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中国的核武器”，“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邓稼先、于敏之子追忆父辈|朱光亚_新浪财经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9月26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报国讲坛专场报告会，弘扬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以昂扬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和中国科学院建院75周年。“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之子朱明远、邓稼先之子邓志平、于敏之子于辛现场讲述父辈感人故事。

【果断拍板飞机“带弹着陆”】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2011年度“感动中国”曾这样评价朱光亚。这件事用朱光亚的话来说正是“搞中国的核武器”，他参加和领导了我国全部40多次核试验的全时段和全过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曾在一篇文章中评价朱光亚：“他在两弹的研制中是科技众帅之帅。”“不过，父亲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朱明远说，父亲曾谦虚地说过：在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工作中，我所起的作用，犹如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我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有的还要经过筛选、过滤，摘其主要归纳上报。1971年12月30日，我国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小型的氢弹引爆弹原理性试验。试验过程中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当时执行空投核弹任务的“强五”飞机在试验场区上空做了三次甩投动作，都没有将核弹投出，飞机油料将尽。危急关头，指挥所内众说纷纭，有一部分人的意见是命令飞行员跳伞，让飞机在戈壁滩坠毁。作为现场最高指挥员的朱光亚经过审慎思考，做出了飞机“带弹着陆”的决策。朱光亚坚持不进防空洞，一直在指挥所坐镇指挥，直到飞机安全返航。朱光亚之所以在紧急关头果断拍板，除了对核弹及其引爆系统的基本原理了如指掌，试验前他还预先安排做了大量相关试验，设计了飞机带弹着陆的预案。在朱光亚的语言里，从来没有“大概”“可能”“运气”这样模糊不清的字眼。如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是贯穿其一生的风格。他在重庆南开中学的物理学启蒙老师魏荣爵曾回忆，朱光亚的物理作业书写规范，非常整洁，他甚至建议把朱光亚的作业交给书店作为物理课本使用。当年在西南联大任数学家华罗庚助教的孙本旺也曾回忆，朱光亚的数学考卷答题过程严谨、清晰、精确，想扣掉一分都很难。有一次，西南联大物理学系朱物华教授的无线电学进行年考，题目比较难，很多同学担心不及格，但朱光亚考了唯一的满分。在此之前，西南联大的无线电学考试从未有过满分。1994年6月3日，朱光亚当选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当时工程院的工作基础几乎为零，甚至连办公场所都没有。以“创业者”的激情，朱光亚带领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认为，院士既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不宜作为称谓。朱光亚严于律己，堪称“光盘”行动的模范。朱明远记得，好几次在家里餐桌上吃出了“大锅菜”的味道，原来朱光亚把没吃完的工作盒饭带回了家。朱光亚对祖国爱得深沉。“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朱光亚说，自己每当唱起西南联大校歌，心底就会激扬起一股向上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时任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的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朱光亚回到了中国，一直工作到了81岁。新疆马兰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也是朱光亚最为熟悉的地方。“2005年9月，父亲退休后，第一次带我们全家去了马兰，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去。”朱明远说，父亲的骨灰被分葬在了八宝山和马兰，其中位于八宝山的墓碑用了蘑菇云的意象。对于朱明远而言，父亲是一个舐犊情深的人。1978年恢复高考时，24岁的朱明远只有小学文凭，朱光亚工作之余不仅辅导他的数学和物理，还自己编写了辅导提纲。“我母亲则辅导我化学，他们用一年时间帮我恶补了中学六年的课程。父亲说我物理概念不清，建议我读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婉拒“氢弹之父”这一称谓】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用时6年3个月，而中国仅用2年8个月。为了研制氢弹，于敏隐姓埋名二十多年，妻子甚至一度不知道他在研制核武器中所起的作用。很多人称于敏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但他不仅总是婉拒这一称谓，还说这样不科学。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 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大力协同，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核事业才能走的更远。鲜为人知的是，研制氢弹其实并不是于敏的兴趣所在，他最钟情的是量子场论，但他两次因为国家需要毅然转行，一次是在1951年转向原子核理论研究，另一次是1961年初转向氢弹理论预研。在“两弹一星表彰大会”上，于敏代表23位获表彰科学家发言。谈及自己50年的科研历程，他只是淡然地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正是于敏最喜欢的诗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核物理理论几乎一片空白，于敏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理论》等19篇论文。他与北大杨立铭教授在成都举办了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为我国培养了急需的原子核理论科研人才。研制氢弹时条件非常简陋。“生活上的困难，比如大家浮肿，营养不良，这还在其次，主要是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当时我们的电子计算机，其实主要是一台，给我们只有每个礼拜百分之几的时间，也就差不多十个小时的样子，并且都是夜里。”于敏曾忆及当年。因此，他们动用最古老的工具——算盘和计算尺。只有实在不得已，处理非常复杂的问题时，再用计算机。1965年9月，理论部领导派于敏率领九所（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13室部分年轻人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发现了研制氢弹的捷径。1969年理论部搬迁到四川曹家沟，因当地不具备工作条件，科研人员陆续回到北京，但户口留在了曹家沟。“我算得上是最早的北漂了，没有户口，在北京上学、看病都不方便。”于辛含泪笑着说。此后短短几年中，于敏为研制核武器八上高原、六到戈壁，累得两次休克。在理论部，向于敏请教有三不论——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不论问题大小难易，尽管问，一样耐心解答。于敏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于敏的家里挂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在他看来，“淡泊就是不为物欲所惑，这样才能志存高远。宁静就是不为权势所屈，这样才能有骨气，不为利害所移，才能坚持真理”，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他对于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家里的床用了三四十年，写字桌陪伴了他大半辈子。于敏没有喝过“洋墨水”，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朝永振一朗称赞他为“国产土专家一号”；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小玻尔则赞誉他为“出类拔萃的人”。在于辛眼中，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脸络腮胡子，总是紧锁着眉头，时刻思考着问题。年轻时，于敏出差总是带着妻子的照片，后来有了儿孙辈，就把他们的照片也一起带上。每次去上海出差，他都会想办法给孩子们捎上大白兔奶糖。“奶糖往水里一放就是一杯牛奶，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味道。在我小时候，父亲回到家我早已熟睡，但他总会抱起我、亲吻我，我那时不喜欢被他的胡子扎醒，现在回想起来是满满的幸福感。”

