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元买来的瓷瓶，估值300万”：文玩假拍骗局调查

时隔近一年，林宛仍在等待一个说法。

2025年春天，一个陌生电话打来，对方自称“泰华拍卖”公司，对她收藏的玉器赞不绝口，力邀送至香港秋拍。承诺将进行“顶级造势与推广”。在对方的一步步诱导下，林宛觉得，“遇见了知音”，并支付了3万元保证金。

但不久后，她发现自己被骗了，这家公司也已经人去楼空。

为了讨个说法，林宛和几位有相似遭遇的网友建了一个互助群。群内三十余人，损失金额从十几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涉及瓷器、书画、玉器等多个门类。

林宛称，实际受害人数远多于此。“很多人碍于面子不愿声张，说出去会被人笑话想钱想疯了。”她说。

在过去，文玩、古玩的各类骗局主要针对低价捡漏的“买家”，而近些年，一种专门瞄准“卖家”的新型拍卖骗局，越来越普遍。

不法分子的手法其实并不复杂。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不法拍卖公司普遍将对藏品鉴定没有基础知识、又期盼着手中旧物能带来一笔“意外之财”的普通人，作为“最佳猎物”，继而伪造知名拍卖行背景，针对普通人对藏品的高期望心理，导演一场完全可控的虚假拍卖，人为制造流拍，从而依据合同吞没保证金。

“过去怕‘拍假’，现在防‘假拍’。”林宛觉得，陷阱早已量身定好，只等有人满怀希望地入局。

拍卖公司发给林宛的秋季拍卖会精品图册。 图/受访者提供

3500元淘来的瓷瓶，估价300万元

对58岁的沈红军来说，拍卖公司的经纪人“陈总监”是比家人更懂他的人。

2024年初春，他收到一条信息，对方自称是一家拍卖公司的经纪人，想交流龙泉窑藏品。平时家里人总劝他别在这些“瓶瓶罐罐”上乱花钱，沈红军没多说，心里却有些不服。他挑了几张自己淘来的瓷瓶照片，发了过去。

几天后，电话来了。对方问他是否方便去南京见面，一位香港客户对他的藏品有“罕见兴趣”。

据描述，这位客户是东南亚侨领后代，资金雄厚，专攻高古瓷收藏。

沟通中，“陈总监”不仅对龙泉窑的釉色、开片、工艺特征分析得头头是道，还表示特别理解沈红军对收藏文化的喜欢。“他说话挺谦逊，跟市场里那些贩子不一样。”沈红军听得心潮澎湃，渐渐放下了戒备心。

当年4月，沈红军带着自己从古玩市场“淘来”的一件龙泉窑瓷瓶，应约前往南京。

见面地点在市中心一间格调雅致的私人会所。“陈总监”亲自在门口迎接。他四十岁上下，穿着合体的中式上衣，戴无框眼镜，身旁还跟着一位“鉴定专家”。

鉴定环节开始了。白手套、放大镜、便携显微镜——“鉴定专家”所持的工具专业，动作娴熟。其间，他们还自然地聊起港澳拍卖会的风向、欧美藏家的偏好，甚至对国内几位知名行家的收藏路径也颇有见解。

一番操作后，“鉴定专家”指着那个3500元买来的瓶子说：“这个是明代早期出窑的精品。”接着给出了一个沈红军从没想过的数字：三百万。

“陈总监”接过话强调，那位香港客户家族行事低调，而且眼光极为苛刻，不是真正的精品绝不入手。

他告诉沈红军，为了表示诚意，客户愿意先付一笔“意向保证金”，并委托他们办个小型的定向拍卖。

当然，按照“高端藏品的规矩”，为了表示卖方的诚意，防止中途变卦，沈红军也需要付一笔对等的“拍品保证金”，钱都放在拍卖行账户里共管，交易完就原路退回。

“人家那么大的老板都先给钱，感觉挺靠谱。”沈红军当时并未察觉任何不妥，他说，“钱又是打到公司账上，我觉得有公司管着，没有风险。”

第二天，在“成古拍卖”所在写字楼的办公室里，沈红军见到了客户的代表“何先生”。对方衣着得体，说话温和，在“陈总监”陪同下再次看了看瓶子，还用粤语打了个电话。挂断后，“何先生”笑着说老板很满意，愿意按估价上限跟进。

