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的一个月，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积极的筛查原本可能有助于遏制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但技术缺陷、监管障碍和领导层的失误，导致病毒在美国传播了数周之久而未被发现。

作者 | Michael D. Shear、Abby Goodnough、Sheila Kaplan、

Sheri Fink、Katie Thomas、Noah Weiland

翻译 | 智竑

*本文内容由《纽约时报》提供版权

一开始，十几名负责疫情防控的联邦政府官员每天都在白宫战情室里开会。他们为接二连三的事件忙得焦头烂额，既要设法撤离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的人员、禁止中国旅客入境，又要从“钻石公主”号等邮轮上接回美国公民。

几名与会人士回忆说，应对新冠疫情工作小组一般只花5到10分钟讨论病毒检测的问题，而且通常是在争论完其他议题后，才在会议快结束时提到一两句。工作小组的几位负责人曾向在场的其他人保证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已经研发了一种诊断工具，第一步便是将其迅速推广。

但从1月底至3月初，这种致命的病毒迅速蔓延到了全美各地，美国却一直没有对可能感染的人群展开大规模检测。《纽约时报》为此采访了50多位现任和前任公共卫生部门官员、政府官员、资深专家和公司高管，最后发现，技术缺陷、监管障碍、官僚主义惯性思维和多层面领导力的缺失是检测不力的主要原因。

于是，一个月的时间被白白浪费了。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这个拥有世界顶尖科学家和传染病学专家的国度，反而错失了遏制疫情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一个月里，这场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灾难严重程度究竟几何，美国人民几乎一无所知。

CDC前主任费和平（Thomas Frieden）博士表示，美国一直没有大力开展筛查行动，直到一切都“太晚了”，这说明政府上下都不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家珍妮弗·努佐（Jennifer Nuzzo）指出，对于这种病原体可能带来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的认识“极其有限”。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前局长玛格丽特·汉伯格（Dr. Margaret Hamburg）也表示，这一失误导致“病例数呈指数级激增”。

美国白宫应对新冠疫情首席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博士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说，面对致命的全球大流行时，政府早期检测不力是“一个错误”。后来，他在接受一家杂志专访时问道：“我们当初为什么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动员起来呢？”

这些受访者指出，有三家负责发现并应对此类威胁的政府机构未能及时做好准备。尽管科学家注意到中国的情况并发出了警告，但这三家机构的负责人都没能表现出必要的紧迫感，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美国现任CDC主任是68岁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博士。他曾是一名军医，也是著名的艾滋病专家。他相信，自己手下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可以研制出世界上准确度最高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然后发放给各州的实验室。到了今年2月，人们发现检测套件存在缺陷后，他承诺将迅速采取补救措施，结果却花费数周才敲定解决方案。

CDC也严格限制了哪些人可以接受检测，并在“社区监测”方面行动迟缓。“社区监测”是一种标准的病例筛查法，可以用来调查病毒的传播范围。如果美国能追踪到疫情最初的动向，并找到潜在的感染高发区，那么当初可能只需在当地隔离病患，就能够限制疾病的传播。

60岁的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博士是现任美国FDA局长。他实行的监管规定，反而让医院、私人诊所和公司在紧急情况下难以开展病毒检测。其他国家动员了企业生产试剂盒，每天要做数万份的检测，而美国平均不到100份，这让地方卫生官员、议员和绝望的美国人备感沮丧。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M. Azar II）负责监督以上两家机构，并协调政府针对大流行病制定公共卫生对策。随着公众对检测问题的批评愈发尖锐，尽管阿扎很是沮丧，但他无力推动两家机构加紧行动或改变方针。

现年52岁的阿扎一度担任应对新冠疫情工作小组组长，他与白宫在其他问题上的争执长达几个月之久。而到了今年2月底，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接替了阿扎的职务。此前，工作小组与白宫的首席联络员是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他当时担任白宫代理幕僚长，后来也被特朗普罢免了。没有了政府高层的关注，或是要求采取行动的命令，检测试剂盒的问题一拖再拖。

在那个错失的关键月份里，美国政府本可以在月初及时出台措施，但特朗普被弹劾案分散了注意力，对公众健康和国家经济面临的威胁不屑一顾。到了2月底，特朗普声称这种病毒将在美国消失，他说：“有一天，它会像奇迹一样消失。”

3月初，联邦政府官员终于宣布扩大检测范围，但为时已晚。由于早期的失误，严防死守的封堵措施已经行不通了。美国的防疫模式将发生重大改变：地区将实行封锁、日常生活被打乱、许多患者需要重症监护，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减轻疫情带来的危害。

