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播客节目《Cheeky Pint》发布了一期对礼来首席执行官 David Ricks 的访谈。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中，Ricks 与主持人 John Collison、Patrick Collison 谈到了 GLP-1 减肥药的未来、AI 在药物研发中的作用、临床试验为何如此昂贵，以及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崛起带来的竞争。
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制药公司之一，礼来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其旗下的替尔泊肽（tirzepatide）以 Mounjaro 和 Zepbound 两个品牌分别进入糖尿病和体重管理市场，成为推动公司增长的重要产品。Ricks 在节目中表示，GLP-1 相关业务可能贡献了礼来约 80% 的市场价值，而投资者对公司研发效率和未来商业模式的预期，也支撑了其较高的估值。
但这场对话并不局限于减肥药。
礼来正在加大 AI 制药投入，已经启用配备 1,016 块英伟达 Blackwell Ultra GPU 的生物医药超级计算机，并与英伟达合作建设 AI 创新实验室。不过，对于 AI 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新药研发，Ricks 并没有给出特别激进的预测。他估计，人类目前可能只掌握了 10%-15% 的生物学知识，现有数据还不足以让 AI 可靠地预测复杂生物系统。
谈到中国创新药时，Ricks 也给出了一组数字：中国在全球药物研发管线中的份额已达到约 30%。他认为，中国企业在药物研发和迭代方面的进步值得重视，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创新竞争力。
从减肥到抗炎、成瘾，GLP-1 的潜力还有多大？
过去几年，GLP-1 药物凭借显著的降糖和减重效果，成为全球医药行业最受关注的产品之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索，这类药物是否还能用于治疗其他疾病。
GLP-1 是人体肠道分泌的一种激素，可以向胰腺、大脑等组织传递信号，帮助调节胰岛素分泌、血糖水平和饱腹感。早期研发的一大难点在于，人体天然 GLP-1 的半衰期只有几分钟，很快就会被降解。后来，研究人员在希拉毒蜥的唾液中发现了一种具有类似 GLP-1 活性的肽类物质，其作用时间明显更长。这一发现推动了艾塞那肽等早期 GLP-1 药物的开发。
Ricks 回忆，早在 2006 年，礼来相关产品的患者就已经注意到，除了控制血糖，自己还出现了体重下降。但当时的药物距离今天的减重效果仍有明显差距。为了更有效地抑制食欲，同时减少恶心等胃肠道不良反应，后续研发的重要方向是延长药物作用时间，让体内药物浓度更加平稳。此后，礼来开发了每周注射一次的度拉糖肽，诺和诺德推出了司美格鲁肽，礼来则进一步将 GIP 和 GLP-1 两种激素的作用机制结合起来，开发出替尔泊肽。
随着药物不断改进，研究人员也开始重新认识 GLP-1 所涉及的生理过程。Ricks 介绍，目前证据比较充分的获益，主要集中在肥胖及其相关疾病，包括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部分肾脏和肝脏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等疾病，也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
更引起他感兴趣的是 GLP-1 对炎症和大脑功能的影响。按照 Ricks 的介绍，患者使用 GLP-1 药物后，血糖、胆固醇等指标的改善通常伴随体重下降逐渐显现，但某些炎症指标可能下降得更早。他提到，一些观察显示，C 反应蛋白（CRP）这一常见炎症标志物，在用药后几周内就可能下降约 60%-70%。这提示 GLP-1 药物可能存在不完全依赖减重的抗炎作用，不过具体机制仍需要研究。
他以慢性膝关节疼痛为例解释，体重增加不仅会加重关节负担，也可能伴随炎症水平升高。因此，减重药物改善关节症状，可能同时涉及这两方面的作用。礼来也在探索 GLP-1 与其他炎症性疾病之间的关系，包括研究 Zepbound 与银屑病药物 Taltz 联合使用的效果。
2026 年 8 月，礼来公布了 TOGETHER-PsO 和 TOGETHER-PsA 两项 IIIb 期临床试验的 52 周数据。结果显示，对于同时患有肥胖及银屑病或银屑病关节炎的患者，与单独使用 Taltz 相比，联合使用 Taltz 和 Zepbound 能够进一步改善相关疾病指标，同时带来更明显的体重下降。研究还观察到部分炎症和代谢指标的持续改善，为研究代谢异常与炎症性疾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临床数据。
图 | 礼来 TOGETHER-PsA IIIb 期临床试验结果（来源：礼来）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方向，是 GLP-1 对大脑奖赏机制的影响。Ricks 解释，肠道激素向大脑传递的并不只是饱腹信号，也可能影响多巴胺相关通路，进而改变人们对某些奖励性行为的渴望。他提到，在 GLP-1 药物使用者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饮酒、吸烟减少的观察，关于购物、赌博等行为冲动，也有类似的个体报告。礼来及其他研究机构正在探索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以及 GLP-1 药物是否可能用于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等疾病。
