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 贾康参加央视财经云直播:三箭齐发 财政政策如何“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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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08日 09:54 贾康学术平台
本文系贾康先生2020年3月30日参加央视财经云直播的文字实录。张琳:Hello,大家好!又到了21点15分,欢迎大家准时收看《财经云直播,全球交易市场直击》,我是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琳。新的一周又和大家见面了,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做到了第20期了,都超出了我自己的一个预想。但是说实话得到了很多网友非常积极的一些反馈,在这里张琳要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和支持,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关注。我们今天要说财政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在过去将近三周的时间内我们关注了方方面面,其中从美联储引发的各国的货币政策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大家都在说各国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效应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关注点更多的要转到财政政策上,那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3月27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其中提到要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还有增加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规模。可以说这是接下来大家普遍认为财政政策发力的三个主要的方向。那到底什么是财政政策,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领域,它到底对接下来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和国际上现在欧美的一些做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之处。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我觉得是这个方面最有话语权的一位嘉宾。来,让我们联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老师,贾康老师,你好。贾康:你好,大家好。张琳:感谢您来到我们今天的云直播。因为您是这方面的大咖,您最了解了,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个基础性的科普方面的介绍,财政政策究竟包含哪些方面,它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些货币政策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效果又会有什么不一样?贾康:好的,谢谢张琳。各位朋友,我先说说这个题目,财政是什么呢?我们学术上讲,财政是以国家各级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如果把汉语“财政”这两个字拆开再合在一起,我愿意把它表述为“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一个分配体系。以政控财是说这个国家各级政府,有自己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治权力,凭借这种公共权力来控制社会总产品中的一部分,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这都是以价值形态的财力为表现的。以政控财前半句说完了以后,拿这个财力控制了以后做什么呢?要以财行政,就是支持各级政府去履行自己应履行的职能。行政主体要做的任何事情,大到国家安全,国土整治开发,小到我们老百姓现在实际上都习惯了、大家都认为有必要、但平常也不会太在意的,比如说夜间我们建成区的照明,路面要硬化,路标门牌号码要有标识,所有这些东西没有财力支撑都是做不出来的,而且这些东西我们学术上讲它叫“公共产品与服务”,它很难按照厂商投资取得回报的一般的方式去提供。