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里的中国｜喝早酒、吃“千年金枪鱼”，被镜头放大的山东大集_新浪科技

我从小爱赶集。这事儿一直很怕让人知道。

在村里，我这种人会被喊“集滑子”——爱凑热闹，不矜持，不是啥好品德。就像人家都羞于在街上吃饭，觉得那是一种张扬和炫耀，是不俭省的表现。大集上的油条摊、包子摊，也很少放个饭桌板凳。

村里的大集几十年如此。但远处的大集不一样了。

这两年，贴着“赶山东农村大集”标签的短视频流传甚广。我也刷到过：一大早，大爷们在摊子上炒个菜，当众喝得醉醺醺，美其名曰“早酒文化”；号称“从太平洋、经马六甲海峡来，保质期99年”的有千年历史的金枪鱼头，和男摊主的胸膛一样宽，腮上两片鳍，拇指粗的眼睛干瘪。买了鱼头的男人提溜着尖嘴，递给一个白头发老头，老头不断往鱼头上淋酱汁。烧好了，尝上一口，男人连连作呕。

我有种怪异和猎奇的不适感，每次看到这些画面就赶紧划过。我很难把它和我从小生长的地方联系起来。

“你们山东大集真是那样吗？”

我想回答朋友的问题。今年春节，回到鲁东南的山坳里，我试图用更慢的方式重新赶一次村里的大集。它变小了，也变老了。我跟着奶奶拎着化肥袋子在集市上走，发现这里果然没有任何超出想象的惊奇，每一笔交易都绕不开最平常的生活。

出于好奇，离家一百公里外，爆火的费县大集和临沭曹洼大集，我也去了。它和我记忆里的集市相距甚远，却更符合互联网上定义的“烟火气”。被四面八方的人潮推搡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大集已经不再是每个月固定的那几天和那几百米长的路，也不再只属于生活在这里的人。它属于镜头，属于算法，属于外部对乡村的想象。它的“真实”会被不断争夺。

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临沭县曹洼大集，一位摊主一边卖货一边直播。新京报记者赵敏摄

烟火

大概一个月前，曹洼大集开始频频出现在我手机里。短视频能刷到，新闻里也能看到。我关注的临沂的网红，专门赶去拍视频。回家的时候，县城里一对夫妻在我跟前路过，商量着要去赶赶那个“壮观的大集”。

当地统计出了一个吓人的数字：曹洼大集的单日客流已经突破了10万人次。

“为啥它这么火？”赶集赶了二十多年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大阵仗。我决定拉上妹妹去凑个热闹。

但也太热闹了。除夕上午九点，我俩像被硬塞进了一只已经装满、拉链都拉不上的行李箱，艰难地在主街上走，紧挨着人。“那场面是相当大啊，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脑中一遍遍回荡着熟悉的小品台词。太吵了，写着店名的旗子在风中猎猎，摊主录好的叫卖声被大喇叭循环播放。好不容易看到了想买的，想问价格，还得扯着嗓子使劲吆喝。

“家人们，点点小红心。”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挤进我的耳朵。他在摆摊，但很遗憾，我看不清他在卖什么，只能勉强看到他面前支起一部手机。

很难想象，这个大集去年刚刚开始火起来。

去年9月，来自江苏、安徽等地的旅游团来了，“一辆辆大巴车往这拉人。”一位当地的女士告诉我，这个有2000多个摊位的大集物美价廉，有当地很多中年人的儿时记忆。一下子，“来临沭曹洼大集感受人间烟火气”的话题，就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

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早上八点左右，临沭县曹洼大集，一位主播正在直播赶集。新京报记者赵敏摄

一块钱一个的烤排、一块钱两个的牛肉煎包、十元四个的奶油面包、五块钱一碗的拉面……有博主来这里试验，在大城市只能买到两三杯咖啡的一百元钱，在这里买到的东西根本拎不动。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过一组数据：2025年11月23日，周末，曹洼大集的人流量峰值突破14万人次，交易额超1500万元，被列为商务部“千集万店”改造提升试点项目。

主路上的一名摊主告诉我，火了之后，大集被划分成不同区域，每个大队管理一片，收取摊位费。

摊位一个难求，为了疏解交通，路中间不允许摆摊。但秩序在流量面前变得格外脆弱，腊月二十九这天，摊主们还是争相占据这里，有人画了圈，写上“占”字，但这个圈没起到作用，它被两个摊子分占。有管理人员来劝离，没过一会儿，新摊子又支起来。