不过，Ricks 也区分了临床证据与个体观察。患者报告自己不再想喝酒或者赌博，并不意味着这些药物已经被证明可以治疗相关成瘾障碍。访谈还谈到了 GLP-1 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特别是司美格鲁肽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
这一方向已经有了明确的临床结果。诺和诺德公布的 EVOKE 和 EVOKE+ 两项 III 期临床试验共涉及 3,808 名受试者。尽管部分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生物标志物有所改善，但口服司美格鲁肽未能显著延缓患者的临床疾病进展，两项试验均未达到主要终点。
图 | 诺和诺德 EVOKE 试验的日常生活功能评分结果（来源：诺和诺德）除了拓展适应症，如何让更多患者使用这些药物，也是礼来关注的问题。Ricks 认为，单纯依靠注射剂扩大覆盖范围，最终会遇到制造能力和供应规模的限制，因此口服 GLP-1 药物是重要的发展方向，未来也可能用于部分患者的长期维持治疗。
目前，礼来的口服 GLP-1 药物已经进入市场。2026 年 4 月，美国 FDA 批准礼来研发的 orforglipron，商品名为 Foundayo，用于成人肥胖或伴有体重相关疾病的超重人群。该药每日口服一次，不需要遵守特定的进食或饮水时间限制。在 ATTAIN-1 III 期试验中，最高剂量组患者平均减重约 12.4%，相当于约 27 磅。礼来已通过 LillyDirect、远程医疗服务商和零售药房等渠道销售该药。
在销售渠道方面，礼来也正在尝试直接面向患者提供药品。Ricks 表示，Zepbound 的自费购买已成为美国患者获取药物的重要渠道。礼来推出的 LillyDirect 平台，可以帮助患者通过线上服务获得医疗咨询和处方药配送，减少部分传统药品流通环节。他认为，这类模式未来可能在预防性医疗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礼来押注 AI 制药，但人类可能只理解了 10%-15% 的生物学
除了 GLP-1，AI 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也是这场访谈的重要话题。礼来已经启用名为 LillyPod 的生物医药超级计算机，采用 NVIDIA DGX SuperPOD B300 架构，配置 1,016 块 Blackwell Ultra GPU。该系统主要用于训练生物医学 AI 模型，支持药物发现、分子设计和研发数据分析。
2026 年 1 月，礼来与英伟达还宣布建立联合 AI 创新实验室，计划未来五年投入最高 10 亿美元，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生物医学基础模型、机器人实验和药物制造等领域。双方希望将计算模型与真实实验结合起来，建立持续生成实验数据、改进模型并验证结果的研发体系。
药物研发的一项核心工作，是找到能够作用于特定生物靶点的分子。传统方法往往依赖研究人员的化学知识、经验和已有分子结构，而 AI 可以探索更多原子排列方式，提出人类研究人员未必会优先考虑的新结构，再通过实验筛选和验证。Ricks 认为，这有望扩大新药发现过程中可探索的化学空间。
不过，他也承认，AI 设计分子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药物研发中最困难的问题。在新药研发过程中，找到一个可以结合靶点的分子只是第一步。研究人员还需要判断，这个靶点是否真正与疾病相关，改变它能否产生预期疗效，以及药物进入人体后会不会出现无法接受的毒性。对于这些问题，现有 AI 模型仍然存在明显局限。
Ricks 给出了一个估计：人类目前可能只理解了 10%-15% 的生物学。他认为，语言模型能够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积累了大量文本、书籍和网络信息，可以直接作为训练材料。但生物学不同，许多关键生理过程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不同细胞、组织和器官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他判断，人类可能需要把生物学知识的覆盖程度提高到 50% 以上，AI 才有望可靠地处理更复杂的生物系统预测任务。
那么，如何填补数据缺口？Ricks 提出，需要建立能够全天候运行的机器人实验系统，通过大规模自动化实验持续生成生物学数据。与让 AI 反复阅读已有文献不同，这种方式可以主动探索尚未被充分研究的生物过程，并将实验结果用于改进模型。他认为，这类基础数据建设需要长期投入，甚至可能更适合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公共科研机构承担。
礼来与英伟达的合作也涉及这一方向。双方计划将能够自主执行部分实验的机器人实验室与 AI 模型结合，让实验数据生成、模型训练和实验验证形成持续循环，并探索将物理 AI 和机器人技术应用于药物制造。
从实际研发投入来看，AI 只是礼来提高研发效率的工具之一，真正耗费大量资金和时间的仍然是临床试验。根据礼来最新财报，2026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达到 73.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其中第二季度研发费用为 38.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作为对比，礼来 2025 年全年研发费用为 133.37 亿美元，约占当年营收的 20.5%。