比如说路灯照明,要想说谁作为一个企业提供了照明以后,如何来取得投资回报呢,它就要对照明带来的那些受益人去收费,但要把这个收费真正收到手,那个管理费用之高会使这些厂商望而生畏,这种事情只好政府来做,政府做,就得用它能筹集的税金和其他一些收入,安排建设、运营支出,这叫做以财政分配的渠道来解决这种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所以,把这个“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理解为处理公共事务的一个资源配置,我们就会抓住它跟一般的收入分配呀、厂商行为、企业行为的区别了。在这种政府要做的一些分配事务里,如果讲它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跟它具体的这些业务相关的所有的方针、准则,都可以称为政策,这些业务如果我们把它简要勾划是怎么说呢?是四个字,叫“收、支、管、平”。各级政府都要有组织收入的业务,这是财政分配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然后还要有把这个钱拿到手以后花出去,这叫财政支出,支出就是我前面已说到的要把钱“用到哪里去”呢?用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那些具体的事项上去。收和支都要有政策的,比如这里面的税收有政策,跟企业的具体的社会保障相关的、财政也要跟其他部门协调的那个“五险一金”,也是跟收入大概念有关系的财政也要去在政策上加以协调的事项。收的这个角度,当然细化后还有其他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现在为数还不少的行政性收费。税收、非税收入,都有政策。支出这方面,所有的支出都要依据我们的政策取向来安排,比如大家关心的民生,这里面包括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还有就业,劳动者劳有所得。所有这些事情财政要配什么?有一些支持的项目等等,是要用钱的,那这就成为财政的支出安排里也要有政策的具体内容。还有就是管理,收和支按一般我们家庭理财中大家的常识,是说得考虑日子得过下去,让它可持续,家庭一般认为就是尽量不要欠钱,欠了钱你得考虑怎么还,财政也有这样的道理,就是在管理这方面,怎么样掌握好相关的一些方针政策。我前面说到家庭一般的常识认为最好能够以收来满足支出需要,在收支对称上来说,就是不要打破它的平衡。所以,管理后面跟着还有一个平衡,财政也有这个道理。但是财政发展到现代财政,概念里这个平衡现在有这么一种认识,就是把赤字当作工具,追求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的供需平衡和整个经济运转的平衡这样一个理念,那就不要太计较财政每个年度收支它到底是不是平衡,如果每个年度收支平衡,就没有赤字概念了,而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要讨论财政的赤字问题,赤字也是一种财政政策。这个赤字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年度它的收支两项对比之下,是入不敷出的。张琳:多花一些。贾康:入不敷出,就得把这个缺口用红字记在账本上,这是过去的传统,现在电子记账并不一定说拿笔去写了,但是它这个数字是要体现在咱们的电子账薄里的,仍然把它称为“赤字”。这个“赤字”按照现在财政学一般来说大家认同的看法它是一种政策工具,所以,就跟刚才你说到的政策这个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今天我们的讨论里会说到的赤字率,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张琳:对。赤字率,说要适当提高这样一个赤字率,我看到很多专家现在也有一些讨论,我看到有的说建议提高到3.5%,也有说可以提高到4%的。我们知道3%应该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个警戒线,您怎么看待适当提高,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我们要怎么做?贾康:这个事情再多说几句,刚才小张你说到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曾经是有这种说法,后来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一步把相关的情况做了梳理,发现这个话说得过高了。它确实有一个警戒线,主要是在欧盟成员国签它的马约的时候,划了这么一个整数关口的3%赤字率,作为一个警戒线,但它并不是所谓国际公认的,在美国那边美国不认,到了日本那边日本也不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认。欧盟成员国认,它执行得怎么样呢?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个3%赤字率的这样一个警戒线,在欧盟成员国里是全面失守,它的带头大哥德国、法国也没守住。当然,它这个警戒线还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哪儿呢?比较简单地说,这些原来各自都有货币主权的欧洲国家,他们后来让渡了自己的货币主权,加入一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成了一定气候的欧元这样一个欧洲货币体系。张琳:欧元区。