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和“大书”交相辉映，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书影。

▲李约瑟主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书影。

■张柏春

科学出版社作为科学出版界的“旗舰”，为促进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70年来，它出版了《中国数学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和《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许多科学技术史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引进出版英国学者李约瑟主撰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出版我国科学家卢嘉锡主编的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书”揭示中国古代科技传统

李约瑟于1942年到中国工作，其职位相当于英国驻华使馆的科学参赞。他尽可能为受到封锁的中国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方面的帮助，同时热衷了解中国的知识传统，甚至逐渐“皈依”中华文明。他敏锐地注意到，人们司空见惯的中国技术和科学知识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和先进性。在1946年离开中国之前，他已经在考虑写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了。

1948年，李约瑟着手规划和撰写一部7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李书”）。1953年8月，他参加第七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并作题为《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的学术报告。从那时起，他与合作者们努力将中国的发明创造展示给世界同行和广大读者，促使中国科学技术史成为世界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学科分支。他在1985年为即将出版的文集作中文版序时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明这是一个绝对的金矿。古代和中古时期的中国科学成就，一再表明足以使人眼花缭乱。”

1954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王铃协助下写成的“李书”第一卷《导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第二卷《科学思想》出版；1959年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出版，到2015年共出版了7卷25册，内容涵盖历史、语言与逻辑、科学思想、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炼丹）、医学、植物学，以及农业、林业、采矿、陶瓷、钢铁、机械、土木、航海、纺织、造纸和印刷、兵器、火药、发酵与食品等技术领域。李约瑟这套书树立起一座学术丰碑，引领了国际学界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潮流。

李约瑟将中国科学和技术置于欧亚文明发展，乃至世界文明演进的宏大图景中加以考察，为“百川归海”的世界科学技术寻找东方来源，并有与众不同的发现。例如，中国古代的一些重要发明，包括机械工程领域的钟表擒纵机构、常平架等，是他首先发现或者首先辨识其重要价值的。

1956年3月，他、王铃和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的普拉斯在《自然》上发表《中国的天文时钟机构》一文，强调北宋制作的水运仪象台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指出其中控制“枢轮”转动的“天衡”是一种特殊的擒纵机构，推断“中国天文时钟机构的传统和欧洲中世纪后期机械钟的祖先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李约瑟用英文向世界读者讲述中国文明的故事，揭开了中国科学技术传统的“神秘面纱”，做到了让世界了解中国。

鉴于“李书”的重要价值，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指示要促成这套丛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这项任务由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具体负责。1975—1978年，科学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了“李书”的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初译本，并将其分为《总论》《数学》《天学》《地学》等分册。

198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就“李书”的翻译出版事宜请示国务院，并报告了拟采取的工作措施。同年11月底，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向各有关单位发出《关于商请合作翻译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函》。1986年，李约瑟著作翻译出版项目再次启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亲自担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翻译出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立“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具体组织这套书的翻译和出版。科学出版社将“李书”列为重点图书，并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通力合作，自1990年开始出版“李书”的第一卷、第二卷等卷册，至今已出版14册。

“李书”的中文译本方便众多的中国读者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源流及其发明创造的世界意义，同时对中国学者撰写本国的科技史起到了激励作用。李约瑟因“李书”等学术成就而荣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大书”阐释中国古代科技体系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致到20世纪初一些中国人仍感到自卑，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缺乏自信。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青年科学家和工程师初登世界科技舞台，竺可桢、叶企孙、李俨、朱文鑫、章鸿钊、梁思成、刘仙洲等开始审视中国人在历史上有过哪些发明创造，草创中国科技史的学术研究。

科技史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机遇。1951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文中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来说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此后，《人民日报》约请科技名人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以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

1951年1月13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李四光谈起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提纲（目录），认为应该组织一个科学史委员会，以便为《人民日报》组织撰写科技史文章和回应李约瑟的著书计划，并且为成立科学史研究室做准备。在竺可桢的提倡下，中国科学院在1954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1957年元旦建立院部直属的、以李俨为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这标志着科技史研究在中国的职业化和建制化。

1954年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阐述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他强调，“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优秀民族包罗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史说得甚少”。他表达了中国学者回击西方中心主义和顺应爱国主义教育需求的鲜明态度。

1956年2月28日，竺可桢在北京召集专家座谈会，讨论和部署科技史远景规划的起草工作。科技史专家们起草的规划文本明确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指导思想和工作措施，如首先着重于专史研究，撰写农学、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化学、植物学、机械、水利等学科或技术门类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撰写综合的“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基于这种思路的大量专题研究和学科史研究为后来撰写大部头的丛书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支学术研究队伍。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技史事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终于能够筹备组织撰写中国古代科技史丛书，并且向中国科学院提出编写丛书立项申请。经不断谋划，中国科学院在1991年批准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编撰计划，并将其列为中国科学院的“八五”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合作编著这套丛书，卢嘉锡院长出任丛书主编。丛书作者们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其价值、作用与影响如何？走过怎样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以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到201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套被同行称作“大书”的丛书，由19卷学科史以及通史、科学思想、人物、辞典、图录、年表、论著索引等综合类和工具类的7卷构成。学科史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医学、农学、陶瓷、矿冶、建筑、桥梁、水利、机械、交通、纺织、造纸与印刷、军事技术、度量衡等分卷。作者们总结学界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参照，对古代发明创造做了细致的内史考证和阐述，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

“大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主要依赖“李书”阐释中国科技传统的局面。这套书的若干分卷获得了学术奖励，如郭书春主编的数学卷、席泽宗主编的科学思想卷分别荣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的一等奖和二等奖。我们期待将来有学者将“大书”翻译成英文出版，或有中国学者用英文撰写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

讲好中国故事 沟通中外学界

“李书”和“大书”交相辉映，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前者注重中西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将微观考释和宏观叙事相结合、内史与外史相结合，努力展现出“知识联系的或流动的历史”。后者充分利用中文史料和考古资料，着力构建一个学科覆盖比较全面、分卷设置比较系统的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体系。

20世纪90年代，笔者作为年轻学者，参与了“李书”的审校和“大书”的撰写工作，并借此得到学术上的提升。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导师华觉明先生就要求我阅读“李书”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的英文原著和刘仙洲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1990年，笔者入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担的首项工作是协助华先生审订“李书”机械工程分册的中文译稿，即统一体例、统一译名、补译文句等，与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进行顺畅衔接。1991年，笔者又加盟陆敬严、华觉明二位先生主编的“大书”机械卷的撰稿工作。

借“李书”“大书”和期刊等工作带来的机缘，我有幸与科学出版社的多位领导和编辑有许多交往与合作，对他们的敬业精神、专业水平与合作精神等表示敬意。

作为造就高质量科技书刊的权威出版机构，科学出版社除了出版1982年正式创刊的《自然科学史研究》，还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2017年共同创办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是中国学界创办的第一种科技史英文期刊，也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以中国科技史为主要学术领域的非中文期刊，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沟通中外科技史学界的光荣使命。

今年是科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相信未来科学出版社将继续为社会和读者奉献科技史及其他学科领域的更多优秀著作和期刊，为繁荣中国科技事业和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