【从此他在物理学界消失了】

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第9天启程回国，是邓稼先的一次重要选择；接受核武器研制任务，是他又一次重要的选择，从此他在物理学界消失了。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任务的代号为596。当时，邓稼先带着一群新毕业的大学生，从“零”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的探索。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作为主攻方向，他自己参加状态方程组，指导科研人员从已经发表的其他金属材料的状态方程中推出了低压区铀材料的状态方程，并对托马斯-费米理论进行了修正，求出了极高压下的核材料的状态方程。这些成果为中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提供了重要支持，也是他对原子弹研制成功的最大贡献。

由于当时手里只有苏联专家提到的中国原子弹模型应达到的参数。研制团队用自己推导的公式经过近一年对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反复计算，从理论上论证了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是错误的。

邓稼先的妻子曾在书中追忆：他比前一段更加沉默了，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脑子却在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黑茫茫的境界中摸索，在家里，有时谈其有趣的事情，他在开怀大笑时又会突然中断笑声。感觉他整个人被分成了两半，工作的那一半永远在运转，即便放松下来也是短暂的一瞬间。

原子弹是打碎原子核在原子核裂变时，发出巨大能量，产生核爆炸；而氢弹正相反，是在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时，发出更加巨大的能量，也产生核爆炸，叫做核聚变。核聚变要求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高温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是先有原子弹才能有氢弹的道理。

“百日会战”中，当发现研制氢弹的捷径后，邓稼先赶到了上海。晚上，他们多是在机房地板上和衣而卧，有时通宵不眠，最终实现氢弹理论设计的突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从《纽约时报》看到邓稼先名字的英文拼音，激动不已。但有美国报刊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将信将疑。1971年，杨振宁回国探亲，当他得知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忍不住流下了眼泪。2009年，杨振宁谈及这段往事，感慨地说：“中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其重要性是没法估计的。”

1979年，在一次核试验中，氢弹下降速度过快，试验没有成功。为了解失败原因，邓稼先决定亲自去察看现场。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国防科委副主任陈彬阻挡他，出语感人：“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但邓稼先不顾一切地跳上吉普车，他说，我是带队的，大家谁也别去，你们进去了也是白受污染。

“父亲被这次意外击倒了，身体越来越差，开始便血。”邓志平说。1985年7月底邓稼先回北京汇报工作，顺便去医院检查。当诊断出中晚期直肠癌，医生着急地问：“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邓稼先回答：“我还要回去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医生命令他：“你今天不能走了。”

这次手术后1个多月，国庆节到了，邓稼先执意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对警卫员游泽华说：“建国一百周年时，你就84岁了，那时我们国家肯定富强了，你可要来看看我……”

1986年5月第二次手术后的第四天，邓稼先用颤抖的手写下纸条，请单位给他送些材料和书籍。原来，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是为了一件大事——和于敏联合署名提出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在国际上全面核禁试前，这一建议为我国争取了10年热核试验时间。

1986年，邓稼先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的嘱托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原标题：“搞中国的核武器”，“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邓稼先、于敏之子追忆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