贾康:欧元区它的运行中就要有一个欧洲的央行,各个国家都服从这个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的调控。刚才你也提到了货币政策,它是什么?货币政策简单说就是掌握着整个经济生活中间以货币来代表的所谓流动性,各种交易活动的媒介,各种经济生活中间的在交易便利这方面,需要有货币信用做媒介的这样一个所谓流动性的供给,闸口是在央行那个地方由它来调控的,各个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让渡自己原来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主权,在很大程度几乎就放弃了他们自己原来这种货币主权,而服从欧盟的那个统一的央行对于货币政策的调控。同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些欧盟成员国在财政这方面,原来仍然是有它的主权的,如果对这个主权不做一定的调整,即也要让渡一些财政主权的话,就会造成在欧盟成员国之间谁占便宜谁吃亏的一种考量。假定说某些成员国它一个劲儿的来发债、打赤字,债台高筑,赤字率居高不下,这样它手上的流动性多了,它可以更多地花钱了,似乎在一段时间里日子好过,但这是积累了整个欧洲已经形成的货币联盟所有成员国面对的一个风险因素,这个风险因素如果抬得过高了以后,它会反过来使这个欧洲货币联盟的稳固性受到威胁。这就是各个成员国在服从欧共体央行调控的同时,还必须要有财政纪律,要让渡一些自己的财政主权来顺应欧元共同体它的这样的一个可持续性的需要。那就不能让有些国家无所顾忌一个劲儿地举债,太占便宜,因为举债主要是弥补赤字的嘛,把这个赤字率划了一个警戒线,3%,大家要按照这样一个财政纪律来协调各个国家的财政分配行为,是这么一个来由。这个3%到欧盟那边,有这么一个马约的明确规定以后,大家注意到了,有些人就说这是国际公认的预警线。但后来发现美国人从来不遵守、不考虑什么3%的限制,在金融海啸上升为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它的赤字率曾经高到接近10%。当然,是调控需要的情况下它不惜把这赤字率抬得相当高,过了那个劲儿以后,它这个赤字率又往回调了,但它平时是从来不考虑所谓3%的预警线的。日本就更特殊了,日本的公共部门负债率也高得离奇,但它有它的特殊情况,这个公共部门负债率跟赤字率有一定关联,因为负债是弥补赤字的一个重要的筹集资金的来源,日本那边它也从来不考虑什么3%的赤字警戒线有什么约束意义,它也不考虑欧盟跟3%的赤字率这个预警线同时推出的公共部门负债率60%那个预警线。日本在这么多年看下来,它的公共部门负债率是高达200%以上的,高的时候接近250%,这有日本很特殊的情况。我们今天先不展开分析日本的情况,只是说明就是所谓3%的赤字率,它不是特别由什么严格的学术论证形成的一个所谓国际公认的预警线。张琳:所以,它也不是那么一个必须的红线?贾康:对,也并不是说多么不可逾越的一条绝对的红线,绝非不可逾越。它是欧盟维持财政纪律的一个整数关口。张琳:您已经介绍了这个3%是怎么来的,回到目前我们自己的赤字率,状况是怎么样的,接下来要适当扩大会有多大的空间?贾康:这个问题在中国来说,咱们稍微做点回溯:中国在过去传统体制下,是认为应该坚持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不打赤字的,那就是在财政政策上不奉行赤字政策,并不把赤字作为一个可运用的工具。到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实践中间有很多的矛盾,逼着中国出现了连年赤字的情况,理论上有一段时间就回避这个问题,也不去争议,实际上不得已出现了连续多年打赤字的局面。再往后来,就有学者开始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也是理论联系实际地来说,赤字它作为一个政策工具是可以考虑的,赤字服务的是全局的平衡,而不要太在意财政自己收支账面上短期的平衡,和直观看起来财政不发生赤字的那种平衡。这个政策理念在中国我观察,实际上是相对普遍地被接受了,我们这些年,一直到了千年之交之后,赤字有高有低,但是总体来说,每个年度我们看到的财政部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报告,还有最后的决算,它都是会有赤字概念的,都是发生赤字的。那么实践上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中国的管理部门,它无形中可以认为,其实是把欧盟这个3%作为一个在中国可借鉴的控制关口。张琳:参照系。贾康: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参照系。这些年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少看到在全国两会上公布的年度预算收支安排里把赤字率放到3%以上的。我的印象里曾经有一年算账是3.1%,那是当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比较严峻的一个形势之下曾经有过,那年实际执行的结果是3%,就压在这个整数关口上了。张琳:所以,今年又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了。贾康:对。