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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核总公司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完成了二二一厂的退役工作，这段历史可能是很多二二一人都刻骨铭心的。
1994年夏随吴邦国副总理考察青海，在西宁宾馆合影。左起尤德良、吴邦国、张华祝。
我在哈军工学的是最绝密的专业
我是哈军工毕业的，当时哈军工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我1959年入学，1964年毕业，学的专业就是原子能系（二系）的核弹头设计专业。
1959年的时候，苏联援助的专家还在，陈赓大将是哈军工的院长，我们这个专业是学院最绝密的专业。入学3个月军训结束后，几千名新学员在大操场集合，宣布分配各系的名单。差不多所有的新学员被各系带走了，只剩我们几十个人没有被叫到名字，孤零零站在操场，不知是咋回事，心里直打鼓。
后来我们被一位大校（后来才知道他是五系即导弹工程系主任戴其萼）带到一个办公室，大校非常神秘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学的专业是我们军工最绝密的专业。我们被分到二系一科一专业，从哈军工大门到我们系、我们的专业教室，岗哨就有5道。上课所用书籍和笔记作业本等用具，下课后，都要装到保密包送到保密室封存，用时再取。对外通信必须经军邮，地址是邮箱代号不能暴露真实地址，更不准说自己学的专业。我们学员出学院大门办事，要求二人同行，事先请假批准，事后销假汇报。因此，在哈军工念了五年书，真正进城屈指可数。
1964年8月，哈军工毕业照片
我们这个专业，原定要学8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变成了5年学制。原定由军工教员教我们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请苏联专家来教。苏联专家一撤，我们就只能学到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就没人教了。我们所学的专业是核弹设计，结果毕业了，还不知道原子弹、氢弹是啥模样。
“两弹”专家开会，又是推公式又是争论
1964年8月毕业，我脱了军装，复员转业，被分到北京二机部九院理论部搞研究设计。邓稼先是主任，周光召是第一副主任，于敏、黄祖洽、秦元勋、何桂莲等六七个人也是副主任。当时，正值原子弹武器化和氢弹攻关阶段，我一开始在理论部12室搞反应前力学分析，室主任是李德元，后又调到一室107组做二维方法探索。
大约1965年底，理论部一室主任找我谈话，传达理论部党委要调我到理论部机关工作的指示。我离开一室到理论部机关工作，负责理论部党委书记与主任专家会议的联系工作。当时保密管理严格，一个副主任管一个研究室，不同研究室组的工作人员之间不能私下交流各自的工作内容，只能副主任们开会的时候交流。事后回忆，我当年从研究室出来挺好。别人都是只掌握一个研究方向，我参会可以了解更全面的情况。另外，跟那些大专家一起开会，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时候开会，大家都畅所欲言，讨论的时候无所顾忌，你正发言，另一个就上去说不同观点，又是推公式又是争论；这个刚在黑板上写了公式，另一个就上去说：“你这不对。”就要擦了重写。那个就说：“你别擦，我等会还要用呢。”这个就在黑板边上另辟个地儿推导自己的公式……总之，当时开会的氛围非常活跃民主。
当时是氢弹原理突破阶段，很多问题都需要摸索突破。那时候直到晚上12点，整个理论部办公楼一直灯火通明。那个楼从外观看其实很一般，但是那时候除了主管九院工作的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部长刘杰及部机关主管局外，其他人都不允许进花园路6号院。
二二一厂为什么要撤？
1974年，二机部组建二机部九局，负责组织协调核弹头的研究、试验、生产、定型、交付部队的管理局职能，下属单位是一院两厂（九院、二二一厂、903厂）。1974年9月，我从九院九所调到九局工作，时任局长赵敬璞、副局长吴际霖。在此期间，经历了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二机部变成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局也相应的变成军工局、军用局。1987年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办发（1987）40号文，撤销二二一厂，明确撤厂工作由核工业部全面负责，各有关地方和部门积极配合。我在中核总公司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完成了二二一厂的退役工作，这段历史可能是很多二二一人都刻骨铭心的。
为什么二二一厂要撤掉呢？一是十二大以后，我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科研整条战线都要压缩，所谓“缩短战线，突出重点”，这样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二二一撤厂的前提。二是武器部分三套变一套。二二一基地是1958年苏联专家帮着选的，很不具有隐蔽性。在缩短战线的国家要求下，核武器这块也要从3套（二二一厂、902、903）变成1套，要把二二一、902和903合并成一套。
