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起:制造业占GDP比重应守住25%—28%红线

李志起:制造业占GDP比重应守住25%—28%红线
2026年03月17日 15:58 新京报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正式发布,其中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如何理解“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制造业“合理比重”如何界定?中小企业如何跨越“不敢转、不会转”的智能化门槛?

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标志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正从“点状突破”迈入“系统重构”的深水区,在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的趋势下,制造业占GDP比重应守住25%—28%红线,“这是学术界和智库层面的一个普遍共识。”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受访者供图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受访者供图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构筑未来竞争力的关键

新京报:与“十四五”相比,你认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其核心战略考量是什么?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这对提升我国实体经济韧性和竞争力有何意义?

李志起:“十四五”时期,我们更多强调数字技术的初步应用和产业基础的夯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标志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点状突破”正式迈入“系统重构”的深水区。

其核心战略考量在于构建一个相互赋能、协同推进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智能化是技术引擎,旨在以人工智能重构生产函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化是价值导向,将“双碳”约束转化为新的发展标准和赛道;融合化是结构特征,通过打破产业边界来优化要素配置和组织形态。这三者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智能化为绿色化和融合化提供技术支撑,绿色化为智能化和融合化确立价值坐标,融合化为智能化和绿色化拓展应用场景,形成了正向循环的产业生态。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这一战略意义尤为重大。一方面,它能系统性增强产业韧性。智能化让我们在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时,有自主可控的制造能力;绿色化让我们在全球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前,拥有准入通行证;融合化则通过制造与服务的绑定,增加产业链的黏性,防止关键环节外流。

另一方面,它是构筑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实体经济的竞争已从规模和成本之争,演变为技术范式、生态标准和发展模式之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正是我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制高点的战略抉择。

具体到北京来看,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与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高度契合,特别是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在“十五五”时期,其核心使命不应是追求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而是要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引领,打造“高精尖产业创新高地”。

北京的智能化,要聚焦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和场景赋能,为全国输出“北京智慧”;北京的绿色化,要发挥碳市场、绿交所等要素平台优势,探索可复制的低碳标准;北京的融合化,要重点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北京模式”。可以说,北京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上的探索深度,决定了其对全国实体经济赋能的高度。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引导社会资本“脱虚向实”

新京报:“十五五”规划纲要特别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在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的趋势下,如何界定“合理”的数值或区间?你认为,当前防止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李志起:制造业的合理比重,确实需要一个科学的量化参考。结合国际经验及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现实基础,学术界和智库层面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25%—28%的区间内较为适宜。这一区间既能巩固我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避免因比重过低引发“产业空心化”风险,也能为现代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留出空间,防止产业结构失衡。

防止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不是“一刀切”拉数据,而是筑牢根基、优化生态,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强化政策“指挥棒”的精准性。要围绕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投入机制,统筹产业、科技、金融、财税政策,形成合力。特别是要引导社会资本“脱虚向实”,通过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工具,向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倾斜。

解决“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防止比重下降,关键要让制造业有钱赚、有奔头。当前要大力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让传统产业通过“智改数转”焕发新活力,而不是简单地被替代或淘汰。

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制造业的根基在中小企业,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发挥“链主”企业的牵引作用,通过开放数字系统接口、共享供应链资源,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转型,避免大企业“一枝独秀”,而配套的中小企业因跟不上节奏而大量流失,导致整个产业链萎缩。

新京报:具体到北京,“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有哪些特点?

李志起:对北京而言,“合理比重”的定义应有别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超大型首都城市,北京的制造业比重“合理”与否,不能只看数值,更要看质量和能级。

北京应确保高精尖制造业(如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保持一定规模和增速,确保产业链关键环节(如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中试熟化)不流失。

当前,北京防止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最紧迫的任务是“腾笼换鸟”与“筑巢引凤”并重:一方面加快疏解一般制造业,另一方面要用好“三城一区”主平台,加速引入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项目,确保高精尖制造业成为实体经济的“定盘星”。

智能化“用得起”、绿色化“能赚钱”、融合化“有路径”

新京报: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落地方面,人工智能浪潮下,中小企业“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十五五”期间,政府和企业应如何协同破解这一难题,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

李志起:破解中小企业“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核心在于“算力赋能”与“思维重塑”双管齐下,让AI变得“用得起”和“想得清”。

在政府与企业协同上,应从供给端和应用端双向发力。政府方面,要加快完善公共服务和降低门槛。一是推广普惠算力,通过“算力券”“上云券”等政策补贴,降低中小企业获取先进算力的成本。二是支持建设一批垂直行业大模型和“小快轻准”(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产品,让中小企业无需从头研发,即可在特定场景(如质检、排产、客服)直接应用。三是组织“链式”转型,支持链主企业开放接口,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实现标准化改造。

企业方面,则需要“场景深耕”与“安全护航”。企业家要建立“AI思维”,从过去的“流量思维”转向“智能体思维”,不再试图用AI去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从具体的“耗时坑”场景(如库存盘点、客户画像、能耗优化)入手,用算力对冲试错成本。同时,要筑牢安全底线,企业在引入智能体处理核心业务时,必须建立数据脱敏、权限管控和审计日志等机制,确保数据安全。

新京报:在“双碳”目标下,制造业绿色转型成本较高。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让绿色化从企业的“成本项”转变为“竞争力项”?

