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报道,以事实达成真正共识/《三联生活周刊》好稿榜

疫情报道,以事实达成真正共识/《三联生活周刊》好稿榜
2020年05月24日 18:02 三联生活周刊

文|《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李鸿谷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是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来,最大型的一次报道行动。严格说来,疫情现在仍未结束,报道还在继续中。只是,目前它未占据注意力焦点而已。

与过往不同,这次报道,主战场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我们的现场报道,主要通过微信公号发出,以它为龙头,形成了包括杂志或其他新媒体在内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矩阵。我今天的回顾,以杂志好稿评述为核,集中分析我们的报道,在何种环境下进行?我们如何操作,探索了什么,创新何在?还有对未来的思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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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原创报道

👉《三联生活周刊》新冠肺炎系列报道

从1月22日起,我们刊发于微信的报道描述了新冠疫情前期的主体情况。尤其前三篇报道,充分揭示了这场疫情早期的事实及基本特征,于是后来被不同的媒体,以不同的形式再演绎。

这场疫情的核心角色分别是病人、医护/战士、病毒/敌人——我们的报道,以他们为对象,以问题为导向,逐步发现、记录与报道疫情的形状。我们的策略是:发现、研究具体的问题——比如“3亿只鸡的断粮问题,由此供给具体的事实内容。我们基本上不作全局性的概括性的报道,也不对具体的事实作抽象的观念提炼。就这些报道来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复盘,那些具体问题,以及记录下来的具体事实,都在事件进展的节奏点上。或者换言,我们的记录与历史的进程同步,这份职业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知情权的那部分责任,在这个时刻有了真实的担当。这是职业高光的时刻,它是我们很偶尔才会有的职业崇高感的体验。

当然,这些报道也很清晰地记录了疫情初期的混乱。混乱何来?我们早期的应对,何以失去关键的20天?这是疫情早期,有关方面应当回应的公众关切,并由此抚慰公众情绪。很遗憾,作为报道者,我们没有看到正面,甚至局部的回应。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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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

我们进入报道两周后,即2月3日,周一,大多数机构开始上班。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介入疫情管控的力度在迅速加强,各地医护人员纷纷赶赴武汉与湖北,武汉与湖北主要官员更换。当然,这种加强是全方位的。与此同时,又有一批媒体进入武汉疫情报道前线。失去的20天,早期的无序……媒体之前揭示的事实,在新进入的媒体群里,被再一轮地重复并放大。管控与新进媒体加大声量的传播,在此际相遇,结果,“恐慌的传播”被认为无益于正在好转的局面。早期媒体报道形成的自然秩序,由此中断。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否愿意接受,此次疫情报道的窗口期已经结束。

接下来的故事,是传统版本。难以获取事实,而多以民众情绪与舆论风向为传播内驱力的自媒体登场。曾经由专业媒体主导的事实发布,以及由此形成的舆论场,此刻转换成自媒体以意见为主体的众声喧哗,其中“问责”声最为响亮。由此,事实的供给,尤其如前期那样跟得上事件发展进展的事实,逐渐稀缺。不再有事实的增量,那些混乱时期的“存量事实”,开始成为无数的意见的“武器”。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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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的选择与好稿评述

按出版周期,2月10日,《三联生活周刊》截稿。前述种种,就是我们的现实。这个时候,杂志如何完成自己的内容生产?

此次评选出来的好稿,就是我们选择之后的结果。现在逐一评述:

《新冠肺炎,医院的节点》👈

好稿提名 / 王珊

作为第一批到位武汉现场的记者,王珊的报道,为公众知晓这一疫情,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事实。大家看下前10天微信报道即可知。这篇报道,对于王珊或者编辑部来说,是一个从个案到局部整体的过渡。

王珊选择了医院作为观察对象,记录疫情的演化路径。

1、医院接诊病人的发现,危险被一线医生认识的过程。

2、病例的送报与信息的传递,这个过程信息的延宕与损耗,以及因此迟迟无法形成的制度性应对。这是此次事件最为关键的“节点”,目前它并未清晰,仍值得挖掘事实。

3、疫情信息与传递的损耗,事实认知可能的不充分,以及匆忙的公共政策选择,由此而导致的医疗挤兑。

4、大量的病患涌进医院之后,严重的资源匮缺。

医务人员身着防护服接诊(中新社供图)

