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电视剧《太平年》讲的是吴越国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纳土归宋”，助力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故事。
热播电视剧《太平年》主要讲述在纷争割据、社会动荡的五代末年至北宋初期，吴越国主钱弘俶一路成长，担负起天下责任，内除奸臣、外御强敌，并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纳土归宋”，助力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故事。全剧将镜头对准历史洪流中三位君王——吴越国主钱弘俶、宋太祖赵匡胤、后周世宗郭荣，剖析他们在个人抱负、家国忠义与历史大势之间的艰难抉择。全篇既包含吴越国两代四王保境安民、克己慎独、守心明性治理吴越的历史故事，又以更广阔的视野追溯后晋、后汉、后周至北宋的跌宕历史，火焚宫禁、契丹围城、税收改革、修大河、赈黎庶……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年》首次系统性地影视化呈现“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面对北宋四海归一的大势，吴越国主钱弘俶，为免生灵涂炭，带领土地、人民归附中原。剧集以“以离乱始，以太平终”的结构，通过北方战乱与吴越繁华的对比叙事，勾勒出一幅从破碎到统一、从黑暗到光明的历史长卷。
作为执导过科幻巨制剧集《三体》的导演，杨磊首次涉足历史题材就选择了中国历史上最灰暗、最“散装”的五代十国时期。面对《太平年》的现象级热度和观众对“历史陌生感”的疑问，杨磊表示：“我们不是在拍一个历史纪录片。那段历史真实发生过，我们只是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回顾它、创作它、记住它。”
如果用一句话解释《太平年》的题眼——“太平”在这部剧里到底指什么？杨磊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表示，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很混乱的时期，连年的战争，民不聊生，礼崩乐坏，“渴望太平就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老百姓心中最大的梦想。”在杨磊看来，剧中的“太平”，是植根于“以百姓为本”的基本价值共识，让百姓既能活下去且更能有尊严地活得更好的一种朴素渴望，“尽管路径和代价截然不同，这是钱弘俶、郭荣、赵匡胤等人在不同位置上共同眺望的终点。”
【历史】
必须有人站出来，做出超越自身利益的选择
新京报：在你看来，五代十国—北宋初年这段历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你如何理解五代十国末期的核心矛盾？割据与统一、战争与民生、王权与生存、短期胜利与长期和平？
杨磊：五代十国到北宋初年，是一个从极乱到治的过程，从破碎到整合，从野蛮到文明，从苟且到担当。当所有道德、制度、信任都被摧毁后，出现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死结，如何打破这个死结的方法就是必须有人站出来，做出超越自身利益的选择。剧中的钱弘俶、赵匡胤、郭荣，都在做同一件事：从“苟全性命”的算计中挣脱出来，去扛起那副名为“天下太平”的担子，表达了文明的韧性，这段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它用近百年的血与火告诉我们：“太平”不是历史的馈赠，而是需要一代代人主动选择、艰难背负的责任。
五代十国到北宋初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新京报：《太平年》的历史切口是“纳土归宋”，为什么这段史事值得被第一次系统影视化呈现？
杨磊：正是因为它的“非典型性”。它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征服，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以和平方式完成的政权交接与领土整合。它展现了一种不同于武力解决的、更为艰难的道路：如何在避免更大规模流血的前提下，实现历史的过渡。这里面有君王的挣扎、臣子的博弈、百姓的福祉考量，是很好的历史剧故事。
