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2026银发经济新趋势研讨会”现场。摄/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12月26日，由新京报社与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科技委联合主办，主题为“看2026银发经济新趋势研讨会”在京举行，围绕“十五五”时期银发经济的发展趋势、服务供给与技术落地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
国际健康寿命研究组织核心组成员、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抗衰老科技专家、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抗衰老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何琪杨，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职驻会副秘书长、科技委主任王永春，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老龄社会研究院院长马旗戟，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科技委副主任、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特聘专家朱海扬与会研讨。
王永春提出以“三个不偏离”把握推进、发展银发经济，包括聚焦康养旅游、老年文体、智慧健康等适老需求，依托基本养老服务网络延伸“医养+文旅”“适老化改造+家居消费”等融合业态，并结合非正规就业群体特征开发灵活就业岗位等；同时，与会专家还建议探索“养老场景开放典型城市”，推动养老机器人、可穿戴设备、适老化App等产品在真实场景中加快验证与应用扩散。
养老产业已到“不能忽视”的量级
在研讨会上，王永春表示，国家层面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各地通过资金补贴、场地支持、税费减免等方式激发市场活力；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推动养老产业“从粗放式发展向规模化、专业化转型”，并为其成为国民经济“支撑行业”奠定基础。
政策牵引的另一面，是产业体量被更直观地“量化”出来。王永春介绍，以国家统计分类口径划分，养老产业分为12大类；到2025年10月，我国老龄化水平为18.72%，新注册企业173.8万户、注销129.9万户，实有企业1775万户；按社保缴纳口径估算，从业人员为4981万。
与此同时，养老供给载体正在形成更清晰的网络。王永春介绍，截至2025年10月，全国服务机构总量约47万，其中养老机构3.88万、社区服务中心32万、助餐点11万。这些载体共同构成从机构端到社区端、再到助餐等便民节点的“多载体谱系”，让服务更贴近老年人生活半径，也为后续的专业照护、康复服务与智慧养老应用提供接入点。
不仅如此，马旗戟表示，在增长路径上，我国银发经济的动力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前一阶段更多依靠政府完成全覆盖兜底、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投入，“十五五”期间，市场化供给的扩张和升级将成为核心动能。公共服务体系要把底兜牢，社会力量则主要投向以社区为代表的“社区+居家”老龄服务，把服务做得更落地、更精细、更贴身。
在业态结构上，马旗戟介绍，我国银发经济已然形成了三类核心市场：第一类是老年康复和广义康复辅具市场，依托制造业和技术进步不断迭代；第二类是旅居康养和文化消费领域，文旅行业通过带动衣食住行游购娱，成为撬动老年消费、联动本地酒店业、商业零售业、医疗健康服务和公共交通等多个环节的关键链条；第三类是居家专业照护服务市场。
抗衰老科技专家、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抗衰老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何琪杨在研讨会上发言。摄/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银发经济不应仅被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养老’，而是正在从‘养老’走向‘备老’”。何琪杨从外延和科技两个角度补充了银发经济的新变化。他认为，健康管理、康复辅具、慢病管理等更早期、更广泛的环节日益重要。依托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康复辅具、可穿戴设备等产品正在成为银发经济中的新增长点，为产业带来更多技术含量和更长的产业链条。整体来看，在政策托举和需求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养老产业已经发展到一个“不能忽视”的量级，并呈现出边界更清晰、结构更分层、网络更立体、技术要素更活跃的综合特征。
不过，尽管养老产业在未来愈来愈有想象的空间，但其受到的政策关注度仍有不足。马旗戟认为，尽管各方测算银发经济未来的广义规模可达30万亿元、50万亿元，甚至有预测可能接近100万亿元，总量潜力远超当年的互联网产业，但相关企业和从业者至今并未享受到类似于电子商务、互联网行业起步时期那样的政策青睐与关注度。这种“体量已大、地位未显”的反差，也折射出银发经济在政策支持、制度安排和发展预期上仍有待进一步强化。
银发经济不是一个“筐”
尽管银发经济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重视和解决。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老龄社会研究院院长马旗戟在研讨会上发言。摄/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马旗戟认为，首先我们要厘清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即把养老产业、老龄产业，与银发经济广义的产业，或者叫养老经济、老年经济、银发经济三个层次一定要分清。一些地方在做“十四五”“十五五”相关规划时，往往把养老、文旅、金融等内容一股脑装进同一个概念，结果是公共资源投向被稀释、产业抓手也变得模糊，难以形成可交付、可考核的建设路径。