这是一篇思路清晰,叙述有序的报道。它既是对我们前面微信报道的“综述”,但却又差不多提供的是全新的事实,并不容易。尤其,如前述种种变化,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硬报道这一部分,但王珊仍向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报道。

后来,在与编辑的沟通之后,王珊也尝试着去做了“追责”的报道,显然,即使两个月后,作为记者,我们仍无法挖掘到足够的事实来拼接具体的责任链环。美国9·11事件三年后,总统授权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才完成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寻找事实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责任认定当然更难。发现事实、敬畏事实,这才是这份职业真正的基石所在。当然,这与舆情的问责思潮,以及有关方面需要应对,并不冲突。只是,任何职业皆有其边界。

《封城前后,武汉时刻》👈

好稿 / 吴琪

真正的挑战,是我们杂志第一期疫情报道,如何做主文?

在我与吴琪讨论主文如何布局时,我提出的要求是,她需要作为叙述者进入文章。最早进入的报道者、三联生活周刊疫情报道的主导者,尤其还是武汉籍贯、回家过年遭遇新冠,这种种,对我们理解疫情,是有利的因素,还是阻碍?如果我们以刻板的“客观标准”——那种全知视角、宏大叙事为我们的基本准绳时,这些因素可能是掣肘。因为她的身份,可能让她形成偏见,而不能“超越与冷静”。但如果尊重事实,这场可能改变世界的大疫情,我们在事件的起点时刻,甚至直到现在,也远远无可“全知”而进行“后置叙事”,最多局部而论,那么,我们必须诚实承认叙述的个人性。何况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是由记者,那个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观察记录——主观行为而来。这是职业的深度思考与路向选择,它对于三联生活周刊,非始今日。

所有的思考,都需要答案——由那篇完成的主文给予是或否的结论。

三个个人性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你不要穿过医院,戴了口罩也不行,全是病人,千万不要从医院里边穿过来。”(1月22日中午,采访的医生的嘱咐。)

像以往每次离家一样,爸爸和弟弟把我们送下楼……也是像往常一样,我妈已经迅速从客厅赶到了阳台,她嘱咐我们注意安全的声音,从头顶上飘下。我抬头,讨厌的树!已经长得这么高,遮住了四楼阳台。这次我觉得我一定要退后几步,看到我妈的脸!(封城前离开武汉的家。)

武汉封城以来的第一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干也干不了。

8岁的女儿有些惊恐,跑过来问:“妈妈,你怎么了?”

我问:“妈妈好像没有家了。”

无常,让我们惊觉日常的价值。

回想起1月17日,我坐着高铁回家,心想这恐怕又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春节吧。

原来,平淡的生活才真的了不起。(全文结尾部分。)

这是一位武汉人,来自疫情现场的情感递进。但是,整篇主文,并非叙述者在情感泛滥。它记录的是疫情初期,这座城市黑暗降临的过程,作为当事人兼职业的记录者,她所观察到的疫情发生、发展过程中,事实投射到心理,形成的情感起伏。主文的叙事主干,是关键的四个时刻:

1月22日,信息被戴上“口罩”

1月22日,肺炎病人已一床难求

1月23日,什么是“封城”?

除夕夜,武汉被抛弃了吗?

与我们过去所报道的其他重大事件不同,新冠肺炎,疫情从发生到发展,既是一种传染病蔓延的过程,同时更是一种群体性心理极端化的历程——不以为然开始,然后害怕、恐慌、资源争夺、寻找安全感、悲哀、痛苦、愤怒……一座城市的居民,迅速进入应激状况。即如记者所记录的四个时刻,无不渗透着这种情感的跌宕。这一现实,其他灾害未曾出现,是新冠疫情里更重大的事实。我们现有的新闻技术,能够面对并记录疫情下的这样的城市甚至中国,为历史存真吗?