【创作】
核心是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与时代精神的真实
新京报：提到正剧，很多观众经常会说一句话：信息量太大、人物太多。你在创作阶段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你怎么把这么大的历史段落，拆成“观众能跟住的一条线”？叙事骨架是什么？
杨磊：通过人物的视角来贯穿整个宏大历史，让观众通过情感代入来理解那个时代。开篇先集中展现五代乱世的崩坏景象，然后通过吴越王子钱弘俶的视角展开。他生长在吴越，一个在乱世中的“桃花源”，他的纯真与震撼，直接成为观众代入乱世的第一视角。当他在至暗的汴梁遇见赵匡胤与郭荣，在城头立下关乎“太平”的誓言。观众的情感自然会跟着这组人物。历史洪流会将他们推向不同道路，他们会如何抉择？其实每一次关键抉择，都折射着当年那份共同的理想与重量。观众最终记住的，可能不是哪场战役的具体年份，但一定会感受到那几个曾一起喝酒的伙伴，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扛起了同一副名为“天下太平”的千钧重担。这副担子的“重”，就是我们要让观众切身感受到的历史分量。
通过赵匡胤、钱弘俶与郭荣在汴梁曾相遇相交这一虚构但符合历史情境的场景绑定，形成贯穿全剧的情感主轴。新京报：在你看来，创作一部历史正剧，要如何兼顾“严肃性”和“可进入性”？
杨磊：我觉得，严肃性和可进入性不是对立的，是通过人性化的叙事自然融合的。严肃性，植根于“逻辑的真实”。首先我们严格遵循 “大事不虚” 的原则，其次人物的行为必须符合其时代处境与利益逻辑，绝不为了“爽感”而让古人说现代话、做现代事。可进入性，依赖于“情感的真实”。比如我们通过钱弘俶的视角，让观众先“成为”他，感受乱世的残酷与太平的珍贵。所有庞杂的历史矛盾，都转化为具体人物在具体情境下痛苦而真实的抉择。观众理解历史，不是通过背诵事件，而是通过共情“如果是我，我该如何是好”的困境。用真实的历史困境引发共情，严肃的历史背景通过人物的具体抉择变得生动可感。
新京报：创作这样一部历史剧，如何把握“历史真实”与“戏剧强度”的边界？有没有一场戏，在剪辑台上反复犹豫“要不要这么拍”？为什么最终坚持？
杨磊：边界在于“大事不虚，小节不拘”，核心是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与时代精神的真实。其实在前期筹备以及后期剪辑的时候有很多戏都会有犹豫，因为它的背景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又比较复杂的，但最后坚持的核心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
新京报：剧中哪些地方你坚持“绝不虚构”？哪些地方允许“结构化再创作”？
杨磊：重大历史节点与结局，我们坚持不虚构。结构化再创作之处，一个是人物关系与情感的编织与强化，将离散的史实转化为连贯的情感命运。例如，将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三人的关系，通过“汴京结义”这一虚构但符合历史情境的场景绑定，形成贯穿全剧的情感主轴。这不是为了“编造朋友”，而是为了让观众直观感受到，那些决定天下走向的力量之间，曾存在过具体的人的羁绊与温度。另外一个是为历史人物做出的选择，提供符合时代逻辑的、可供“共情”的心理路径。超越“评判”，实现“理解”。如果只是复述史书上的评判，我们和观众就永远是历史的旁观者与审判官。而只有通过戏剧，让我们都暂时放下上帝视角，回到那个“人相食”、朝不保夕的具体情境中，去体会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算计、他们那一点点未泯的良知与巨大的无奈——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太平”二字为何重逾千钧，为何需要一代代人用非常手段去争取。
【叙事】
主线是“乱世如何走向太平”
新京报：整部剧的叙事主线，如何提炼的？是钱弘俶的成长史？是吴越与中原的博弈史？还是“乱世如何走向太平”的价值叙事？
