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问道丨逆势突围 不可小觑的ESG

聚焦中国ESG投资  

编者按

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近1%。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之下，仍有很多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优秀的企业，他们不仅维持了自身的有序运营，而且尽企业所能，结合其业务特性，积极投身到抗击疫情当中。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姝含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各国经济遭受重创。有数据显示，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不但不会阻碍商业发展，反而会促进企业的价值提升以及抗风险能力。随着越来越多的资产管理公司开始看重企业的治理，疫情之下，ESG应如何凸显其可持续的特性，产品是否也会不断创新？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多名业内专家一探究竟。　　

ESG抗风险能力凸显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6日上午7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1270069例。毕马威商业报告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服务主管合伙人朱文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突发的疫情，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影响了社会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但在疫情之下，有很多ESG表现优秀的企业，他们不仅维持了自身的有序运营，而且尽企业所能，结合其业务特性，积极投身到抗击疫情当中。

　　有声音表示，在这次疫情中，凡是ESG表现好的企业，都是最有生命力的。也有研究机构在对上证50指数中公司的调研中发现，疫情之下，对员工开展有针对性的防护并加强员工关怀的上市企业，有助于获得更加和谐的劳资关系和提升人力资源能力。在疫情期间，如果上市企业能够为供应商和客户提供支持和援助，不仅能够减轻供应链损失，也能在疫情过后加速供应的恢复，同时，还会提升客户的黏性，获取更多客户。

　　而在疫情中，如果上市企业能够提供适当的捐助，还有利于提升声誉和公共关系的构建。如果企业能够进一步结合自身业务支持抗击疫情，则更能够体现其应急组织能力。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已有1195家上市企业以捐款、筹集医疗物资等多种方式支持抗击疫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朱文伟认为，突出的ESG表现不仅能够使企业在风险面前屹立不倒，而且还能帮助企业抓住机遇，从行业中脱颖而出，并获得更高的知名度。

资料来源：《中国基金业ESG投资专题调查报告（2019）》证券版

　　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分析师钱立华从金融机构投融资的角度分析指出，在企业财务表现面对疫情可能出现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加入非财务因子ESG作为衡量企业信用品质和内在价值的重要因素，从非财务维度对企业进行评估，能加强对企业风险的辨识能力。而在面临疫情时，金融机构也更有意向为信用品质好、经营效率高、ESG表现好的企业提供投融资。企业通过重视ESG表现能够提高自身信用，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更低的融资成本，实现价值的良性循环。

　　在她看来，在疫情冲击下，重视ESG的公司不仅抗风险能力较好，而且具有更强的韧性，能够获得更多的机遇，在提高企业绩效的同时，推动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ESG政策趋于完善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制度正逐步完善。如2018年9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与2002年发布的旧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比，此次修订的重点之一就是强化了上市公司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方面的引领作用，并确立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2019年3月，科创板启动前夕，上交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10份配套规则与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并视情况编制和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责任报告等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2月18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交所”）全资附属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决定在对修订建议略作调整后推行，并计划在2020年7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实施《咨询总结：检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以下简称“新版《ESG报告指引》”）。由此来看，新版《ESG报告指引》对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要求更加严格。

　　而就在2019年5月，港交所已经对ESG的披露升级过一次，港交所发布了有关检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的咨询文件，对原《ESG指引》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修改建议：加设强制披露要求、新增有关气候变化的层面及修订环境关键绩效指标、提升社会关键绩效指标的披露责任（从建议披露升级为不遵守则解释）、修订社会关键绩效指标、鼓励独立验证。　

养老金或成规模最大投资者

　　“当下完全按照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三个层面去做的投资产品仍然较少。”朱文伟表示，目前市场中流通的与ESG相关的投资产品包括绿色金融产品、ESG指数股、ESG公募基金以及ESG投资辅助产品等。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在岸市场发行贴标绿色债券约2885亿元，较2018年同比增加31.1%，中国仍是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上最大的发行来源国之一。

　　在ESG指数股方面，美国市场ESG指数股规模连续四年保持增长。截至2019年底，总规模达到157.9亿美元，其中，新发产品规模占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在ESG公募基金方面，目前，我国有多家公募基金公司在积极筹备ESG公募基金的发行，其中，已有多家公募基金公司加入了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旨在将ESG因素纳入其投资决策中，并开拓更广阔的投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ESG或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

　　“ESG投资重点在于判断企业是否在经营过程中管理好自身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相关的非财务风险，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些筛选出的公司具有长期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能够在面对风险事件中得以存活。”钱立华告诉本报记者，当面对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灾害以及政策等系统性风险时，金融机构ESG自身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投资的有效性，只有符合市场环境特征、具有科学完善评价指标的ESG投资策略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对抗系统性风险。

　　钱立华认为，中国养老金有潜力成为重要的ESG投资者。对于社保和养老金这类机构投资者而言，其追求的是长期投资价值而非短期交易获利，这与ESG代表可持续发展、注重长远利益的特点相吻合，ESG投资具备的抗风险性也能帮助养老金规避风险，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养老金作为规模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对于推动ESG投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其成功进入将会带动ESG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信披仍是最大痛点