现在回过头来考虑，如果当时二二一厂不退役，而是直接转民，首先就要搬下来，而二二一就地转民的条件不是很好，当时中核总也做了很多探索，如“扛着大旗下山”接手正在筹建的郑州汽车厂、连云港碱厂，到青岛黄岛、河北廊坊征地建厂选项目，将二二一厂连同中核总建工企业一起交给首钢等方式。这些路径都做了探索，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
“40号文”估计不足
1987年6月24日，中央下发了40号文件，决定撤销二二一厂。在这个文件里肯定了二二一厂的历史贡献，另外明确了按照军队“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做好二二一厂的人员安置工作；撤厂工作由核工业部全面负责，3年内完成任务，各有关部委和地方要密切配合。
接到40号文，当时核工业部的部长蒋心雄和刘书林、李定凡到二二一去宣讲文件精神，让大家统一思想。为了加强领导，部里由李定凡副部长、刘书林顾问负责，成立一个撤厂的领导小组，我是小组成员。另外成立了一个调整办公室，我任主任，核工业部人事、 财务、计划、保卫等几个局参加工作。二二一厂也成立了科研生产和撤厂工作两条线的领导班子和调整工作办公室，下设职工安置、核设施退役处理、基地移交等三个领导小组。另外，核工业部跟青海、安徽、山东、河北等几个集中点的省政府都签署了协议，共同协调办这个事情。
40号文要求干3年，实际这个事情一干干了六七年，为什么？一个是这个事太复杂了，是个系统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建厂还难。撤厂任务分为人员安置、核设施退役、基地移交和118外贸出口任务。特别是人员安置这块，特别难推进——3万多人口必须安置地方，在职的职工得有工作，还得有房子住，孩子还得有学上；第二个是二二一厂退役光确定人员安置方案就用了3年；第三个是当时国家正在搞改革开放，1987年下40号文的时候，还好一点，后来各地市场经济观念渗透后，各个接收安置人员的地方要价越来越高；第四是原来的资金准备也不足。原定撤厂资金需要5亿元，国家给3亿多元，剩下的变卖厂里设备凑1亿多元，但这些资金远远不够；第五是全厂职工和家属既是安置对象，又是撤厂工作的参与者。
关闭撤销核武器研制基地，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可借鉴。其困难和复杂程度可想而知。40号文件下达后，执行落实的困难和问题不少。中核总只能一边执行落实40号文件，一边请示国务院有关部门补充完善撤厂的相关政策。
“适当集中、合理分散”
作为中核总二二一撤厂办公室主任，我去青海二二一厂做撤厂动员。在二二一厂大礼堂，把全体员工包括离退休职工请来，我动员大家“哪儿来回哪儿去”，先自愿报名。
别看二二一厂的生活条件艰苦，但职工们好多都不愿撤，一是他们对那个挥洒青春和热血的地方有感情。二二一最终撤厂的时候，职工们把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毛巾、手套等劳保用品摆放得整整齐齐。
另一个是因为按照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很多人的户籍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回去以后工作生活都不好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核工业部决定把40号文件变通一下，把“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改成“适当集中、合理分散”。
1992年9月我同国办秘书局郭允冲处长，与海北州州长商谈基地移交等问题，在西宁宾馆合影。左起副州长、郭允冲、尤德良、卓玛（海北州州长）。
所谓“适当集中”有四个集中点，一个是西宁杨家庄（主要是原来二二一厂家属的居住区）和山东淄博刚建的化纤厂，另外就是安徽合肥（这里安置的在职职工最多，有轮胎厂、钢铁厂、化工厂、研究所等）和河北廊坊（二二一把一些设备拉到廊坊，建了仪器设备修理厂）。后三个地方主要安排在职职工，因为有项目，有工厂。
开完动员会以后，二二一厂职工先自愿报名，协调办公室再进行审查，不符合40号文件的就放到集中点，分到集中点也存在子女上学、家属安排等问题需要落实。基本落实之后，再到上报国务院，最终形成中央批准、12个部委和中核总上报的“两个安置办法”。这两个办法明确了“相对集中、合理分散”原则。后面还附了每个省的分配计划。这个分配计划要跟职工报名吻合在一起，这样才能落实。
当时国家规定用5亿元资金完成撤厂工作，但实际上，5亿元根本不够。不管离退休还是在职的，住房需要给钱，子女上学安置需要钱，总之，还需要再有5亿元才能解决安置问题。一些被指定要接收二二一职工的地方就提出来，没有钱，给贷款也可以。我就找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周正庆行长，向他汇报安置二二一职工，还需5亿元资金，财政部不再拨款，只有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贷款给这些安置省市发放贷款，按农业贷款利率计息，还款期是15年。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经济还很紧张，周行长说这么低息又这么长时间、这么大数额的贷款，从来没办过。因为是安置二二一厂职工特殊需要可以考虑解决，但必须有国务院领导批示才行。当时，分管银行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两个安置办法下达也是他协调的。我拿着中核总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找到王书明。王书明批示后，又请邹家华副总理批示，中国人民银行接到批文后，才向有关省市下达贷款额度指标。
