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背面”与大学教师的职业角色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日前，西南大学一博士研究生在网上反映，该校法学院教授赵某利用导师职权，胁迫其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三年，并要求其随叫随到，否则就不对其学业进行指导。

前几天，西南大学就赵某因存在严重师德师风问题被处分发布情况说明后，网友的议论几乎一边倒地指向高校教师，情节的延伸、事件的推演、负面的联想和举一反三的揭短，可谓应有尽有。这种举动姑且称之为“扒背面”。

一般来说，人有公共性的为人知的一面，也有私人性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如果前者是“正面”，后者就是“背面”。“扒背面”指的便是专拣私人性的负面行为说事儿，完全不顾同一个人的公共性一面。从心理学上看，这是一种不健康心理的表现；从社会学上看，它也是不正常的社会倾向之一。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扒背面”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下去。

正因为担心被“扒背面”影响学校的公众形象，一些高校选择将演化成“公共事件”的处理决定秘而不宣，以为这样就可以偃旗息鼓，减少负面影响。殊不知，类似做法不仅不符合公共事件处理的公正原则，相反，神秘化更容易引发人们的猜测，也更会被网友“扒背面”。由此看来，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给社会一个正式、明确的交代才是最大程度避免被“扒背面”的有效手段。

就逻辑上看，“扒背面”本身是存在悖谬的。除非有私人恩怨，公共领域里的“扒背面”都是对被“扒”对象有所期待才产生的行为。也就是说，“扒背面”并非出于鄙视，恰恰相反，它是仰视的结果。网络上频现的“扒”大学教师的“背面”也不例外。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大学教师的状态和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能否满足“仰视”的条件也已经很成问题。

过去，人们关注较多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学生素质的影响。因为从“精英选拔”转向“大众共享”，付出的代价就是生源质量的普遍下降和学生学习能力、知识基础的参差不齐。这也是高校内外最容易感知到的变化。

让许多校外人士难以感知到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教师素质的影响。事实上，高等教育大众化后，进入高校的学生不再是原来的学生，他们的取向、行为会反过来影响教师，其结果就是让后者变成了自己能够接受的角色。

由于高校学生数量的增多，教师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大量招聘进校的教师虽均拥有“博士学位”的证书，但今“博”已非昔“博”，他们身处整个高校向大众化转型的门槛上，大众化的标准已经印刻在行为中。

从气质和取向上说，以前大学教师中的“书生”居多，纯粹、本分，多讲奉献。但如今，纯粹的书生依然栖居在大学里，却未必有原来的诗意和心情，而如鱼得水者则不再纯粹，并且视“本分”为落伍，以识实务的逐利和添加“斜杠”为尚。

一些西方教育家把学校视作社会，是希望通过模拟，在实际交往中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但“大众化”后的国内高校直接成了社会的一分子。在此情况下，教师很难再以“象牙塔”或“诗意生存”为荣，而是更多地朝向社会，汲汲于追赶社会潮流。

因为这一高校大众化转型后的现实是非亲身经历过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变化者所不能察觉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判断、理解上的错位——

一方面是网友对教师的“精英”式期待，将大学教师视为纯粹、本分的“书生”，以无私奉献与否进行衡量。这种期待又很容易极端化为没有“背面”的“圣人期待”；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的构成已然变化，他们不再是书生式“精英”，而成了社会大众的一员，其中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扒背面”现象的出现，但过多的“扒背面”却未必有助于教师的成长。

从现实看，高校教师在学校中只是扮演着自己的职业角色，也就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展示自己的优长之处和最为职业的一面，并尽可能地将这种职业态度、职业行为和职业道德贯彻始终。换言之，放大“正面”的自我、抑制或者缩小“背面”的自我是教师的基本行为准则。

当然，教师即便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如网友般不再具备被“扒”的条件，他们依然是可以被批评的，那些触犯法律、触及教师行为规范和道德底线者更应受到惩处。赵某的行为之所以应被处分，就在于其为满足自身私欲，利用了大学教师的职业身份，并违反了起码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规范。

中国的教师，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开始就自认为“君子”，但经过“大众化”以后，教师职业与这个传统角色已经渐行渐远。因此，用比“君子标准”更高的“圣人标准”考问或检验，进而执着于“扒”教师的“背面”，也暴露出“扒背面”者自身的狭隘和单一。

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主要是建立在机械性的道德说教之上的。而无论是狭隘、单一，还是抽离现实、机械性的道德说教，都无益于中国大学的进步和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