银发经济的外延很宽，落实到产业侧，需要能落到具体服务与产品上。以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为例，养老产业被划分为12大类，其中“养老科技和智慧养老服务”“老年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和租赁”“养老设施建设”等板块权重较高。
从养老服务供给的“效率”角度看，乔晓春指出，社会叙事中常见的“一床难求”，与不少地区机构床位利用效率并不匹配；在一些地方，公共投入更容易形成“稳机构”的结果，却未必同步转化为老年人的服务获得感。因此，规划与政策如果停留在口号层面、缺少需求画像与可执行路径，基层就很难据此形成真正可落地的供给组织方式，最后往往是投入不少、效果却不匹配。
朱海扬进一步解释称，养老服务中的效率不高主要是因为存在这样三组矛盾：公共服务属性与市场化解决方案之间的矛盾；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与规模化供给之间的矛盾；个人数据隐私权与平台化运行边界之间的矛盾。
因此，养老服务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仅靠供给端单点扩张很难精准匹配，而平台化机制可以把需求、供给、补贴与监管纳入同一套可追踪的流程，从而减少选择不公平、供给不透明等问题。此外，制度设计也要避免停留在口号上，关键在于规则与机制能否真正改变行为。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科技委副主任、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特聘专家朱海扬在研讨会上发言。摄/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马旗戟进一步解释，这也是我国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结构性矛盾的结果。居家养老“无法比较高质量、比较全面、比较完整地满足养老需求”，而如果把所有老人都转到养老机构，在经济上又“不可行”、很难提高普及率。因而，当居住环境、公共服务配套与个性化照护难以在家庭内部解决时，机构养老对不少家庭仍是现实选项；但供给体系要解决的并非“把床位做大”这么简单，而是如何在可负担前提下，把不同形态的服务组合成可持续的供给网络。
把银发经济做成可交付的系统工程
围绕“十五五”窗口期如何把银发经济从热度推向落地，王永春建议，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保障是“前提和底线”，银发经济是在底线之上的“延伸与增量”，推进过程中要把兜底性、普惠性摆在更靠前的位置。越是产业扩容阶段，越是要先把可持续的基础能力补齐，要把特殊群体的兜底、服务网络的补位、专业能力的基础筑牢等工作做好，再谈更大范围的消费普及与产业扩张。
同时，王永春用“三个不偏离”概括了政策与产业协同的落点：不偏离适老需求，优先围绕康养旅游、老年文体、智慧健康等形成可供给、可复制的产品与服务；不偏离协同融合，依托基本养老服务网络，把“医养+文旅”“适老化改造+家居消费”等业态更紧密地嵌入社区与家庭生活场景，减少与基础服务脱节的“空转项目”；不偏离中国国情，面向灵活就业群体开发“以老助老、配送、服务支持”等岗位，把产业发展与就业吸纳结合起来，让银发经济在扩大供给的同时形成更稳定的劳动力支撑。
国际健康寿命研究组织核心组成员、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在研讨会上发言。摄/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具体到“抓手”，“盘活存量”被视作低成本突破口之一。乔晓春表示，现实中既有机构与服务载体的利用效率、资源配置与服务获得感之间并不总是同步，治理重点不应是简单做大床位或单纯关停或压缩，而是把愿意进入机构、需要机构支撑的老年人更有效地承接下来，激活既有供给。
因而，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补贴与投入的逻辑可从“按床补”逐步转向“按服务/按人补”，让资金更多转化为服务质量提升、护理能力建设与老年人实际获得感，推动机构从“有床位”转向“有服务、有口碑、有竞争力”。
支付机制被认为是另一个关键抓手，尤其在专业照护扩面方面。与会专家普遍建议，长期护理保险已在多地推进，护理服务标准也在逐步建立，下一步仍需解决可持续标准化的问题。长护险与支付体系如果进一步完善，一方面能够托底失能照护，另一方面也能为市场化供给提供更稳定的预期，带动专业服务从项目式供给走向常态化供给，缓解“服务供给不稳—需求不敢释放—行业难以做强”的循环。
围绕居家养老的“最后一公里”，马旗戟认为，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根本症结在于缺乏网络化、平台化和市场化。居家养老服务的“在地化”特性，使得小规模服务难以实现商业盈利，只有把网络效应、平台化和市场化叠加起来，才可能走向可持续发展。同时，未来商业地产与物业成本下降，也可为社区嵌入式设施和机构端供给提供新的成本结构与资源再配置空间，但同样需要警惕盲目投资导致的“相对泡沫”。
而数字化与智能化则需“慎投、务实”。马旗戟认为，AI与智能设备会持续进入养老体系，但更需要回到真实场景和数据可靠性：真正能留下来的，是能在照护、健康管理中产生可验证效果的应用，而不是概念性投入。对此，可用三类结果指标检验数字化投入：照护效率是否提升、服务成本是否下降、健康风险预警与跨机构联通是否真正发生；对缺场景、缺生态、缺应用的平台建设保持克制，避免在“十五五”形成新的沉没成本。
总之，只有把节奏、边界与抓手同时落到“可交付”的项目与机制上，银发经济才能从“热概念”走向“强系统”。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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