我们上一年公布的时候是2.8%,今年就是你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些学者在议论中间现在已经说了,要不惜把赤字率抬到3或者更高一些。张琳:对。您觉得呢?贾康: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张琳:以您的意见,您觉得多少是合适的?贾康:我觉得有这个必要,那么多少是合适的呢?因为我现在并没能接触到很全面的相关数据,我的感觉就是有关管理部门还会相对谨慎地处理这个事儿。财政部门总是要特别强调瞻前顾后,如果今年放在3%以上、比3%高一些的话,我想是合乎当下我们应对经济下行、特别是疫情冲击带来的应给经济升温的客观需要的。但是很可能呢,不会像有的研究者建议的那样,一下提得非常高,好像有人觉得不到3.5%根本就不够意思,是不是再高一些,甚至有人说到4、到5又怎么样,我个人感觉,因为我在财政系统里做研究,过去还是有多年的一些感受,财政管理部门它本能地会希望积极还要加上稳妥,赤字率适当提高,突破3我认为完全有必要,但是不是今年就能够到3.5以上,我现在还感觉——这只能是直觉了,未必能到3.5以上更高吧,会考虑其他的一些措施同时匹配着来实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所作为。像刚才你已经谈到的特别国债,这个概念就很有意思。它跟赤字有关。张琳: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咱们再来说特别国债,就是财政赤字一般增加的这些可用资金会用于哪些方面?尤其像您刚才也提到的亚洲金融危机,包括这次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些增加的赤字大概率会用在哪些地方?贾康:这也是一个过去很多人提出的问题。应该这么讲,赤字是在整个收支盘子两相对比以后弥补入不敷出的缺口。所以,以赤字把这个缺口补上,你不能说这个缺口补的就是这个结构里的哪一块,它实际上是支持了整个收支盘子它通盘结构化的安排。但是说弥补赤字的这个来源如果是公债,这个公债在弥补赤字之前,它拿到的这个资金应该是比弥补赤字的规模更大,多出来的部分做什么去了呢?就是要支持一些政府认为有必要以这个资金去支持的建设项目,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等,还有就是年度借新债还旧债的还本,如果没有别的来源也要用这个公债去支持这部分开支。所以,在弥补赤字之前,它要考虑的就是公共工程项目的开销,年度还本的开销,再加上弥补赤字这个开销。所以,这个公债资金使用结构里就可以分得出来了,哪些是用在了公共工程上,哪些是用在了还本上,哪些是用在了赤字上,但是一旦说到赤字这笔钱到底支持了整个财政支出盘子里的哪一块呢?其实说不上来的。整个支出盘子里有我们改善民生的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有我们在特定情况下还不能说政府完全不介入的一些重点的工程建设,包括以一部分资金支持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等等,所谓建设性的一些开支,还有就是维持整个国家机器、各级政府运转的财政业务术语叫“人吃马喂”或者叫做“维持费”的这些开支。所有这些开支你说以赤字拿去补了哪块呢,我觉得就没法说了。它是补了所有这些开支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盘子运行的资金缺口。张琳:有网友会说,会不会又去对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基建项目进行一个拉动,到底这个大中小企业能得到多少,现在是不是还不能确定?贾康:如果说赤字使整个盘子可以顺利运转的话,它既支持了这些项目建设,也支持了企业这方面会感到有好处的减税降费,减税使财政收入不是更欠了一块吗?欠的这一块以赤字来补上,它们都有关联。应该说方方面面是牵一发动全身,是在一个大盘子里。张琳:那咱们就赶快来说说这个特别国债,因为我们现在实时互动的好多网友都在问特别国债的问题,这次提的特别国债为什么大家感兴趣?因为大家会发现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三次发行特别国债,前两次是1998年和2007年,1998年和2007年大家可以想到,都是两个有所特殊的年份。所以,到2020年我们遇到了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们再次要发行特别国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时点的选择,我们寄希望于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效果?贾康:今年这个局面如果用一个汉语里的表述来说,我觉得可以称为“非常之时”,本来就是我们经济下行过程中碰到了速度下行压力比较明显、还有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一些挑战性问题,而又有了这个突如其来造成巨大冲击和损失的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特定的不良事件。