杨磊：主线是“乱世如何走向太平”。钱弘俶的成长史和吴越与中原的博弈史，都是服务于这个核心命题的载体。我们想探讨的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什么是更高级的智慧？是玉石俱焚的坚守，还是牺牲自我以成全更大的勇毅？这部剧的戏剧动力，就在于展现这种选择的艰难与崇高。
剧中“战争、朝堂、民生”三条线相互交织。
新京报：剧中“战争、朝堂、民生”三条线，比例和节奏怎么拿捏？
杨磊：民生是基底，是绵延的底色，它不抢戏，却无处不在，展现太平的可贵与脆弱，它是所有斗争的起点与归宿；朝堂是主轴，每一次重要朝会都是价值观的碰撞。镜头不重在礼仪排场，而在决策瞬间的眼神交锋与话语背后的重量，每一次抉择，都是民生与权谋的博弈；战争少而精，呈现必要的战场画面，但不会沉迷于漫长的厮杀场面，也会关注战前抉择的沉重与战后创伤的深远，重点拍“为何而战”与“战后何存”，而非单纯厮杀。
【角色】
钱弘俶是“清醒的守护者与悲情的终结者”
新京报：钱弘俶很难拍。因为他不是那种热血冲锋型的主角，他最大的戏剧性不是“赢”，而是“选择”。你希望观众理解的钱弘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杨磊：我希望观众理解的钱弘俶，是一个 “清醒的守护者与悲情的终结者”。他的核心矛盾不是外在的敌我，而是内心的撕裂：作为吴越国君的“小我”责任（守护祖宗基业）与作为乱世中政治家的“大我”洞察（预见趋势与和平价值）之间的激烈斗争。他的戏剧性在于，每一次选择都不是为了“赢”得更多，而是为了“失”得更少——减少百姓的伤亡，减少文明的破坏。这是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英雄主义。
白宇饰演的钱弘俶，是一个“清醒的守护者与悲情的终结者”。
新京报：“纳土归宋”常被误读为“软弱、投降”，如何在人物上重建它的重量？
杨磊：要重建“纳土归宋”的重量，关键在于将其从一个政治结果，转变为钱弘俶个人价值观与历史责任的终极完成。钱弘俶是从“桃花源少年”成长为“责任承担者”，他的选择不是突然的，而是一系列价值观转变的结果。所以对于“纳土归宋”，它不应该被简单看作投降，而是钱弘俶在经过漫长成长后选择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兑现他少年时在汴梁目睹生灵涂炭后立下的心志，兑现他作为吴越国君“保境安民”的承诺。对于钱弘俶来说，不是失去，是“接过”。他放下了家族百年权柄，却接过了郭荣、赵匡胤传递下来的那副共同担子，接过了更重的历史责任，为终结乱世、实现太平做出关键一步。因此，在剧中，这是一场平静而震撼的交接。观众感受到的，不是国王失去了领土，而是一个守护者，终于将他珍视的桃花源，安然托付给了他认为能扛起这副担子的人与时代。
新京报：观众对赵匡胤太熟了：他是开国皇帝、统一者、胜利者。如何处理赵匡胤：既是统一者，也是权力中心？如何避免把他写成“单向度的明君”或“工具化的帝王”？
杨磊：赵匡胤既是“时势造就的巨人”，也是“驾驭时势的棋手”。我们突出他作为开国皇帝的如履薄冰与政治智慧。他的执着，既有英雄的抱负，也混杂着对五代乱源（藩镇割据）的深切恐惧与解决决心。他的魅力在于力量与克制并存：既有雷霆手段，对吴越却又采取了罕见的怀柔与耐心。他与钱弘俶的隔空博弈，是两种政治智慧（开创与守成、刚猛与柔韧）的互相映照与试探。我们给他设计了私人时刻的疲惫、疑虑以及对身后名的在意，让人看到权力顶峰的人性温度与重量。
新京报：历史正剧里女性角色经常被当成“情绪缓冲垫”——用来让宏大叙事变柔软，用来让男人显得深情。周雨彤（饰演吴越国主钱弘俶正妻孙太真）的角色在这部“历史大叙事”中承担什么功能？你怎么在这种夹缝里做出一个有力量的女性角色？你怎么让她不是装饰，而是刀？
杨磊：她不是情绪缓冲垫或装饰。在这部剧中，她首先是钱弘俶内心世界最重要的镜子与安全港，是他在充满计算的世界里，可以流露脆弱、探讨真实代价的人。其次，她本身可以是一个拥有独立信息来源（如家族、民间）和判断力的政治参与者，她的意见往往来自朝堂视角之外的民生现实，成为钱弘俶决策中不可或缺的另一维度。让她成为“刀”，在于让她在关键时刻，能说出最尖锐、最直指本质的话，或者采取直接影响局势的行动。她的力量，在于清醒、坚韧以及在私人情感与家国责任间的精准拿捏。
【演员】
白宇、朱亚文和周雨彤分别诠释了“力量”的不同温度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白宇饰演钱弘俶？看中了他身上的哪种气质？他最难的一场戏是什么？怎么帮他找到“王的重量”？