随后，“陈总监”的助理呈上一份《委托拍卖合同》。据该合同，沈红军需向拍卖行指定账户支付二十万元“履约保证金”。若拍品成交，保证金返还，拍卖公司从中抽取8%的佣金；若未成交，则委托方需同意拍品自动顺延至后续拍卖，且在此期间不得单方撤回；若执意撤拍，则需承担前期服务成本，保证金将部分扣除。

“陈总监”说这是拍卖的行规。“何先生”也在一旁补充：“沈老师，我们找这样品质的器物找了很久，这笔钱只是个形式，主要是为了把事情定下来，免得后面有变动，请您理解。”

在一种混合了被专业认可的满足、对高额回报的期待，以及对“正规流程”信赖的复杂心绪中，沈红军在合同上签了字，并支付了二十万元。离开时，“陈总监”热情送别，并约定不久后安排拍卖。

拍卖合同中规定的流拍条款。图/受访者提供

假拍的套路

结局毫无悬念。

“拍卖”当天，沈红军通过“陈总监”发来的链接，线上观看。他回忆，场内零星坐着五六个人，而那件估价三百万元的“明代龙泉窑瓷瓶”，在整场拍卖会中，无人举牌，几分钟内草草流拍。

事后，“陈总监”在电话里语气充满遗憾地解释，原本最有意的“何先生”，家族资金临时调度出了问题，未能跟进。其他潜在买家也持观望态度。他安慰沈红军，委托期通常是一年，这次只是市场暂时未达预期，承诺接下来的秋拍会继续重点推介。

沈红军提出，想先拿回瓷瓶，并商量退还二十万元保证金。“陈总监”表示，事情重大，要公事公办。

他援引合同条款，指出流拍属于“因卖方原因未达成交易”的情形之一，按约定，相关服务费用需从保证金中扣除，剩余款项的退还“需要走流程审批”。沈红军追问具体时限，对方便开始含糊其词。

头两天，他还能收到“陈总监”措辞客套的回复，表示“正在积极协调”。第三天，电话开始难以拨通。第五天，所有消息石沉大海。

沈红军所遭遇的，并非偶发事件。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以“高端私洽”或“文玩送拍”为名，最终用“流拍”扣取保证金，这些年已发生多次。记者接触的十余名受害者，多是四五十岁到六七十岁的普通中老年人，损失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骗局的手法，一共只有三个步骤。

拍卖公司先通过社交平台、市场信息或熟人，找到目标，声称有实力买家对某类老物件、文玩收藏品特别感兴趣。然后约见，安排“专家”鉴定，给出一个高到让人心跳的估价，击穿心理防线。

接着，他们会以“保障交易”“符合行规”为名，要求物主支付估价10%到20%的钱，作为“保证金”打入公司账户，承诺成交后退还，只收佣金。

一旦钱到账，就会组织一场完全由自己人操控的拍卖会，确保东西必然“流拍”，然后依据那份早已拟好的合同，把保证金扣下。

但骗局的精细之处，在于拍卖公司会深入研究目标人群的心理。

靳小辉是在父亲无意间说起“明年要亲自去香港参加拍卖会”时，才觉得不对劲的。再三追问，老人才一点点说出实情。

2025年1月，靳小辉的父亲接到一家拍卖公司电话。对方很热情，让老人把家里的老物件找出来“看看”。父亲翻出了去世的奶奶留下的三枚铜币。

经纪人上门后，仔细端详，说这是“珍稀品种”，将来要在香港或者海外的高端拍卖会上拍卖，起拍价就是一百二十万元。他们特意叮嘱老人“别告诉子女”，还说“为了护宝”，东西要藏好，不能声张，免得“被坏人知道，上门来偷”。

等靳小辉发现时，父亲已经分几次，给对方转去了十万元“保证金”。

同年5月，一场“香港拍卖会”通过网络直播。靳小辉陪着父亲一起观看。父亲的三枚铜币作为第三件“标的”出现，前两件物品很快被“买走”。

轮到铜币时，全场寂静，无人应价，主持人迅速走过流程宣布流拍。“其他几个竞买人，几乎全程低头看手机，彼此零交流，像在等着收工。”靳小辉曾在新闻上看到过类似的骗局，觉得太假了。

他不顾父亲阻拦，抢过手机，当即给经纪人拨去电话，对拍卖的真实性表示质疑，并要求退款。电话那头，经纪人的语调瞬间提高几度，强调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接着，另一个陌生的声音夺过电话，对靳小辉说：“你爸签的合同，按的手印，别没事找事。”

“感觉他们在威胁我。”靳小辉说。他后来致电那家香港的酒店得知，当天酒店并无任何拍卖公司租用场地。这意味着，所谓的拍卖会和场内的“竞买人”，很可能都是假的。

三枚铜币被估值52万元。 图/受访者提供

“不见兔子不撒鹰”