截至发稿时（3月28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10万例，位居世界各国之首。死亡人数仍在攀升，城市被迫封锁，经济停滞，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如此，许多被感染的美国人依旧无法得到检测。

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关于特朗普总统没有认真对待新冠肺炎的威胁，或者美国没有做好准备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他还说道，在特朗普的指示下，政府已经“扩大了检测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博士曾在2月率领专家小组，前往中国了解这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他说，检测对于理解怎样战胜一种疾病“绝对至关重要”，通过检测可以发现它与其他疾病的区别、它的传播范围，更重要的是，还能找到它在人群中的传播路径。

艾尔沃德表示：“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还要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感染。只有这样才能阻断它的传播。”他警告说：“要是看不见它，就没法阻止它。”

检测试剂存在缺陷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博士第一次从中国同行那里听说这种病毒的严重性是在元旦前后，当时他正在和家人一起度假。但他一直在打电话，家人几乎见不到他的面。他听到的消息让他非常不安，几天后在一次严肃的通话中，中国CDC主任高福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

雷德菲尔德博士长期从事艾滋病研究，在2018年被任命为CDC主任前，他还从未管理过政府机构。此前，他的工作重心一直是抗击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和艾滋病的传播。他更愿意在海地或非洲行医，而不是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下。可是突然间，他面临着一场大流行的威胁。

起初，雷德菲尔德博士领导的机构迅速展开了行动。

1月7日，美国CDC为新冠病毒建立了一套“突发事件管理机制”，并建议前往武汉的旅客采取防范措施。1月20日，就在中国科学家公布病毒基因序列的两周后，美国CDC像以往一样研发了自己的试剂盒，并用它来检测美国本土的第一例新冠病例。

雷德菲尔德博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要掌握（这种疾病的）情况。”

事实证明，评估新冠病毒颇有难度。它是一种全新的病毒，科学家几乎找不到可用的信息。起初人们并不知道，这种病毒会引起无症状感染，而且无症状感染者会成为传染源，这就使它更加令人费解。

为了识别病毒，美国CDC选取了三段小的基因序列，只有当拭子中提取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匹配时才可确诊。世卫组织向其他国家发放的试剂盒由德国研发，它只选取两个基因序列，所以可能不那么准确。

美国FDA批准了CDC的检测套件，下发给各州卫生部实验室使用。可是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了问题：第三个基因序列无法给出明确的结果。究竟是污染问题还是设计缺陷，CDC在调查原因的同时，要求各州实验室停止检测。

在防疫关键时刻，这个惊人的挫折阻碍了CDC追踪传播链的努力。据CDC网站显示，到2月中旬，全美每天检测的样本只有100份左右。

据几名政府官员透露，雷德菲尔德博士在工作小组会议上，以及与阿扎的谈话中淡化了这个问题。他还向阿扎保证说，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由于检测能力非常有限，在后来的几周里，CDC给出的检测标准极为苛刻：

只有近期到访过中国，或曾与确诊者有过接触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检测。

各州缺乏检测手段，这也意味着各地公共卫生官员无法动用另一种关键的流行病学调查工具：监测性检测。原本为了筛查普通流感的鼻拭子样本，也可以用来检查新冠病毒，这样当局就能够了解病毒藏匿在何处。

CDC于2月14日宣布，将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这5个高风险城市做筛查。该机构的一名官员表示，这可以提供“一个预警信号，提醒我们改变应对策略”。但这项政策在大多数城市都无法落地。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纽素（Nuzzo）博士表示：“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做更多的检测，及早发现病例，现在的情况会大不一样。”

到了2月底，检测不力的后果开始显现。西雅图地区第一次出现了没有接触史或旅行史的病例。而在一个多月前，美国的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就出现在西雅图地区。研究人员后来得出结论说，病毒可能已经在当地和其他地方传播了数周之久。如果无法全面了解病毒传播的范围，工作人员就无法“追踪接触史”，也就是找到所有与确诊者有过接触的人，并对他们采取隔离措施，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CDC几乎没有考虑采用世卫组织的检测方法。它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检测，并且仍在处理来自各州的样本，而这样让机构官员充满了信心。中心副主任安妮·舒沙特（Anne Schuchat）博士后来说，CDC没有想过“需要别人的检测方法”。

世卫组织推广的德国试剂盒则尚未通过美国监管机构的审批，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在国会的严格审查下，雷德菲尔德博士做出了保证。2月24日，他在答复49名国会议员关于有必要在各州展开检测的信中写道：“CDC积极的响应让我们能够及早发现潜在病例，确保这些患者得到妥善处理。”