杨磊：看中白宇身上那种“沉静下的力量”和“儒雅中的韧性”。钱弘俶的塑造其实需要演员有大量的内心戏，情绪是内收甚至压抑的，但眼底要有万千波涛。白宇有能力用最细微的表情和眼神，传递出深刻的挣扎与决断。最难的一场戏，我认为是最终决定纳土归宋前后那几场戏。外在动作极简，但内心却要经历与祖先、与国土、与自我身份的最终告别。帮他找到“王的重量”，除了研读史料、理解时代，更重要的是让他体会那种“孤峰之上，背负万民”的极致孤独与责任。我们做了大量关于“失去”和“抉择”的探讨，让他相信，那个决定是在别无他法的绝境中，能为自己人民找到的最好出路。
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既是“时势造就的巨人”，也是 “驾驭时势的棋手”。
新京报：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你会要求他在表演上避免什么？必须具备什么？赵匡胤的“魅力”来自力量、谋略、还是某种“人性温度”？
杨磊：亚文对角色有着深刻的独立思考，我们共同的核心追求，是彻底避免“结果感”的表演。不能因为他未来是宋太祖，就提前演出“帝王相”或深不可测的权谋感。他前期应该带着武将的直率与理想主义的热忱。到了中后期，表演的核心则要落在“承重感”上，尤其是陈桥驿前的犹豫、煎熬与自我说服。我们希望让观众相信，黄袍加身对他而言，不是野心的实现，而是一副不得不扛起的、令他恐惧的千钧重担。他的终极魅力，正来自这种“人性温度”与“历史重力”的对抗。他的力量与谋略只是手段。真正动人的，是他始终未完全冷却的“人”的部分——对郭荣、钱弘俶的兄弟之谊和惺惺相惜，对太平誓言的念念不忘。正是这份温度，让他背负骂名的选择，不仅关乎权力，更透出一种悲怆的使命感。我们希望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天生的帝王，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周雨彤饰演的孙太真是一位“外柔内刚、心有丘壑的乱世女性”，她既是照亮钱弘俶前路的灯，也是观众的另一种视角。
新京报：周雨彤在剧中的表演目标是什么？她最关键的一场“价值表达戏”是哪一场？为什么？
杨磊：她的表演目标是塑造一个“外柔内刚、心有丘壑的乱世女性”，既能展现属于那个时代的温婉与坚韧，又能让人看到她内心的智慧与力量。她的关键戏很多，不能用单一的场次去表达，但重点是孙太真需要在钱弘俶最摇摆不定、内外交困的时候，平静地向他讲述在民间看到听到的具体民生艰辛，是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最撼动他内心甚至观众内心的话，这既是照亮钱弘俶前路的灯，也是观众的另一种视角。
【挑战】
如何让观众感受到太平的重量
新京报：对你而言，《太平年》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最大挑战是什么？
杨磊：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今天的观众，理解并相信那个时代的残酷和不得已”以及“如何让观众感受到太平的重量”。我们搭建的，是一座情感的桥梁。当我们理解了剧中那些历史人物的选择，无论是接过黄袍，还是纳土归宋，都不是关于权力得失，而是一群人在乱世中对于太平的渴望和承担的责任。我们才会更明白和平的可贵，珍惜当下。
新京报：如果让你给当下年轻观众一个进入《太平年》的观看角度，你会怎么建议？
杨磊：可以试着把它看作一部“顶级难度的战略决策模拟”或“在绝境中如何做选择的深度剖析”。你可以问自己：如果我是钱弘俶，在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压力下，我会怎么做？我的选择是基于感情、责任、恐惧还是理性？这部剧能让你看到，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哪怕是君王）的局限与可能，以及某些超越一时一地的价值，如何艰难地穿透迷雾，指引方向。
新京报记者 刘玮
编辑 黄嘉龄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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