1月21日,武汉火车站候车大厅,戴着口罩的旅客在候车。(中新社供图)

吴琪在扎实的事实——自己的与同事采访的基础上,加入了作为武汉人,这场疫情最直接的承受者,面对这种种“物理事实”的“心理/情感事实”,这至少是记录疫区中心武汉人应激情绪的一种探索。作为记者,我们职业使命或人格模型,会有一种深刻的召唤:记录历史。那被记录的历史,当然希望是真正的大历史,比如此次疫情。也惟此,方可对应着上我们的使命。但是,真正的大历史降临,我们有能力完成使命吗?《三联生活周刊》疫情报道第一期的主文,至少努力着往这个方向前进了。我相信,这样的报道会成为历史的证据,未来被阅读时,这种情感串联,会作为通道,联接于未来与当下。它无损“客观”,而且,还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

《“封城”十天:摄影镜头下的武汉》

👈

好稿 / 蔡小川

蔡小川微信稿里的图片,基本上都被杂志刊发,所以,以微信来定好稿,更方便评述。

与吴琪作为武汉人的主位叙述不同,我们来研究蔡小川微信里的文字,一种既解说图片,也通过这种解说描述疫情里的武汉——他的状态,是旁观者心理:

在来之前,我不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图片摄影能起到什么作用,我来拍这些东西是想说明什么,但我想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刻近距离记录他们,可能也是一种冷漠吧。

武汉之外,湖北之外的大多数人,可能也是这种心态吧。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所做又能说明什么?但是,我们必须行动!这是一种由已出发的情感联接,人同此心,像蔡小川这样说出来后,他的行动,无形中制造了读者的带入感。如果说吴琪的个人性打通的可能是历史与当下的联接,蔡小川则打通了武汉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通道。他的这组图片报道,我反复再三地看过,一次一次跟着蔡小川进入武汉,进入这座城市、发现、了解、试着去理解他们的痛苦,然后有了共情……他最后写道:

高楼上的霓虹灯写着武汉加油,大家都宅在家里,这又是给谁看呢?

每读至此,不禁悲从中来。蔡小川图片之妙,图片本身亦即展示,无需文字赘述,大家去看吧。

《方舱“围城”👈

好稿提名 / 驳静

《个人与社区,疫情爆发后的百步亭》👈

好稿提名 / 王海燕

在我们讨论杂志选题时,王海燕说她计划写百步亭。这是一个让我惊讶,也让我充满期待的选题。新冠疫情已经爆发,百步亭社区还在举行“万家宴”。百步亭是标志性的社区,我们如何对它作为疫情里的描述呢?挑战巨大。

百步亭花园社区黄宇 摄)

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过去只有主编一人,现在逐渐增加,但传统仍在延续,即:编辑尊重记者的选择。在这个前提下,编辑发现记者之长,然后共同发育、发展这种记者个人之天分。记者与编辑,是一种职业性权力结构关系,编辑主导制,是绝大多数媒体的行规。但三联生活周刊的传统是:记者主位。当然,主位的记者,你要有料配得上。

王海燕的稿件让我惊讶,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百步亭成为远远的背景,这个庞大社区里的一户人家的命运,是她的故事。我在读这个故事时,想起那部电影《英国病人》,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对于当事人对于他们的爱情与背叛种种来说,只是背景。难道这只是小说与电影可选择的手段?我们说历史是由无数人承担的一个过程,但新闻报道,从来只用数字与数据来描述承担历史命运的个体,这是一种巨大的不道德。从百步亭开始,王海燕开启了自己的记录之道。

在同一期杂志里,驳静写了周洋一家人的故事。从卡车司机开始的那种在报道里用细节与故事,记录并表达对象命运的驳静尝试,在此次疫情报道里结出硕果。她更精彩的报道是这篇记录方舱医院里的故事。我们在讨论时,说可以去写一个“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的方舱故事。她所写的当事人,他们的爱情,那种老套与传统的婚姻缔结故事,在疫情与无常之下的悲剧,精彩无比。新冠疫情,在这些具体个体的命运里,不再抽象。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因为驳静与王海燕的出现,我们杂志有了记录历史尘埃——那些真正人类个体命运的可能。这是一种荣光。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已经完成新媒体第一阶段转型,但现在与未来,周刊才是我们的旗舰,编辑部的考核与业务能力的标尺,仍是杂志文章。

