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谱系如何跳出“近亲繁殖”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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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丽妃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孙悟空拜菩提祖师为师，成为“齐天大圣”。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师从鬼谷子，在战国乱世纵横捭阖名扬天下。获得自然科学桂冠的诺贝尔奖得主之间，“学术谱系”传承之力也不可小觑。

今年10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上帝之手”戴维·贝克的学术出身就可谓“根正苗红”：其导师兰迪·谢克曼、祖师爷阿瑟·科恩伯格及祖师爷的导师塞韦罗·奥乔亚都是诺奖得主。

这一现象在诺奖得主中并非孤例。据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分析，在截至2023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奖项的736位研究者中，有多达702人来自诺奖学术谱系，仅有32位例外。

什么是学术谱系？优秀的学术谱系究竟蕴含着何种力量？学术谱系如何跳出“近亲繁殖”怪圈？青年科学家如何选择学术谱系、在学术繁荣中更好地发展自我？《中国科学报》深度采访了多位院士专家，解读这一话题。

学术谱系，

不只是知识技能的传递

何谓学术谱系？

“在学术体系中，只要有师生关系，就会形成谱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袁江洋对《中国科学报》说。

袁江洋认为，学术谱系不仅是科学家成长的摇篮或内环境，更是其步入职业生涯的立足点，以及展开合作与竞争的重要舞台和依托。在现代科学制度下，科学家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托学术谱系展开合作与竞争。

在科研圈，学术谱系如同生命演化之树，有的枝繁叶茂，有的枝叶凋零。

在诺奖得主之中，有一棵令人瞩目的“谱系树”：其根源可追溯至190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约翰·斯特拉特，他的学生约瑟夫·汤姆逊在1906年因对气体导电的理论和实验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姆逊又指导出包括他儿子在内的7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2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该谱系的徒子徒孙中一共产生了228位诺奖得主。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看来，诺奖学术谱系代表的实际上是“名校出名师”“名师出高徒”的现象。总体上看，这是有利于科学事业发展的。

“为什么名师出高徒？首先，名师水平高，身处学科最前沿，更会教学生；其次，名师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最后，名师能掌握更多资源，拥有良好的人脉。”刘永谋对《中国科学报》说，“为什么‘名师出高徒’正面意义更多呢？因为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最优秀的人才，就应该跟着最优秀的老师，配置最好的资源，形成科学的‘高峰’。”

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书中，就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诺奖得主的学术谱系展开过研究。她认为名师们在造就徒弟和帮徒弟们进入精英行列做准备时，给其灌输和加强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还有他们认为在科学界这个阶层适用的价值、规范、自我设想和希望。

“那些以后将要获得诺奖的年轻科学家，很早就被纳入了交流他们所从事的领域的新成就的主要渠道。他们知道正在进行哪些最重要的工作、在哪儿进行、由谁进行。”朱克曼说。

鉴于学术谱系对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影响，在科研圈里，学术谱系就如同门派，是很多硕博研究生的“必争之地”。其背后的逻辑是：选择加入一个特定的学术谱系，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学术出身”，一个“靠得住”的学术出身往往会让人无往不利。

“我们要正视学术谱系发展中的‘马太效应’。”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说，“但同时学术谱系反映了一种学术继承关系，其发展过程如同一棵树木的生长，既有内在因素，也需要不断汲取外部营养、抵抗疾病、拓展空间。”

“近亲繁殖”，

当心“异化”的学术传承

在学术谱系的传承中，一种现象并不罕见：师徒两代或一脉相承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扎堆在某一高校或科研院所内的大团队。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个学术谱系“四世同堂”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科研圈有一个“贬义”的名称：学术“近亲繁殖”。

对此，北京某“双一流”高校教授陈诚（化名）认为，学术谱系和“近亲繁殖”虽然都是指同一个学术圈内的师承关系，但有本质区别。后者专指那些在学术聘用过程中依赖关系网而非个人能力的行为。

很多情况下，导师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在聘用过程中将学生留在自己身边。从导师角度来看，这样做办起事来更“方便”，有利于扩大自己在业内的影响力；从学生角度来说，留在导师身边也能得到“照应”。