那么合一起,这就是整个中国经济运行受到了急剧下挫的不良影响,而且虽然我们本土上已控制住了基本的局面,但是国外的情况可是压力越来越大,整个全球化的局面下,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这种互动,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大的产业链上,那么这些影响对于中国的冲击非同小可。所以,合在一起这个非常之时,就一定要有非常之策,这个非常之策在财政更加积极这方面就考虑到了你刚才提到的历史上曾经两次也有“非常之时”背景特征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和世界金融危机初期的这两个年度,我们都有特别国债的发行。特别国债它特在哪儿呢?它就是不走常规的那个国债路径,它并不纳入我们每个年度原来口径上财政对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的国债规模控制统计口径之内,它要另外列一项,在这个常规的国债之外,特别就特在,它有特殊的一些资金来源的考虑和账目处理。我印象里比较深的,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非常明显的情况之下,朱镕基同志在1998年的两会上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然后很快看到统计数据不对头,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以后,他觉得要有非常之时的非常之策,就下决心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这个长期建设国债还是我们现在说的常规口径里的国债,同时他又有一个2700亿的特别国债发行的安排,这是解决什么问题?当时国际上有一种说法,是说中国最主要的银行机构工农中建技术上已经破产,就是它们的资本充足率不够了,按照巴塞尔协议,这个资本充足率不够,技术上破产,那么整个银行系统的信誉度就不值得让市场人士有好的预期。那么,言下之意,中国的情况就非常危险了。我们在考虑到跟国际社会的这个巴塞尔协议要有对接这样一个必要性之后,就以长期建设国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专列的2700亿特别国债的方式,取得这笔资金,然后给工农中建补充资本金。补充资本金时是把这4家都算好了,让它们能达到巴塞尔协议那个标准,那个资本充足率我的印象好像是12%。达到这个标准了,那么中国主要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这样一种说法,就不攻自破。这个2700亿的资金,很多朋友就会问,它到底怎么挖出来的?最简单的说,我的理解就是当时工农中建自己有大量花不出去的存差,它们吸收的存款在它账上趴着,经济下行,预期不好,这些市场主体不敢从工农中建那儿取得比较多的贷款,这在他们业务上称为大量存差趴在那儿。这个特别国债就是从他们的存差里切一块出来,切出这2700亿,然后又把这钱分别打入这四家银行自己的资本金账户。有的朋友说这不是变戏法吗?这个理解呢有点意思,但是它每一步都是符合国际规范的。这个特别国债的期限比长期国债还长,我的印象里是30年,这个钱从它们账上划出来是以购买国债、但是特别国债的方式,意味着以后这个钱还要回到工农中建的。这个钱给财政拿到以后,财政作为我前面说的以政控财的这样一个国家政权体系里理财的管理机构,它可以动用这个钱打到工农中建(这是国有控股银行)的资本金账户上,给他们充实各自的资本金,这个环节也无可厚非。这些钱打到资本金账户以后,使它们的资本金充足率马上就过关了,这不是在跟国际惯例对接无可挑剔地达到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吗?那么这个钱转了一圈,实际上增加的是什么呢?我的说法,实际上是对于我们中国公共部门广义负债率里的一块可用空间,我们把它用了,增加了对这个公共部门广义负债率空间的占用率,用了一块这个空间而已。它会带来什么风险?怎么思量都没什么风险,因为我们这个公共部门负债率还相当低,我们用了这一块,30年后还本的时候,这2700亿就不算什么钱了。当时是一笔大钱,而现在我们说起来,已经是几万亿几万亿的安排,里面谁会说2700亿会造成多么大的压力呢?整体上说,我们用的国家信用,把这个事儿做得每个环节都符合规范,但实际上就解决了一个现实中间的大问题。那么跟着就要说一句,这种特别国债管理上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它不是常规国债的口径,它不计入我们前面说到的赤字率,它是特别处理的。那么它就没有必要在哪一个年度里都去做什么可比性的考虑。我们原来说的赤字率的这个预警,可以按照常规继续比照,比如说参照欧盟签马约的3%,按我们的口径继续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可比地这样来掌握,比如今年3%再抬高一点儿,没有必要再换算今年还有特别国债,这个赤字率应该表现为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没有变化,它跟赤字率无关,这在管理上就有一个延续性、可比性,有这样种种管理上面的好处。我觉得“特别”这两个字特就首先特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一般的国债。张琳:你觉得今年这样一个情况下,特别国债到底它目的是用来做什么的?