此次疫情报道,重重压力之下,我们杂志的表现,尤其我们报道的探索与创新,未有丝毫减弱。前述报道,吴琪的主位立场,蔡小川的旁观者观察,驳静、王海燕疫情之下武汉人个体的命运,构成了我们杂志对人及命运整体性的关照。在抽象的意义上,我们经常会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是,也惟此次报道,我们的突破,在于关注疫情里的人——他们既是疫情的承担者,同时,他们的命运,又是新冠病毒攻击人类可被记录的事实。

忙碌的医护人员(蔡小川 摄)

去年我们由报道卡车司机,提出三联生活周刊的“现实主义”,此次,我们真正的探索,可谓是建立报道的“人本主义”,我们需要以人为本。

在总结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大规模周刊报道方式的基础上,作为媒体,我们以何种态度面对新冠疫情这种重大事件?我认为,“人本主义”是我们的新闻方法论。其根基是,疫情之下,传统意义上的媒体的客体立场应当退位,比如三联生活周刊,应当选择的立场是:我们与武汉与湖北是命运共同体。

当然,此次杂志的探索与创新,我们的报道,在于“人本主义”,在于整体性对人的关照。这是我们表彰的重点,也是期待未来形成我们报道重大事件广泛使用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报道方式的放弃。比如我们微信里的所有报道,还有杂志里大量未被选择予以表彰的报道,这些内容,构成了我们认识疫情基本面的事实,在这些事实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有所尝试与探索。而且,我们所有可能依据个性,有所创新并形成风格的记者,扎实采访与传统报道能力,是其基本功,惟有此种道路可以通往成长与成功。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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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我一直认为,媒体存在的合理性,是寻找并发现事实,以此达成公众的知情权,为公共利益服务。在中国,这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现在却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1、自媒体的出现,迎合大众情绪与偏见,事实成为观念与意见的“武器”,正在日常化。这与真正的媒体生态没有建立有关,疫情期间的报道亦即映证。疫情中后期,意见已经替代信息,成为传播主体。这种对偏见的捍卫,对流量或商业利益的追逐,正在瓦解我们基于事实形成共识的可能。在可以想象的未来,各种以左右划分的观念、年龄与经历迥异的代际、收入差异的阶层……都会在大数据前提下被识别,从而精准且差别化投喂信息,形成众多的信息茧洞,这是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

2、各种信息茧洞所养成的个体,此次疫情因为一位作家形成了最充分而持久地冲突。我们看到基于不同认识的各个人群,几乎没有调和的可能,也很难建立求同存异的认识。彼此全方位撕裂,毫无退让。共识之下发展,那种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开始变化,进入分裂期。

3、公共利益,实则是由一整套共识构成其基础。比如我们常说人咬狗才是新闻,就是我们的共识是人不咬狗。但眼见着的现实,国内各种观念分裂,而国际环境,我们过去所形成的共识,甚至常识,比如全球化、和平道路、经济发展……也正在解体之中。悖论是,这些基础性共识的消失,是正在形成的新的共识。疫情由中国而全球各国,正在演绎着这种认识上的歧义重重,曾经的共识,即将失去。

那么,未来如何定义公共利益,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是挑战。

对于一家杂志,或者说一家内容生产公司来说,我们既不可能独立于世,幻想着仍然生活于过去的好时光;也不能够完全“与时俱进”,堕落于潮流。我们需要思考,甚至不能止于思考,必须选择,进而行动。

在我看来,虽然越来越艰难,但媒体提供事实,以事实达成真正共识这一媒体基本功能并未消失,相反比过去任何时刻都需要。当然,寻找、发现、记录与传播事实的观念、技术与手段需要创新,比如前述我们的个性化叙事,以人为本的观念种种,都是我们在新媒体时代生存的条件。

但无论如何,事实至上,仍是我们的信念。这是媒体通往公共利益的惟一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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