但无形之中，这使得学术谱系的传承被异化。

“学术谱系的发展在根本上要靠学术创新能力。但‘近亲繁殖’的师生扎堆，思想往往雷同，学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跟老师几乎一个路数，缺乏创新与活力。”周忠和说。

在刘永谋看来，与“名校出名师”“名师出高徒”不同，“近亲繁殖”的根本逻辑是权力和利益，而非学术创新。实际上，“近亲繁殖”中的老师选择学生留校，往往也不是选最优秀或是有个性的学生，而是选那些听话的、能帮自己干活的学生。从知识上说，“近亲繁殖”将某个学科点上的智识活动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墨守成规、阻碍创新。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在1910年提出学术“近亲繁殖”的说法。他认为，“对大学或学院而言，聘用自己的毕业生是自然的，却是不明智的……因为‘近亲繁殖’会给大学带来致命的危险”。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沃尔特·伊尔斯和奥斯汀·克利夫兰进一步证实该观点。两人在1935年对“近亲繁殖”概念给予了精确界定——学校选择在本校获得一个或多个学位的学生作为其教员的做法，并分析了美国42个州219所高校16837名教员的情况，发现有34%共5707名教员存在“近亲繁殖”的情况，其中7所高校“近亲繁殖”率达到60%以上。研究认为，“近亲繁殖”对个人和大学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会使教师的知识范围狭窄，还会破坏大学的活力、导致学术生产力下降。

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也开始关注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现象。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对比国内外相关院校后认为，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程度比海外高5倍，引发了空前的讨论。那次大讨论基本形成学术“近亲繁殖”弊大于利的结论，有人甚至主张采取法律手段限制学术“近亲繁殖”。

为了削弱“近亲繁殖”带来的问题，国内外很多高校都要求本校毕业生具备外校学习工作经历才准予评聘，例如博士生毕业后须到其他机构做博士后或开展学术交流。美国社会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将此称作“衣锦还乡”，认为其有助于让原本“近亲繁殖”的学术谱系多元化。

“道统”传承，

核心在精神传承

实际上，古今中外，优秀的学术谱系中也不乏“近亲繁殖”的现象。

例如，被誉为“诺奖获得者摇篮”的卡文迪许实验室，通过师生学术代际传承先后诞生30余位诺奖得主，为物理学的发展创造了丰功伟绩。

采访过程中，多位学者指出，在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内，同样存在类似的优秀学术传承体系。例如，在生物学领域，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培养了王志珍、王志新等众多院士和专业人才；在古生物学领域，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弥曼受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的两位大师史天秀和雅维克的熏陶，而她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敏则在古鱼类学等方面取得突破，朱敏的学生朱幼安又荣获了史天秀奖；在量子信息学领域，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与博士生导师、诺奖得主安东·塞林格共同推动了量子信息研究的发展，潘建伟又培养出陆朝阳、彭承志、陈宇翱、张强等一批杰出的学生。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看来，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不是绝对的坏事，就像育种中若没有优良的纯系，便无法形成杂种优势。一个学术谱系的发扬光大，关键在于能否一代代挑选和培养优秀的传承者，敢于尝试解决最难的科学问题。这也是避免学术“近亲繁殖”的关键。

“如果选出的人只想‘躺平’，完全没有第一代创业者玩命的精神，仅仅依靠导师的死拉硬拽，甚至形成以权谋私的风气，那么结果只会是学术谱系一代不如一代。”李家洋说。

李家洋表示，科学精神是学术谱系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正如邹承鲁先生所言，“好的实验室就像温度特别高的炼钢炉，铁矿石进去一定会把它炼成好钢”。

袁江洋认为，优秀的学术谱系与“近亲繁殖”之间的本质区别，关键在于能否秉承高水平的学术和科学精神。优秀的谱系能够自我复制并在复制中成长，而劣质的谱系则容易堕落为利益交换的工具，以追求真理为核心的学术谱系需要促进，而以追求权力为核心的谱系则要加以限制。