曹洼大集已经存在了五十多年，另一处火出圈的费县大集也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经过前几年的改造升级，如今两个大集各自占地一百多亩，各有14个足球场那么大。尽管两个集都在县城的边缘，但我感觉，它们离城市并不远——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是赶集的主力，集上有不少新鲜东西，爆炸肠、网红年糕、奶油面包、巧克力口味的爆米花，还有拉布布、“哇库库”这样时髦的玩具，好在价格都不贵。

饺子妹，拉面哥，卖猪肉汤的叫徐姐，捣鱼刺的叫小胖。很多摊主都取了好记的名字，也都成了网上的红人。

费县大集上，“捣鱼刺小胖”最火，他的抖音账号有33万粉丝。腊月二十八，小胖的摊位上放着音乐，他穿着标志性的花袄，一边颠勺，一边保持微笑，和游客合影。

很多人不是奔着吃饭来的，是奔着“拍到”来的。拍小胖，发个朋友圈和短视频，不仅是要买东西，还得带走一种“我来过”的证明。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拍，照片背景都避不开一圈广告——一款酒的招牌，三面围着小胖。

2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捣鱼刺小胖“正在炒菜。新京报记者赵敏摄

小胖所在的热炒区是集上最火爆的地方。下午三点多，不是饭点儿，这里依然满座。当地人告诉我，不只是这天，平时人也不少，有本地的，也有从苏北、安徽、河北、天津来的外地人。

来山东赶集已经成了一件正经事。

我发现很多人都拿着手机拍视频，还有人带着专业摄影设备。腊月二十九那天，我在平台上搜，这里至少有9个直播账号在开播。大集变成一种带满了标签的内容，谁家的摊主最会说话，谁家的羊汤最白，互联网上都有结论。

但对于流量，当地很警惕。

费县大集走红两年了，县委、县政府派出人员保障大集，在不同方位设置网格值班室，除了维持秩序、监督环境卫生、管理市场等，还要警惕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事件。

2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费县大集上拥挤的人群。新京报记者赵敏摄

一些主播把手机对过来的时候，他们担心“低俗流量”涌入，破坏当地的形象，开始劝阻。之前，费县的“拉面哥”走红后，各路博主“围攻”他家，让当地心有余悸。

而现在，他们也担心，短视频上的“千年金枪鱼”“喝早酒”一类的说法会落在自家地盘上。政府一位工作人员甚至专门去查了喝早酒的由来——这一属于长江流域的码头文化，流行于湖北、江西等地。而在务农为主的鲁东南，早起劳作的农民也许会喝上一两杯解乏，但不会醉醺醺的，毕竟，他们还要干一天活。

平常

相比之下，百公里外，在我生长的泉庄镇，大集显得清寂许多。

腊月二十七，逢集。有31个行政村的鲁东南小镇，其中5个人比较多的村子设了集市，每5天轮换一次，这一传统至少延续了70年。

我家所在的山村，建在山谷和山腰，被群山环绕。大集在地势最低的温凉河边。每逢农历二、七，便是离我家最近的集。

对我们来说，赶集可是一件郑重的事。

一大早，81岁的奶奶吃完早饭，洗罢脸，仔细梳好头发，换上轻便的鞋，穿上平时很少穿的衣服，收拾妥当去赶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个子缩了一些，女儿给买的那件暗红色点缀深绿色的毛绒厚褂，已经大了许多。年轻人走十分钟的路程，奶奶得踱半小时，但她还是每次集都不落。

这是今年最后一个年集（农历新年前夕的集市），不像之前、主要买煎饼和馒头，这次要买的东西更多——“要买五天前漏买的芹菜，再买瓶香油给你们拌凉菜，买把勺子，再买橘子和香蕉，其他的，看着添置。”奶奶年纪大了，容易忘事，赶集前得反复念叨几遍。为了多装点儿东西，她没带那只蓝色布包，而是带了一只洗干净的化肥袋子。

对奶奶来说，赶集，是她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少有的活动和乐趣。她不懂网购，不习惯去超市，更没法去3公里以外的商场。赶集依旧是她获取生活必需品最便利也最可靠的途径。

在农村，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实现自给自足，一切都可以在家里收获，制作。但总会有没栽种的菜和水果，没能养殖的鱼和肉，没穿过的更时髦一些的褂子和裤子。

如果没有集市，这些很难一站购齐。我上高中（2011年）之前，村里只有4家门市部，商品总是不全，很大一部分是卖给孩子的零食。镇上的第一家超市在2008年左右才开起来，那已经算是一家“高端”商场，摆着电视上能看到的商品，但价钱也贵，只能作为逛一逛的消遣，不是能常去消费的地方。最能解决日常生活需求的只有集市。