资料来源：《中国基金业ESG投资专题调查报告（2019）》证券版

　　2020年2月，毕马威与CREATE-Research、另类投资管理协会（AIMA）和特许另类投资分析师协会（CAIA）联合制作发布的《可持续投资：加速演变》，在对来自13个国家（涵盖所有重要地区）的135位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经理等资产管理长期从业人员的调研中发现，阻碍ESG投资实施的制约因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优质的ESG信息。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他们期望企业能更多地披露与行业相关的重点内容和具体内容、详细披露董事会或管理层对于ESG事宜的责任和参与、就企业曾被曝出的负面新闻作出有效回应及应对和改进措施等。

第二，ESG专业知识不足。在调研中，36%的对冲基金经理表示“缺乏对行业术语的理解”、18%的受访者表示“专业知识不足”，而9%的受访者表示“内部利益相关方缺乏共识”。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弥补这一不足，例如，参与研讨会、与行业协会沟通、聘请第三方咨询机构、招揽专业人才等。

第三，ESG投资价值不清晰。虽然ESG投资具有长远优势，但其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价值仍需要专业工具进行详细分析和考量。

四方面着力“中国版”ESG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姝含

　　我国ESG投资仍处于发展初期。当前，国内的ESG投资占资管市场比重仅有2%，而一些成熟市场的ESG投资占比已然超过50%。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的ESG评价体系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为何我国无法照搬西方国家的ESG评价体系？针对以上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证券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孙飞。　

ESG实践相对欠缺

　　近年来，我国ESG投资政策频频发力，制度也趋于完善，但在实践方面仍有所欠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查阅《中国基金业ESG投资专题调查报告（2019）》发现，不论是证券版或是股权版，我国ESG投资实践都较为欠缺，且最大的挑战都是提升认知。

　　孙飞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ESG评价的实践意义，一方面在于为投资者评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优化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督促上市公司规范发布ESG信息，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她认为，从我国ESG现状来看，大多数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社会认知度和市场认可度有限，尚未真正起到引领ESG投资的作用，亟须改进与完善。一是评价体系相对分散，研究机构、金融企业等各成一派，缺乏有绝对说服力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二是大部分研究只公布评价结果，不公开评价指标框架和基本评价方法，导致投资者对评价的逻辑不清晰，难以判断其有效性。三是缺乏长期的跟踪研究，不具备连续性。四是部分评价照搬国外指标，缺乏依据我国国情的独立判断。　

我国与西方国家ESG存差异化

　　我国有其特殊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不能一味照搬和模仿西方国家经验。孙飞向本报记者表示，一方面，ESG在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和侧重点。例如，在环境方面，我国和西方国家对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界定标准存在不同。例如，西方国家对化石能源完全排斥，而我国在现阶段国情下，对化石能源并不是一味排斥，煤炭、石油的节约高效使用都属于绿色项目。在社会责任方面，“人权”“社区影响”等在国外被普遍使用作为评价标准的指标，在我国并不适用。此外，由于国情不同，对于某一相同指标，我国进行ESG评价的指标权重与国外也不完全相同。

另一方面，我国ESG体系的信息披露环境和数据基础也与国外不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进行ESG评价的基础，但除了香港联合交易所出台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指引》外，我国目前尚未针对ESG信息披露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和指引文件。2018年9月中国证监会修订并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也只是确立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这导致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标准化程度等方面与国外相比差异较大，不能直接照搬国外评价指标。　

ESG投资需“中国特色”

　　对于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的ESG评价体系，孙飞建议，第一，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应积极引导，推进并完善我国ESG整体制度框架。ESG体系涉及信息披露、绩效评级和投资指导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有机结合的整体。政府部门和有关监管机构应提升对ESG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尽快制定相关制度和完善监管办法，推动建立我国ESG整体制度框架。

第二，推动企业ESG信息披露应从自愿为主逐步向强制为主过渡。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能深刻影响企业ESG绩效评价结果，甚至投资者据此作出的决策。从国际趋势看，目前，虽然ESG相关信息的披露仍以企业自愿为主，但已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例如，澳大利亚、印度、南非、中国香港等）已经开始采取半自愿半强制的原则，要求企业“不遵守就解释”，或要求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如高污染、高风险企业、市值达到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披露完整的ESG信息。我国也应逐渐提高披露要求，从当前以企业自愿披露为主，向自愿和强制结合过渡，直至以强制披露为主。

第三，积极推进ESG数据库建设。从国外经验看，成熟的ESG评价体系必须有充实的数据作为支撑，基础数据越丰富，评价结果越真实可靠。国际上主要评级机构也多将数据库作为其业务的核心部分。建议在ESG整体战略框架下，加快推进ESG数据库建设。一方面，通过完善信息报送制度、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等积累数据，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数据挖掘、分析研究和风险预警功能等拓展数据使用维度，逐步建立并完善ESG数据库。

第四，在具体评价体系的构建方面，除了要突出“中国特色”外，还应注意区分综合和分类评价。从监管机构的角度来说，综合评价具有普遍意义，而对投资机构而言，分行业或单独E、S、G的评价结果可能对引导投资更有帮助。因此，ESG评价体系在关注企业ESG综合价值的同时，还应同时关注E、S、G三个分类指标的各自价值，便于使用者根据自身需要截取有效信息。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