人员安置的方案反反复复做了3年，到1993年11月底，才把人员妥善安置到4个集中点和其他各省市，98%都安置完成。安置后的二二一厂人员分布在全国27个省市的532个县市。
二二一厂人员安置背后的故事
二二一厂撤厂人员安置是一个大工程，是系统工程，背后有一些故事可以讲。
从起草安置办法到安置办法的两个文下发，经历了大约3年的时间。起草到修改3轮，这中间还要征求各方意见，当时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组织会议，又把12个部委找来讨论，讨论之后再次向国务院副秘书长汇报。
整个撤厂过程历时近7年。这个工作前后经历了两位副总理邹家华、吴邦国，四位国务院副秘书长协调，分别是王书明、张左己、金人庆、石秀诗。而我本人，为了把人员安置的问题解决好，曾经“骚扰”过不少国家领导和地方上的领导干部。
那时候为了解决搬迁资金的问题，我把国务院秘书局所有领导的门儿都摸遍了。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那时候我就是好几次大晚上八九点钟跑到他家去敲门。他开门就问我：又遇到什么问题了？
左起石秀诗（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尤德良
人员安置的问题，就是像这样一点一点解决的。
我在二二一基地搞人员安置工作时，根本睡不成觉，很多人的志愿变来变去，还有的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迫害后要求落实政策，还有的以工代干……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我晚上睡不成觉，只好在招待所让人给我准备一辆自行车，等到暂时没人来了，我骑上自行车跑到二二一厂计划处一个房子，那里有一张简易床，我到那儿能休息一会儿。那会儿，人员安置的问题真的特别难。
历史不能假设，亦不能复制
我认为，对于二二一的撤厂安置工作，当时国家是尽了最大的力量，核工业部（中核总）也把国家的政策用得足够充分了。超出40号文件规定的如资金问题，人员相对集中，北京、上海特殊照顾特批，离退休人员管理由民政管理改为中核总组建二二一退休人员管理局负责等也都想办法解决了。
当时从二机部到七机部，这些军工企业，全部都要关停并转，不是只有二二一面临撤厂退役。另外，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又前后下了好几个文，协调这个事，这也是空前绝后的。
第二排左起第五为龙念，第六为尤德良
当时的四〇四和八二一核燃料厂按国家要求转民的时候，这些厂的人都羡慕二二一人，觉得起码国家把他们的去向和退休都管起来了。事实证明，四〇四、八二一这些厂子熬过军转民的困难时期，在新时期也迎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所以历史无法假设，核工业的这些单位，当年是应该军转民还是完全撤销，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同样，历史也无法复制。后来，新疆核试验基地缩编，人员安置也曾想按照二二一撤厂的这种方案来办，国家没有答应，认为代价太大，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当时二二一是历史的特例，有那么多国家领导的关心，其他基地都不可能再复制。
◎ 尤德良口述 杨金凤 整理
（尤德良，1964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毕业，分配到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工作，参与原子弹武器化和氢弹突破等工作。1974年9月从九院九所调到第二机械工业九局，先后在核工业部军工局，中核总军用局、办公厅工作。1997年调到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工作直到退休。曾任二机部九局处长，核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核总军用局局长、办公厅主任、中国核工业报社社长，核工业部（中核总）221厂调整办主任，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党组成员、第一副总经理等职务。在担任核工业部（中核总）221厂调整办主任期间，在中核总领导下，会同军用局，协调有关司局，组织领导完成了二二一厂基地退役、移交、人员安置和筹组二二一管理局等工作。）
来源：中国核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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