显然我们已经不存在银行体系的这样一个流动性的问题了,我也看到有专家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特别国债是不是应该用来更多促进消费?贾康:这个方面就有点我的不同意见了。我的看法,特别国债拿到资金以后,放在第一位的还不能想怎么直接去支持消费,放在第一位的应该还是对应于建设项目,现在中央特别强调的新基建,跟这个特别国债应该形成对应性,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消费当然也要注意,消费总体来说,它是被经济生活中间的活力和市场上相对普遍的向好预期能够带出来的老百姓的有支付能力购买力的释放。你要说只讲消费,刺激消费,一时能见效,时间长了一定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为消费的那个资金来源是什么?是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的收入靠什么呢?要靠经济生活中间有活力,有可持续性,而经济生活中的活力和可持续性源头上是什么?是投资和有效投资形成的资本,以资本形成支持的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升级发展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是在逻辑上讲不能放反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关系:以有效投资,增加经济活力,增加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形成可持续性,带动着老百姓收入增加,老百姓预期向好,老百姓敢花钱,老百姓的有效支付能力的潜能表现为市场上消费活动的活跃。当然政府在这里面,如果以咱们后面还要讨论的消费券的形式加一把劲儿,也是可以考虑的,但这一定不是主打的事项,今年如果有这种特别国债成规模的发行,说拿来就是给老百姓发消费券来支持消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关系。张琳:明白。那您刚才其实说到,您觉得更倾向于它还是做无论传统基建也好,新基建也好,还是这个方面的拉动,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次也提出了地方债的这样一个使用,其实有人在说那地方债不是应该来拉动传统基建的吗?这相互之间它们的功用不就重叠了吗?贾康:有一些地方可能会重叠,因为地方债前面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专项债在加快它的发行进度,专项债是做什么的呢?是一个一个确定了的项目,资金要戴帽下达。所以,它叫专项债,这些专项债对应的项目都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等,但如说这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里,完全是旧基建那可未必,有些新区,增长极区域,已经在项目上就包含着新基建的内容了。那么在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以后,我觉得更多的重点,要放在主打新基建这个支持我们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的投资事项上,但你也不能说它一点就不涉及到旁边的一些什么老基建,因为这些新基建可能在物理形态上跟旁边的传统基建是打成一片的。比如我们设想,中央强调的支持5G的这样一套硬件设施的建设,它集中在一个新的开发区,这里面还有数据中心,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等,这都叫新基建,但是这个开发区它一旦成了气候,周边的房地产是不是会顺应着进入一个跟着发展的向上的发展过程?这个一般配套的这些房地产,以及架桥、修路等等,被人认为是老基建,却不能否定它们有其重要的不可缺失的配套作用,那么资金上哪能截然划开说,我们要做的这些发展事项一刀两断,专项地方债就只做老基建,特别国债就只做新基建,可能做不到这样截然分明。基建投资便可能会带动着周边的一些项目跟进,跟进的时候也不排除调剂使用、结合使用,有的时候是拼盘项目,有的时候是打包项目,这些事情总体来说是形成一定的重点,是在各个具体的场景下要有它们一定的协调配合,甚至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我觉得这可能是实际生活中间要发生的一种情况。张琳:明白。有网友就说,特别国债的发放对于资本市场是不是重大利好啊?贾康:对市场预期而言,它是抬高市场预期的,原来市场上预期不好,大家都不敢动,一看特别国债发行了,我们新基建设要带动经济发展,我们整个经济景气得到向好支撑了,预期向好了那么大家一般的投资也就胆子更大一点了,更敢投了,老百姓跟着也就更敢花钱消费了。总体来说,当然这是一个国民经济所说的值得肯定的相互影响、良性循环。张琳:传导。贾康:对,有很多事情就是牵一发动全身,但是这里面当然有主导的因素,政策主打的方面,这也是不能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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