴蜀文化影响颇深，这更多地体现在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上。

2008年5月四川西北部的汶川发生大地震后，国外有媒体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名男子把在地震中遇难的妻子绑在背上，用摩托车载回家。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背婆娘。”“背婆娘干什么？”“背回家去埋。”

那张名为《给妻子最后的尊严》的照片打动了世界。外人震撼也罢、悲伤也罢，男主人公却很坦然，不会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也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在他看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既然是天意，自然无所谓悲伤。

那个男子身为普通百姓，其做派却暗合庄子“鼓盆而歌之”的生命观。这也是巴蜀地区的共同特点：“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即使办白事守夜，麻将摊也在灵前支起来，亲朋好友们打个不亦乐乎。

不管是成都人还是重庆人，乃至扩展到整个巴蜀地区，其文化中都有着相同的道家色彩：好享乐、尚自由、不畏死、不避祸。

成都人爱把“安逸”“巴适”挂在嘴边上，只要过得去，就不必太过复杂。这种达观背后的精神内核，正是顺应自然的生命观。

重庆人的性如烈火、快意恩仇、精彩每一天的背后，同样是面对江河奔流，逝者如斯、追寻逍遥自在的大解脱。天地不仁，人生无常，自然无须一惊一乍，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只不过一者选择享受生活之乐，一者选择张扬生命之美罢了。

成都与重庆，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静一动，互相依存，互相攻讦却又始终山水相连、水乳交融，最终形成了这幅造化天成的巴蜀太极图。

阴阳相济，造化万物，巴蜀双城记的未来也在于此，巴蜀文化间的互补性远强于对立性；所谓的口水战，更像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交流方式。

伴随当下交通环境快速迭代造成的“时空收缩”效应，地理上的优劣势被快速弥合，金融流、人流、信息流正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流动，巴蜀的合作竞争将不再囿于西南一隅，而是会突围地域限制。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广阔舞台，正期待着巴蜀联合奏响一出更加精彩的阴阳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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