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固定工作,却租住在旅馆的年轻人

那些有固定工作,却租住在旅馆的年轻人
2022年10月05日 21:00 媒体滚动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为了应对工作和生活的不确定性,一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选择不租房,长住在青年旅社。

  记者 | 印柏同

  编辑 | 王海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长住在青旅

  还差两个月,王斌就要在北京的青旅住满一年了。

  23岁的王斌去年刚从大学毕业,从去年11月到北京起,他就住在这家位于北二环胡同里的青年旅舍。王斌住在2楼的一间3人房,整间房面积8平米左右,一进门,一股带汗的湿毛巾味扑面而来,屋顶则是换气管道稳定低沉的响声。

  这就是王斌在北京的“家”。除了床,他使用的家具还包括一张小电脑桌,一个可上锁的铁皮柜子,一个立式衣架——几件家具上摆满了晾衣架、衣服、日用药品和洗漱用品,颇有居家过日子的气氛。

《未生》剧照《未生》剧照

  王斌说,这是他入住这家青旅来,换的第三间房,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间,因为同时有空调和窗户。毕竟地处北京二环的胡同里,房型受限,这家青旅里面的很多房间都没有窗户。但即便如此,像王斌这样有固定工作,却依然常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并不少。

  王思是王斌所住青旅的联合创始人,她的团队在北京已经开了七八家连锁青旅。她也是最近才注意到,长租客人的确变多了,因为有店长反映,希望旅社里能配 “熨衣处”。王思感觉挺奇怪,怎么还有这种需求,后来才听店长说,因为店里很多客人穿西服和衬衫上班,需要熨烫。

  王思说,其实疫情前也有一些人长住在青旅,有工作的只是少部分,更多的还是那种在放空的人,准备换一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不像如今,大多是有固定全职工作的人。这种变化也反应在不同的门店上,比如长住客人变多的,主要是靠近建国门、西单等地商业中心的门店,靠近景区的门店,则没什么增加的常住客人。

  深圳福田商务中心附近一家青旅的老板黄静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黄静说,疫情前,自己店里生意一直不错,在平台软件上的浏览量常居第一,但入住客人主要是来自全国的背包客。但现在,店里70%的客人都是长住客,他们中既有来深圳打拼的年轻人,也有在深圳出长差的外地中年人。

《他人即地狱》剧照《他人即地狱》剧照

  黄静分析,长住客人成为主流,一方面是因为,疫情期间,人们出行次数减少,深圳又不是传统旅游城市,很难接纳到新的游客;另一方面,因为疫情带来的影响,青旅老板也把运营方向调整到接纳稳定客源为主。

  以黄静自己为例,疫情前,她非常注意保持店里的青旅文化,经常在店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还和武汉、长沙、北京等其他城市的青旅联盟,希望把这里变成五湖四海年轻人来到深圳的落脚点。但现在,她更多接待的是每天下班一身疲惫,只想休息的客人,就不需要做那么多活动了。为了维持收入,她甚至重新回到广告老本行,一边工作一边打理店里的生意。

  他们为什么不租房

  王思后来想过,疫情下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可能是让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住青旅的一大原因。她说自己店里有个客人是中科院的研究生,为了防止被封在学校,都住青旅半年了,还有一个是博士生,也住了很久,“那天还和我们调侃,说自己这几年都是上网课过来,马上就要在你们青旅毕业了。”

  茜茜是一名95后,2017年末到上海工作,因为之前旅行的时候喜欢住青旅,所以刚落脚时,茜茜选择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青旅。工作稳定一段时间后,茜茜才和2个朋友合租了一套房。但3个月后,因为一个室友临时退租,茜茜和剩下的另一个室友就需要多承担一个人的房费。茜茜不想多花这笔钱,决定退租。随后,她搬到了上海黄浦区的一家青旅,一住就是1年多,平均下来,每天房价70多元。

《明天会好的》剧照《明天会好的》剧照

  新冠疫情后,茜茜回老家休整了一年,2021年3月份再次回到上海找工作。一开始,她找到3个朋友,一起在上海长宁区租了一套房。其中一个卧室归她独立使用,每个月房租不到2000元。

  这次的房子租了不到3个月,茜茜成为率先退租的那一个,原因是她换了工作,新的工作地点离租房地点太远,每天上班单程坐地铁要一个半小时。这次退租后,茜茜决定长住在新单位附近的一家青旅。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她不确定自己的工作什么时候又会变动;另一方面,想在上海找到短租房并不容易。事实证明,她虽然在这家青旅一直住到了现在,但那份工作她的确只做了2个月。