在他看来，科学的价值在于“由真鉴善”，即科学的求真精神是评判善恶的基础。他举例说，戴维与弟子法拉第之间的衣钵传承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师徒二人尽管经历了从亲密无间到隔膜丛生的变化，但戴维却超越个人好恶，义无反顾地选择法拉第作为自己学术“道统”的继承人。

“科学上应唯才是举，不存在绝对的杠杆。科学也从来不是齐步走的，总是有一些机构、一些谱系是顶级的。优秀的谱系要发扬光大，不需要用条条框框把它框住。遇明师是人生之大幸。不遇巴罗，何来牛顿？”袁江洋说，“一流学术谱系的培育，不仅事关科学与科学文化事业之兴，而且事关反对权力崇拜文化之成败，事关中国文化复兴之成败。”

刘永谋也有相同的观点，“科学的本质是创新，而不是公平。有利于科学创新的制度的安排，才是最好的安排”。科学界也不可能杜绝人情，但健康的科学界必定以学术贡献为评价的最高标准。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近亲繁殖”容易让人联想到学术腐败、结党营私或“圈子文化”，应谨慎用其描述正常的学术传承。他告诉记者，自己的一名博士生毕业后前往某高校求职，但遭到拒绝，其理由是教研室里已经有一个他的学生了，再招一人就是“近亲繁殖”。

“这种理由很荒谬。尽管学术传承中确实存在结党营私的不良现象，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所有学者，更不能将同一师门的人在一起工作就视为‘近亲繁殖’。”江晓原说。

谱系发展，

人情与制度之间

在周忠和看来，学术传承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很难避免人与人情。一个学术谱系的枝繁叶茂、蓬勃发展，除了科学品味，关键在于“守得住底线”。这需要文化、制度的双重约束。

刘永谋也认为，师徒传承现象，确实存在偏离学术标准的情况。但好的学术环境和制度安排，可以对此进行纠偏。“想要形成学派或传统，一个学科点需要留下一些学生。但是，必须留最优秀的学生，而不是留下一些‘好马仔’。因此，留校不能由某个‘大佬’说了算，而是要学科点集体决议。”他说。

事实上，我国在不同层面启动了消除学术“近亲繁殖”的行动，例如教育部在《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中明文规定，大力改善高等教育学校教师学缘结构，逐步减少和消除学术“近亲繁殖”现象。

对于杜绝学术“近亲繁殖”的问题，周忠和认为，除了有好的制度，还需要有好的文化生态。例如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近亲繁殖”程度高就与“变味”的博士后流动制度不无关系。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初衷在于促进人才流动、打破学科壁垒，预防学术“近亲繁殖”。然而，实际操作中却出现偏差，如部分机构将博士后“挂靠”在本单位其他学科点，而实际上他们仍留在原单位或原导师的团队，这不仅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也加剧了学术圈子的僵化，阻碍了新思想的涌现与学术创新。

“制度上要求尽可能杜绝‘近亲繁殖’，但私下里有些关系好的导师会徇私舞弊，交换学生，避开这一制度约束。受传统文化、酱缸文化、官场文化的影响，优秀的学术谱系很难出现。因此，为构建世界顶级的科学传统，当务之急是确立由真鉴善的科学价值论，确立科学文化的运行规则，然后确立富于创造精神的科学方法论。”袁江洋说。

周忠和认为，对于学生而言，要融入哪个学术谱系，不能只看“名气”，而要更客观地看其发展状态，以及是否对年轻人有利。“有的学术谱系，看上去像一棵挺大的树，实际上可能正在走下坡路，甚至快枯死了。有的谱系，学生进去了就是一只‘工蚁’，贡献都给了导师。所以，学生选择导师时应该更单纯一些，兼顾兴趣和个人所长。如果抱有通过一个学术谱系‘攀高枝’的想法，也可能被‘杀熟’。”

此外，周忠和表示，在学术发展不同阶段，青年科学家应尽可能在多个学术谱系实现学科交叉，而非固守在单一领域。这并非鼓励他们在不同的学术谱系钻营，而是通过融汇不同的学术方法与思路，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