实际上，利用虚假拍卖场景和雇用“托儿”进行诈骗，并非新鲜事。

据《南方周末》2017年的报道，公安机关当时便破获过多起类似案件。一些公司在香港租用五星级酒店场地，举办规格颇高的拍卖会与预展。他们以日薪数百至数千港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临时人员扮演藏家、竞买人，其中甚至包括外籍面孔，用以烘托“国际买气”。

警方侦查发现，有些拍品图录上标有隐秘记号，用以指示“自己人”对特定拍品，往往是虚假或廉价的“道具”，进行举牌竞价，制造市场热烈的假象。而那些从各地征集来的、藏家们视如珍宝的拍品，在场上往往只亮相几十秒，便因“无人应价”而迅速流拍。

47岁的北京人王翌，从年轻时就开始收藏“文玩”。他坦言自己没有走到骗局的最后一步，仅仅是因为运气。

2024年5月，他携带一件五彩瓶赴港，与自称某拍卖公司的经纪人会面。过程与此前诸多案例相似，对方鉴赏专业，报价高达230万元，气氛融洽。但当对方拿出合同，要求他现场支付十万元“交易保证金”时，王翌表示数额太大，要回家考虑，当场拒绝了付款。

对方态度立刻微妙地冷淡下来，匆匆结束了会面，并再未主动催促。

“我当时还以为是自己付款不够爽快，得罪了大客户，后来跟圈内朋友聊起才知道，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你的钱不到他们账上，他们连多说十分钟的时间都不愿浪费。”王翌回忆。

他当时并未确信是骗局，双方还断续沟通了几周，见王翌始终不掏钱，对方彻底失联。

王翌的瓷碗被拍卖公司鉴定为“大明宣德年制”，估价360万元，收取估价的50%作为保证金。图/受访者提供

王翌的警觉让他侥幸避开了损失，但更多的人未能幸免。2025年12月，全国多地公安接连发布风险提示，集中揭露了多起假冒境外拍卖行、虚构实力买家，从不法渠道获取普通群众的手机号，诱骗其拿出家里的东西进行拍卖，把藏品价格抬高，让其缴纳鉴定费、保证金等多种费用，最后卷款跑路。

在王翌后来加入的一个受害者联络群中，有超过六成藏家遭遇了实际钱财损失，金额从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不断有新人入群，“很多人的经历一模一样，但大多数人不愿公开谈论，在收藏圈，看东西‘打眼’丢人，也怕家人知道。”

为何这套并不新鲜的把戏，能持续瞄准文玩藏家并屡屡得手？

王翌认为，不法分子首先利用大家急于变现、渴望藏品价值被“权威”认可的心理。他们通过话术和虚假鉴定，刻意给出远高于市场行情的估价，制造“一夜暴富”的错觉，甚至虚假承诺“流拍回购”来彻底卸下受害者的防备。

扮演的“资深顾问”“海外实力买家”等角色，则模仿了资深专家的气质与谈吐，满足了部分人对“知音”和“高端渠道”的想象。

更重要的是，骗局巧妙地利用了文玩艺术品交易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和非标特性。普通藏家，尤其是拍卖经验不足的卖家，很难准确评估自己藏品的真实价值和流通渠道。面对骗子精心包装的“拍卖行”资质、境外合作背景和看似专业的合同，普通人缺乏有效的核验手段。

沈红军则感慨，骗子的“套路”太深。

经历了这一切，他给自己定下一条铁律：“收藏，只关乎爱好和审美趣味。只通过经年累月验证过的、绝对可靠的渠道进行交流。凡是涉及需要预先支付大额保证金、押金的，无论对方说得多好，一律视为骗子。”

“他们研究得很透，知道你在期待什么”

林宛也曾考虑过报案，将“假拍卖”公之于众。

但咨询律师后，她得知，这类涉及跨境艺术品、文玩拍卖的案件，常被定义为经济纠纷。原因在于一些公司是设在香港或海外的空壳公司，主体认定艰难。而所谓的“拍卖”发生在境外，证据固定十分繁琐。最关键的是，对方扣款的依据，白纸黑字地嵌在她亲自签署的厚厚合同条款里。