李志起:实现从“成本项”到“竞争力项”的转变,关键在于“市场化机制”与“全链条赋能”的制度设计,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

建立“碳”作为生产要素的核算和交易机制。要健全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引导企业将“碳”作为全新的效率指标进行管理。当企业能够精准核算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时,低碳就不再是负担,而是满足国际采购要求的“敲门砖”,是赢得欧美市场订单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让绿色信用变现。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大力开发基于碳排放数据的环境权益抵质押贷款、绿色债券等产品。让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上的投入,能够通过更低的融资成本、更高的授信额度获得即时回报,让绿色资产变成信用资产。

打造绿色标杆,形成“溢价”效应。政府可以通过评选“零碳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并予以政策倾斜,引导市场资源向绿色企业集中。同时,支持企业通过绿色品牌塑造,获得消费端的认可。例如,新能源汽车的崛起,正是因为绿色化引领了智能化的方向,最终创造了全新的消费市场。当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买单,企业的成本焦虑自然迎刃而解。

新京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是难点也是重点。你认为,当前制约二者深度融合的堵点在哪里?是否有典型的业态模式值得推广?

李志起:当前制约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最大堵点在于“制度性分割”与“协同机制缺位”。长期以来,行业管理的思维定式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统计标准、监管方式、要素供给上存在壁垒。制造业企业向服务端延伸时,可能会面临无形资产的评估难、数据资产的入表难等问题;而服务业企业赋能制造业时,又可能遇到行业准入的门槛。

要打破这一僵局,一方面要构建面向融合场景的协同治理体系,从“管行业”向“管场景”转变,建立跨部门的统筹推进机制。

另一方面,在业态模式上,“供应链‘链式’转型”和“产品即服务”的模式值得大力推广。

一种是“链式”融合。由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或工业互联网平台牵头,将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和服务开放给上下游中小企业。这种模式不仅卖产品,更卖服务、卖解决方案,实现了制造与服务的深度绑定,提升了产业链整体效率。

另一种是“产品+服务”系统解决方案。鼓励企业从单纯提供设备,转向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按使用付费”的服务。例如,智能装备企业通过远程运维平台,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提供预测性维护服务;或者像工程机械领域推广的“以租代售”,都是制造业通过服务化延伸价值链、增强用户黏性的典型路径。

用“揭榜挂帅”消除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温差”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北京在“十五五”期间发展实体经济的定位?北京如何利用其科技创新中心优势,辐射带动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走廊的建设,实现“研发在北京,制造在周边”的良性融合?

李志起:北京在“十五五”期间发展实体经济,其定位应当是“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策源地和创新引擎”,核心使命是聚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抢占未来产业赛道。北京无需追求制造业在本地GDP中的绝对占比,而是要追求创新浓度和价值链控制力。

实现“研发在北京,制造在周边”的良性融合,关键在于解决“创新链与产业链的供需错配”问题。当前,北京的创新成果(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等领域)与津冀的主导产业(如黑色金属冶炼、金属制品等)存在结构性的“温差”。要消除这个“温差”,可以从三点着手。

构建“政产学研金”协同的“揭榜挂帅”机制。不是北京有什么就推什么,而是围绕津冀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痛点(如钢铁行业的降碳、汽车零部件的轻量化)发布榜单,由北京的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联合津冀制造企业共同攻关,让创新直接服务于周边制造。

打造“概念验证—中试—产业化”的全链条平台。很多北京高校的成果走不出实验室,是因为缺乏中试环节。要倡导推行“北京验证、津冀共享”的模式,在京津、京保石、京唐秦等轴线上布局一批中试熟化基地,让北京的技术在周边“落地生根”,而不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创新“总部+基地”的产业协作模式。支持北京头部企业在津冀布局大规模的制造基地和供应链配套,同时鼓励企业在京保留总部、研发和高附加值制造环节。例如,北京的理想汽车、小米汽车等新势力,其研发和核心模组在京,而庞大的零部件配套和部分组装在周边,这正是“研发在京、制造在冀”的生动实践。通过这种深度捆绑,北京既能避免产业空心化,又能以创新辐射带动整个京津冀制造业走廊的崛起。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白爽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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