几天后，CDC推出了一套变通方法，通知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实验室终于可以开始检测了。它们不必等待新的检测套件，而是应该使用原有试剂盒，不过可以忽视有问题的第三段基因序列。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在韩国和意大利大肆传播，CDC的流行病学家越来越感到担心。2月25日，国家免疫与呼吸道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主任南希·梅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博士在做简报时发出了比以往更直白的警告。她说：“日常生活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据几名政府高级官员回忆，刚从印度回国的特朗普听后大为震怒。当天晚些时候，阿扎似乎在努力淡化事态的严重性。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梅索尼耶博士的意思是，人们应该“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有哪些方面可能受到影响”。阿扎还反复强调说：“可能，我说的是可能。”

监管机构行动迟缓

阿扎于1月31日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仅在6个星期前，哈恩博士刚刚走马上任FDA局长。他是一名放射肿瘤学家兼研究人员，曾帮助全美顶尖的休斯敦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走出困境。来到华盛顿特区履新后，哈恩要管理一个庞大的联邦机构。

哈恩负责管理1.5万名雇员，整个机构的最大特点就是精确和谨慎。但一夜之间，他的使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后来被特朗普叫做“看不见的敌人”的病毒正在向美国袭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筛查，让学术和私人实验室开展检测，这项重任落到了刚上任不久的哈恩身上。

然而据现任和前任官员，以及全美各地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医生说，在哈恩的领导下，FDA反而成了一大障碍。

CDC让公共实验室快速启动筛查工作后，下一阶段应该动员私营部门提供检测。在其他受到新冠疫情严重打击的国家，政府部门迅速采取行动，加快了检测速度。

但哈恩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没有主动联系生产商，而是听从手下科学家的意见，遵循了通常十分繁琐的医疗检测审批手续。

就连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也在寻求FDA的帮助。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Health Laboratories）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Scott Becker）于2月底致信哈恩说：“目前，我们采取疫情应对措施已有数周，但对绝大多数会员实验室而言，仍然无法在CDC之外开展诊断性或监测性检测。当前我们需要更加快捷有效的解决方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阿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确立了哈恩执意要遵循的规范。这样的声明目的是为药物生产商研究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提供便利，它可以加快FDA的审批速度，否则相关审批可能需要一年或者更长时间。

然而，紧急状态声明为那些希望自行开展检测的医院和实验室制造了新的障碍。它们通常只受到最低限度的联邦机构监管，可一旦阿扎采取了行动，它们就要受到FDA一套叫做“紧急使用授权”的程序限制。

尽管全美各地的研究人员很快开始研发新冠病毒诊断工具，但许多人表示，他们遇到了FDA审批程序的阻碍，新的试剂盒不得不搁置在了各地的实验室里。

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实验方案，在2月就研发出了可以诊断新冠病毒的检测方法。世卫组织此前已经向全球70家实验室发放了超过25万份德国设计的试剂盒，斯坦福实验室的医生也希望为可能到来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该实验室医学主任本杰明·平斯基（Benjamin Pinsky）博士说：“即使（大流行）没有到来，早做准备总比不做准备要好。”

但面对他口中FDA“相对严格的”规定，平斯基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甚至没有打算申请获取许可。一直到3月初，哈恩博士终于放宽了检测标准后，斯坦福大学临床实验室才开始新冠病毒样本检测。

来自法国的生物梅里埃公司（bioMérieux）也遇到了类似的障碍。该公司研发的BioFire检测系统应用于全美1700家医院，可以检测流感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45分钟内即可提供检测结果。

公司首席医疗官马克·米勒（Mark Miller）表示：“很多人都说，你们的紧急使用授权要求太高了。”他指的是美国FDA的审批程序。“花的时间太长了。你们就不能想办法缩短点时间吗？”

米勒说，FDA也试着积极做出反应。但该机构并没有推翻原有规则，而只是对监管要求加以修改，新试剂获批仍需经过数周的讨论和谈判。

在2月中旬与FDA讨论后，公司的BioFire检测工具直到3月24日才获得了紧急批准。（该公司也在1月开始与FDA探讨另一种检测方式，但暂时决定不在美国开展测试。）米勒博士表示，虽然最终他对FDA的措施感到满意，但政府的总体响应速度过慢，特别是在后勤保障的问题上，比如当局无法为需要接受检测的人们提供试剂。

“我们还在其他的国家（推广检测），很遗憾，美国属于行动迟缓、组织混乱的那一类。美国目前还是没有足够的试剂盒供那些有需要的人检测。”他补充道。

哈恩在一封邮件声明中坚称，FDA已经以最快速度采取行动，确保病毒检测安全可靠。他表示：“从这场大流行一开始，FDA的大门就一直向检测试剂研发机构敞开，现在也仍然如此。”