（来源：礼来）如果将失败项目的成本计算在内，Ricks 估计，平均开发一种新药可能需要 35 亿至 40 亿美元，其中超过 60% 的成本集中在后期研发阶段。尤其是 III 期临床试验，往往需要招募大量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对于一些大型项目，单个研发计划每年就可能消耗超过 10 亿美元。尽管礼来已经优化内部研发流程，将平均临床开发周期缩短至不到 7 年，但患者招募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Ricks 表示，在这近 7 年中，约有一半时间可能用于等待足够数量的患者进入临床试验。他还引用了一组比较数据：美国只有约 4% 的癌症患者参加临床试验，而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相应比例超过 25%。不同国家在医疗体系、患者招募及临床研究组织方式上的差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
礼来也在尝试改变传统招募模式。Ricks 举例说，公司开展的一项阿尔茨海默病预防研究，通过远程医疗和集中筛查，评估了超过 8 万人。参与者可以先接受远程咨询和血液检测，如果检查提示较高的淀粉样蛋白风险，再进一步接受 PET 影像检查，并根据结果判断是否符合入组条件。这项研究的招募工作已经完成，受试者也已结束规定疗程，进入后续观察阶段。
Ricks 希望将类似方法推广到更多预防性药物研究中。不过，不同疾病对医疗监测和临床操作的要求存在差异，并非所有试验都能完全转向远程开展。对于礼来而言，AI 分子设计、自动化实验和临床试验数字化都在推进，但新药研发仍然需要经过实验和人体试验验证。
中国创新药占全球研发管线约 30%，礼来 CEO 谈竞争与专利保护
在讨论全球医药行业竞争时，两位主持人将话题转向了中国。Patrick Collison 提到，中国在全球药物研发管线中的份额已经从十年前的较低水平上升至约 30%，Ricks 也认可这一数字。
主持人提出，如果中国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开发出更好的药物，对于全球患者而言，难道不是好事吗？Ricks 承认，如果能够获得更好、更便宜的药物，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同时认为，生物医药产业与一般制造业不同，需要长期积累的科研能力，以及化学、生物学、医学、工程和临床开发等不同领域的人才共同参与。
他还提到，医药研发能够带来高技能就业岗位，并带动相关制造业发展。此外，药品和疫苗供应涉及公共卫生安全，一个国家通常不希望在重大健康危机中完全依赖其他国家的生产能力。因此，他认为，美国有必要保持自身在生物医药研发和制造方面的竞争力。
谈到中国药企的研发能力，Ricks 区分了两种创新路径。一种是提出全新的疾病治疗概念，找到此前尚未得到充分验证的生物机制；另一种是在已有科学发现和药物机制基础上，通过分子改造、性能优化和临床开发，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他认为，中国企业已经在后一种模式中积累了明显优势，能够快速学习已有技术，并通过连续迭代改进药物。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形成能够持续产出全新治疗概念的完整创新体系，他表示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对于中国创新药的快速发展，Ricks 同时提到了竞争加剧可能带来的价格影响。在中国市场，药企之间激烈的价格竞争可能压缩企业利润，并影响长期研发投入。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更多企业参与药物研发，也有助于增加竞争。
随后，话题转向了创新药的知识产权保护。Ricks 表示，新药研发最昂贵的环节往往不是最初发现分子，而是后续开展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如果其他企业能够在原创药企完成临床验证后，通过改造分子迅速推出类似产品，承担早期研发风险的企业可能难以获得足够回报。
因此，他主张在传统专利之外，进一步强化临床数据保护，例如给予完成 III 期临床试验并提交原始数据的创新药约 12 年的数据独占期，同时完善研发过程中的专利信息保密制度。
对于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未来的竞争格局，Ricks 表示，目前还无法判断是否会出现明显的产业转移。他理解中国希望建立自主药物研发和制造能力的动机，也认可中国科学家在全球医药创新中的贡献。他透露，礼来一直在跟踪全球新药研发项目，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企业。即使暂时没有投资或收购计划，公司也会持续关注其临床试验进展、研究结果和专利申请情况。
此外，礼来正在通过 Catalyze360、Gateway Labs 等项目加强与外部生物技术企业的合作，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地区布局创新合作设施，为初创企业提供研发资源、技术工具和专业支持。Ricks 认为，大型药企不必独立完成所有创新工作，可以通过与外部企业合作，将新的治疗概念推进到临床开发和商业化阶段。
访谈最后，话题又回到了礼来的研发投入。Ricks 表示，GLP-1 药物为公司创造的大量收入，可以支持更多新的治疗项目，包括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等领域。他也希望公司能够投资那些患者需求巨大、但目前尚未形成成熟药物市场的疾病方向。不过，他同时提醒，研发投入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相应回报，随着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企业也可能面临有效科研项目不足的问题。
参考链接：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VCDx_kFw&t=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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