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录祥：“1.4万亿斤”正式写入一号文件，底气何在？

刚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粮食产量稳定在1.4万亿斤左右。”这也是“1.4万亿斤”这个目标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为什么是1.4万亿斤？在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丰产的基础上、在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0公斤的时代，为何还要强调粮食产量？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在1.4万亿斤背后的底气何在？新京报记者对话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录祥，详解粮食生产目标背后的含义与动力。

刘录祥。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是1.4万亿？

新京报：1.4万亿斤产量的目标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为什么是1.4万亿斤？

刘录祥：事实上，这不是一个新目标，早在2022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已经明确提出了“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的目标，就是要达到1.4万亿斤以上。如今，这个目标更加明确了。从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迈入1.3万亿斤，此后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首次突破1.4万亿斤。过去两年中，我们在连续遭遇自然灾害的条件下，通过现代化农业技术集成应用和党政同责抓粮食安全等政策的支持，实现了粮食丰产稳产，可以说，我们已经真正迈上了1.4万亿斤的台阶，并且实现了相对稳定，未来继续稳定这一产量，是切实且亟需的目标。

新京报：当前，我国粮食产量已经相对比较高，不少领域甚至接近了天花板，为何还要强调产量？

刘录祥：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对我们来说，绝不放松粮食生产是基本国策，对粮食产量的追求永远都存在。我们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4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500公斤，超过了国际粮食安全线，但与发达国家的保障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美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1700公斤，美国也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谷物贸易量预计不到5亿吨，我国每年要进口1亿多吨粮食，其中绝大部分就是用作饲料粮。我国也一直在强调粮食自给水平的提高，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不可能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此外，粮食产量是稳定农民种粮收益的关键，通过最低收购价、补贴、保险等政策，产量与收益直接挂钩，能调动农民和地方抓粮积极性。所以，对我们来说，粮食产量未来还需要继续增长，我们必须发挥好有限的土地资源，持续地夯实产能基础。

能否保障目标实现？

新京报：在你看来，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的目标能否实现，实现的底气是什么？

刘录祥：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粮食产量的目标完全能够实现，底气源于产能基数、资源保障、科技支撑和政策托底的多重协同，是长期实践积累的坚实成果。第一，从产能基础看，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2025年再增至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站稳高位，形成稳固的产量基数，为目标延续提供了坚实支撑。第二，耕地与设施是核心保障，我国长期实行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策略，耕地面积稳定在 19.4亿亩，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配套2700多万处农田水利设施，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同时通过黑土地保护、退化耕地治理等工程，持续夯实产能根基。第三，科技创新持续破解增长瓶颈，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智能农机、精准栽培等技术广泛应用。种业振兴行动成效显著，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加力实施，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全链条保障，大幅提升种源自主可控，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超95%，抗逆高产新品种不断涌现，单产对增产贡献达到80%。

在众多技术成果的推动下，我们的粮食品质也随产量得到同步提升。比如小麦，在单产持续提升的同时，优质强筋、优质弱筋品质也在大幅度提升，还有各种特殊用途的小麦品种，也在不断开发。水稻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不管去任何地方，吃到的米饭，品质和口味都有显著改观。这其实就是一个证明，品质的提升，一定是在产量提升的基础上的，如果产量不能保障，那品质的提升也很难实现。事实上。我国从2023年就开始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工程，目前已经覆盖700多个县，把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融合在一起，夯实了粮食稳产丰产的基础。

新京报：在政策方面，我们有哪些经验和成熟的做法？

刘录祥：科技的创新提供了粮食稳产丰产关键途径，而政策的创新则为粮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我国促进粮食生产已形成“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政策托底、制度保障”的完整政策体系，经长期实践积累了成熟经验，核心是构建“稳面积、提单产、增产能、保收益”的全链条支持机制。一是政策支持筑牢收益保障网。实行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等价格支持政策，叠加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实现“谁种粮、谁受益”。全面推广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激励主产区重农抓粮，对冲生产成本上涨风险。二是制度与模式创新强化长效保障。以粮食安全保障法固化全链条责任，通过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两区”划定等规划引领产能布局。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降低小农户生产风险，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全方位稳固粮食安全根基。今年的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再加上我们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一系列完善的政策体系，都是未来稳定实现1.4万亿斤产量的基础。

如何应对未来风险？

新京报：农业是高风险产业，尤其是在今天，面对急剧变化的全球气候影响，我们是否有方法应对这些风险？

刘录祥：过去常说靠天吃饭，反映的就是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在今天，我们已构建起“抗逆适配、监测预警、工程防护、政策兜底”的全链条农业风险应对体系。首先是种源创新，通过生物育种、航天育种等高新技术，定向培育抗旱、耐涝、耐热、耐极端温度、抗病虫的“气候韧性”作物品种，从源头提升作物抗逆境和适应能力。这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攻关的课题，已经培育出了一批不同种类的抗逆境能力强的品种，但面对全球气候的急剧变化，未来这方面的工作依然非常重要，尤其对极端气候有一定耐受性的品种培育非常重要，比如小麦苗期的倒春寒、灌浆期的干热风等，如果有比较好耐性的品种，那就能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能有较好的产量，实现稳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强化农业技术的到位率，特别是农艺与工程协同发力，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种等保护性耕作，普及滴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采用间作套种、垄作栽培等防灾模式；同时升级高标准农田，配套排水管网、蓄水池等设施，改造老化灌区，加固设施农业，筑牢农田抗灾的“硬基础”。其次，要做好农业风险的预警监测和应对技术的准备等方面工作，预警更早发布，措施提前到位。最后，在自然灾害发生后，要第一时间做好补救工作，比如在冻害发生以后，要及时通过追肥施药等措施加以补救，将损失降到最低，这也是保障稳产丰产的重要工作。

新京报：在自然气候之外，其他的风险如何应对？

刘录祥：农业生产确实要面临多方面的风险，除了气候之外，还有来自市场、产业链条上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如何应对？在过去，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经验，进行了许多探索。比如我们国家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政府保底收购，最大可能地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再如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最大可能地保障粮食产能。我们还通过多种组合政策，及时地进行产业的结构调整，指导生产者调整生产方向，应对市场波动。还有每年政府的政策性专项投入，比如小麦生产“一喷三防”等，都是政府引导资金率先到位。还有农业保险等各种金融政策的探索和实施，不断提高对整个农业生产环节的保障水平，也让粮食的稳产丰产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