机构之间缺乏信任

阿扎在1月底时似乎非常自信。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在其宏伟的华盛顿总部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政府已经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并指出自己曾在2003年“非典”和其他传染病爆发期间，先后担任过该部门多项要职。

他对在场的记者说：“我对这套流程很熟悉。”

据三家机构的知情人士透露，1月和2月期间，随着公众越来越关心新冠疫情威胁，阿扎对自己所在部门和下属两大机构负责人受到的密切关注愈发感到沮丧。

一些政府官员说他是个颇难伺候的上司。他与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Medicare and Medicaid）主任西玛·维尔马（Seema Verma）长期不和，后者最近经常伴随特朗普出现在电视疫情简报会上。阿扎没有让FDA局长哈恩博士参与自己领导的工作小组，但哈恩的一些助手参加了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多场与疫情相关的会议。

而随着检测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阿扎部长与雷德菲尔德博士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阿扎每天要和雷德菲尔德打五六通电话。但据几位政府官员透露，整个2月份里，CDC的试剂盒失灵后，阿扎开始确信雷德菲尔德主持的机构向他提供的检测信息并不准确，而自己却对外转述了这些信息。

当被问及人们对CDC应对疫情的批评时，雷德菲尔德博士说：“我并不关心他们指责的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尽快渡过难关，确保美国的安全。”

即使全美各地的医生和医疗研究人员已经怨声载道，阿扎也没能敦促他的手下做一件本来可以有所帮助的事：扩大检测范围。

阿扎的发言人凯特琳·奥克利（Caitlin Oakley）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扎在病毒检测问题上“授权并遵循了世界知名美国科学家的指导”。此外，“任何暗示阿扎部长没有对回应或检测工作及时做出响应的说法，完全都是错误的，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

2月26日，福奇博士担心检测滞后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打电话给阿扎的幕僚长布赖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让他召集负责病例筛查工作的政府官员。

2月27日中午时分，哈恩博士、雷德菲尔德博士和FDA多位高级助理召开了电话会议。哈里森一发言就抛出了最后通牒：在解决检测滞后的问题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据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回忆，他当时说：“我们没有答案，我们需要答案。把这个问题搞定。”

这天晚上，与会人员一致决定，FDA应当放宽标准，让医院和独立实验室迅速推进自己的检测服务。

然而就在前一天晚上，特朗普突然指派彭斯负责领导新冠肺炎防疫工作，阿扎实际上已经被免除了工作小组组长的职务。这一决定事发突然，就连几名白宫高级卫生官员也是在宣布任命时才得知了消息。

变相承认试剂盒短缺

面对疫情时，历任总统会迅速采取行动，任命一位“总指挥”直接从白宫内部指导抗疫工作。

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奥巴马总统决定让副总统的前幕僚长罗恩·克莱因（Ron Klain）从白宫西厢办公室指挥应急行动。后来，奥巴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内部设立了全球健康安全办公室，以协调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家艾尔沃德博士（Aylward）表示：“从历史上看，当面临各种挑战时，不论是艾滋病、大流行病还是别的疾病，人们总会扫除一切障碍，让响应机制运转起来。”

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特朗普过了近两个月后，才决定让白宫主导相关计划。奥巴马设立的全球健康安全办公室已在一年前被解散。而在彭斯接管防疫工作前，工作小组中缺少一名有权强制各方采取行动的白宫官员。

此后，检测速度大幅提高，有近100家医院和其他机构的实验室参与病毒检测。3月27日，医疗保健巨头雅培公司宣布，一款便携式检测仪已获得紧急批准，可以在5分钟内检测出新冠病毒。

总统特朗普在3月24日吹嘘说，美国已经“建立了新的机制，目前正在做数量大到难以置信的”病毒检测。他还说，美国在过去8天里检测的数量比韩国8周内检测的还多。

尽管如此，美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仍然不得不拒绝为症状较轻的患者提供检测，以保证优先筛查重症病例，而后者通常要等待一个星期才能得到检测结果。其实早在3月23日，特朗普就曾致电韩国总统，请求韩方尽可能多地为美国提供检测试剂。韩国每天可以生产10万份试剂盒，超过了该国国内所需。而这也默认了美国缺少检测试剂的事实。

公共卫生专家对检测力度加大持积极态度。但在中国首次通报新冠肺炎病例的三个月后，美国才掌握了诊断这种疾病的能力，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没有及早采取行动，减少原本可能避免的损失？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特殊病原体小组（Special Pathogens Unit）医学主任纳希德·巴德里亚（Nahid Bhadelia）表示：“检测本来应该把所有环节串联在一起，但它却成了一道裂缝，把整套响应机制变得七零八落。它渗透到机制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检测滞后的问题从整体上影响了我们的响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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