在这种情况下，立案侦查门槛高、周期长。大部分被骗的人只能因此放弃维权，不了了之。

更多受骗的藏家，出于维护自身的面子，最终选择了沉默。“东西没丢，只是损失了钱，说出去，让人笑话。”林宛坦言，在文玩收藏的圈子里，“眼力”就是尊严。“被骗了，说出去，别人不会觉得你是受害者，反而可能在心里觉得你既贪心，又愚蠢。”而要防范这类骗局，目前几乎完全依赖于藏家个人的警惕心与行业经验。

新京报记者在企查查平台看到，截至2026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经营范围含有“拍卖”的公司约有15.3万家。其中，全国具备文物拍卖资质的企业共计669家。与数量庞大的其他行业公司相比，这个数字要小得多。

此外，设立一家拍卖企业有着明确的法律门槛。根据《拍卖管理办法》，企业需要满足包括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固定的办公场所以及至少一名注册拍卖师在内的多项条件。若要设立分公司或从事文物拍卖，要求则更为严格，若拍卖涉及文物，还必须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专项许可。

“大量拍卖公司存在是有市场需求的。”一位在拍卖行业从业超过十五年的资深经纪人林建立表示，他的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文玩艺术品与资产处置的综合解决方案。

他解释，对于普通藏家而言，自行处置一件藏品并实现其价值最大化，涉及鉴定、估价、招商、合规交割等一系列复杂环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规拍卖行的价值，正是建立在这套专业壁垒之上，而这也让一些不合规的机构，得以利用信息差和藏家们普遍的“变现焦虑”，乘虚而入。

林建立指出，此类骗局的受害者早已不局限于资深藏家，而广泛蔓延至家中存有老物件的普通民众。

他提醒，通常情况下，在正规委托拍卖中，拍卖行只在物品成交后，按落槌价的一定比例向买卖双方或卖方收取佣金。为了防止恶意悔拍，一些拍卖行可能会要求竞买人（买家）缴纳保证金，但几乎从不要求委托人（卖家）缴纳保证金来“保证自己会卖”。

他强调，艺术品市场受审美潮流、学术研究、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正规拍卖行的专家会根据近期公开市场成交记录、品相状况提供审慎的估价区间，绝不会做出“保证成交”、“保证卖到某某高价”的承诺。那种远超常识、动辄百万元的估价，纯粹为了“击穿心理防线”，诱导对方进入付费环节。

而其设计的所有流程，如热情接洽、高估值鉴定、举办拍卖会，都是为了在交易发生之前，就以各种名目收取费用。他们的利润就来自于这些“保证金”“服务费”，至于藏品能否卖出，从一开始就无关紧要。

对于任何主动上门的拍卖行或“神秘买家”，必须通过官方渠道核验其工商信息与拍卖资质，对各类“境外背景”保持最高警惕。拒绝任何形式的预付费用，所有以“保证金”“图录费”“出关费”“鉴定费”等名目，在交易完成前要求支付大额款项的行为，都应视为危险信号。

此外，对远超市场价的报价、过分热情的“知音”、以及绕过正规流程的“私密交易”保持冷静，这通常是诱饵。保留完整证据，沟通记录、合同、付款凭证均需妥善保存，为可能的维权做准备。

截至发稿前，新京报记者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发现，文中提及的几家公司，其工商登记状态仍显示为“存续”。在一些社交媒体及收藏爱好者聚集的网络社交平台，仍有以类似名称注册的账号在发布征集藏品的信息。

2025年1月下旬，新京报记者曾尝试联系了与上述公司相关联的数名业务人员。对于采访涉及的收费模式与合同纠纷问题，对方均回应称，其公司运营“合法合规”，与客户签署的合同“条款清晰、具有法律效力”，并建议若有争议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林宛后来尝试复盘，试图找出一些共性，比如行骗公司如何挑选理想的围猎目标。

她发现，被盯上的人大体是两类：一类是真心喜爱物件、渴望自己收藏或传承的“好”被权威认可的人；另一类则是毫无经验、被“快速变现”承诺所吸引的普通人。两者共同之处，是一种急于为手中之物“正名”或兑现价值的心态，缺乏应对文玩复杂交易场景的经验。

“他们研究得很透，知道你在期待什么。”林宛说。

被骗之后，她主动在社交平台和收藏论坛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梳理那些可疑公司的特征与话术。她会去搜索“藏品如何送拍”“哪里可以鉴定变现”之类的求助帖，提醒其他藏友“别上当！”

不久前，一位来自吉林的女孩私信感谢林苑，说因为看到她的帖子，及时劝阻家人避免了一场可疑的交易。

“能劝一个是一个。”这是林苑给自己的任务。

（应受访者要求，林宛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