  后来,茜茜意识到,相比住在青旅,她对租房的要求高得多,需要考虑各个方面,比如工作是否稳定,室友是否合适,以免频繁换房,不但搬家辛苦,还要付违约金。对她来说,长住在青旅,等于接受自己在上海工作的不确定。

《凪的新生活》剧照《凪的新生活》剧照

  而这种不确定性在疫情后又进一步放大,比如疫情前,茜茜在上海工作了两年,中途只换了一份工作,但最近一年里,她已经换了两次工作。其中那份只做了2个月的工作,是因为股东撤资,公司突然就倒闭了。直到现在,那些离开比较晚的同事,还在和公司打官司或申请仲裁和结算。茜茜其他几次换工作的经历,同样跟公司变动有关,比如管理层变动,公司同赛道竞争压力大,业务受影响。

  茜茜是做互联网工作的,在她看来,她的工作流动性大,跟行业性质有关。住在北京的王斌是做软件技术的,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同样流动性很大。王彬去年才毕业,一开始在广州上班,并在广州的城中村里租了一间10平米的房子,每天通勤时间要2小时。因为一份还错的offer,今年他离开广州,来到北京,同时被广州的房东扣押了3个月违约金。(在广州,押金通常要3个月。)

  王思说,价格、通勤和便利性,而非青旅文化,确实是年轻人选择长住青旅的主要原因。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位于市中心的青旅,一个床位,月租通常在2000元左右,且不需要押金,不需要水电费,退租自由,而这些城市里同样区位的整租房价,起码在5000元以上,还要押一付三,也就是一次要交4个月房钱,对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压力不小。

  旅社里的生活

  住在胡同青旅里,工作日的早上,王彬通常会在上午9点醒来。起床后,王彬就去公共洗手间洗脸刷牙,赶在9点20分之前准时出门,出门前,先在微信小程序上下单一份肯德基早餐,然后下楼扫一辆共享单车到公司。算上中途取早餐,王彬精确计算过,自己的通勤时间是12分钟。这在北京,是一个相当奢侈的通勤时间。

  但王斌直率地表示,“除了通勤时间短,住青旅全是缺点”。王斌最不能忍的是晚上睡觉时室友打呼噜,但青旅里面人员流通随机,难免会碰上。前几周,有一位睡在王斌对面的房客晚上睡觉呼噜声很大,吵得他几乎整晚都无法入睡,第二天上班,一整天都昏昏欲睡。所以每有新人来到王斌的房间,他都会例行问上一句“兄弟,你睡觉打呼噜吗?”

  如今,王斌已经养成了每晚睡觉都要戴耳塞和眼罩的习惯,戴耳塞当然是为了抵御室友的呼噜声,戴眼罩则是因为常有客人很晚入住,房间里的灯光可能会在半夜忽然亮起。除了睡眠问题,也有其他生活上的不便让王斌苦恼,比如旅社里虽然有洗衣机,但阳台空间有限,晾衣服的地方总被人占满。有时候,大家只好把衣服挂在走廊壁灯的灯柱上。

  因此,王斌总结说,青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而已,谈不上任何生活品质。他说自己现在每天晚上回到青旅后,唯一感到舒心和有归属感的事,就是躺在床上跟在老家的女朋友视频。视频里,他会和女朋友一起规划两人的未来。他们计划,如果女朋友来北京了,一定要租房住。不过现在,女友还在老家读书,王斌不确定自己将来会和女友在哪里定居,就像不确定现在这份工作能干多久一样,他决定先 “走一步看一步”。

  与王斌不同的是,茜茜倒很享受住青旅的生活。茜茜说,她住的青旅大厅里,经常有各种活动,有人弹吉他、玩狼人杀、打麻将等,因此每天下班后,她都可以跟很多人聚在一起玩,她也确实在青旅里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其中有10来个甚至成了经常联系的好朋友。在茜茜看来,这是租房子住不能比的。至于缺乏隐私,需要兼容不同人的生活习惯,硬件设施不完备,这些在茜茜看来,影响都不大。

《二十不惑》剧照《二十不惑》剧照

  在茜茜眼里,青旅就像大学宿舍,充满欢笑和陪伴。她提到自己在青旅房间里,有个室友是上海本地人,家就在离青旅很近的地方,但因为喜欢青旅的氛围,选择在青旅长住。

  最近,曾经和茜茜在上海一起长住青旅的朋友们,多半已离开上海,有的是因为结婚,有的是回了老家,有的则是去了其他城市,这让她多少有些遗憾。茜茜不知道自己会在上海待到什么时候,目前她仍然很喜欢上海,喜欢这里的包容氛围和丰富的物质生活,虽然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充满变数,但她相信未来属于自己的机会还很多。

  文中王斌、王思、黄静、茜茜均为化名,实习记者张仟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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