大集上，祖孙一起赶集。新京报记者赵敏摄

早先，集市分几个区域，菜市、鱼市、肉市、衣裳市、鞋市，还有水果摊、各种土产以及日用品摊。菜市和鱼市紧挨着温凉河边，那里还设有理发区。无论冬夏，都有五六个穿白大褂的理发师，在靠墙的地方摆成一排，就地搭灶烧水，热水蒸腾而上，理发师用刮刀和泡沫，给老人理发。

鱼市最受欢迎的不是活鱼，而是各种腌制的咸鱼，能长时间存放。鲅鱼肉厚，用它腌制的咸鱼最受欢迎，但价格也高，一斤几十块，奶奶往往只舍得买两节手指长，回家用来炖茄子、炒鸡蛋，香味能飘满整个村子。

大约七八年前，旧村改造后，摊位少了许多，都集中到那条东西长几百米的路上，集市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大。

现在虽然也拥挤，但不是“人挤人”。上了年纪的人大都开三轮车来，这是他们的代步工具，也是农忙时的运输工具。在大集，这两个功能可以同时实现。从集头走进去十几米，就开始堵车，三轮车、电动车、摩托车，还有几辆过路的汽车挤在一起，也不按喇叭，就互相退一步，找空子错开。

摊子很简单，塑料布在地上一铺，或者用铁架支起木板，或将三轮车和小货车的后斗门放下来，就成一个摊子。摊主斜挎个小包，站在摊后边。每个摊子上都有一张“黢黑的纸”——摊主的收款码。不过，奶奶还是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习惯在裤兜里揣上现金，但找不开零钱的时候越来越多。

有些摊子很吵，比如白墩墩的豆腐冒热气，炸油条的锅子“吱吱啦啦”，玉米倒进去，机器“轰隆隆”吐出黄色的玉米条。还有打铁的铁匠夫妇，女的轮大锤，男的掌铁，浑厚的“铛——铛——”和轻快的“叮叮当当”有节奏地配合。镢头、铁锨，铁耙，这些铁制的农用具卷刃了，村民都要来找他们。打完铁，烧得赤红的镢头探进凉水，水雾“吱啦”地叫着升腾起来。

最招摇的是衣服摊，每件衣服都大大方方展开，单独挂在绳子上，摞三四米高，远远就能望见。色彩最丰富的是年画摊，挂着大红色底、写着烫金字的对联，地上铺着年画和萝卜钱。还有糖果摊，小时候，奶奶每次赶集都从摊子上挑一把糖和巧克力，再买几个小橘子和羊角蜜，回到家里，坐在天井的台阶上，把一兜子的五颜六色塞给我。

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离我家最近的大集上的对联、年画，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和摊主交谈。新京报记者赵敏摄

有些摊子很旧。比如卖洗漱用品的，那里的洗发水、香香（乡音，指面霜）几十年没有变过。落满灰尘的外包装也封住了时间。

在这里几十年的老摊子不用吆喝。摊主多是住在附近的、我父亲那辈、50多岁的人，或者爷爷奶奶那辈的老人，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干老本行，卖着自家地里生长的作物，或者自己制作的物件儿。菜园里自家吃不完的白菜、油菜、韭菜，没卖完的苹果、山楂，自家的鸡蛋、公鸡和母鸡，木匠新作的桌椅板凳，用荆条编的筐，用白条编的笸箩……都可以拿到集上去卖。我三姨一家，带着一车设备在集上“压铝锅”——大家把家里的废铝，比如易拉罐，拿过去，就能拿回一口新的铝锅。

拿着喇叭叫卖的，大多是开货车的新摊子，年轻的摊主倒腾来了外地的新鲜东西：“便宜了便宜了，橘子十块钱三斤，十块钱三斤！”“来了青岛的刀鱼、青岛的刀鱼！”同学的父母曾经开过一个水果摊，总有香蕉和菠萝，小时候，这些远道而来的水果散发着我不熟悉的香气，价格也给了我不小的震撼。

熟悉

这些年，奶奶在集上碰到的同辈亲朋和摊贩越来越少。我在集上碰到的同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他们大多在县城买了房子，安了家，平时很少回来。

这回，奶奶在集上碰到了她的外甥，他在国外的油田工作，被当地一种热带虫子咬了半边脸，在北京住了半个月的院。奶奶看着他的脸，安慰了好一会儿。

在集上总会碰到熟人。那些许久不见的亲戚，见面先问好，“你也来赶集了”，交流一下近况，再交换一下身边人的消息，谁生病了，谁家的孩子要结婚，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这些琐碎能帮人们确认，生活仍在继续。或许这也是奶奶一个集不落的原因，这是她少有的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