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固定工作，却租住在旅馆的年轻人|工作_新浪科技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为了应对工作和生活的不确定性，一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选择不租房，长住在青年旅社。

　　记者 | 印柏同

　　编辑 | 王海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长住在青旅

　　还差两个月，王斌就要在北京的青旅住满一年了。

　　23岁的王斌去年刚从大学毕业，从去年11月到北京起，他就住在这家位于北二环胡同里的青年旅舍。王斌住在2楼的一间3人房，整间房面积8平米左右，一进门，一股带汗的湿毛巾味扑面而来，屋顶则是换气管道稳定低沉的响声。

　　这就是王斌在北京的“家”。除了床，他使用的家具还包括一张小电脑桌，一个可上锁的铁皮柜子，一个立式衣架——几件家具上摆满了晾衣架、衣服、日用药品和洗漱用品，颇有居家过日子的气氛。

《未生》剧照

　　王斌说，这是他入住这家青旅来，换的第三间房，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间，因为同时有空调和窗户。毕竟地处北京二环的胡同里，房型受限，这家青旅里面的很多房间都没有窗户。但即便如此，像王斌这样有固定工作，却依然常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并不少。

　　王思是王斌所住青旅的联合创始人，她的团队在北京已经开了七八家连锁青旅。她也是最近才注意到，长租客人的确变多了，因为有店长反映，希望旅社里能配 “熨衣处”。王思感觉挺奇怪，怎么还有这种需求，后来才听店长说，因为店里很多客人穿西服和衬衫上班，需要熨烫。

　　王思说，其实疫情前也有一些人长住在青旅，有工作的只是少部分，更多的还是那种在放空的人，准备换一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不像如今，大多是有固定全职工作的人。这种变化也反应在不同的门店上，比如长住客人变多的，主要是靠近建国门、西单等地商业中心的门店，靠近景区的门店，则没什么增加的常住客人。

　　深圳福田商务中心附近一家青旅的老板黄静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黄静说，疫情前，自己店里生意一直不错，在平台软件上的浏览量常居第一，但入住客人主要是来自全国的背包客。但现在，店里70%的客人都是长住客，他们中既有来深圳打拼的年轻人，也有在深圳出长差的外地中年人。

《他人即地狱》剧照

　　黄静分析，长住客人成为主流，一方面是因为，疫情期间，人们出行次数减少，深圳又不是传统旅游城市，很难接纳到新的游客；另一方面，因为疫情带来的影响，青旅老板也把运营方向调整到接纳稳定客源为主。

　　以黄静自己为例，疫情前，她非常注意保持店里的青旅文化，经常在店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还和武汉、长沙、北京等其他城市的青旅联盟，希望把这里变成五湖四海年轻人来到深圳的落脚点。但现在，她更多接待的是每天下班一身疲惫，只想休息的客人，就不需要做那么多活动了。为了维持收入，她甚至重新回到广告老本行，一边工作一边打理店里的生意。

　　他们为什么不租房

　　王思后来想过，疫情下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可能是让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住青旅的一大原因。她说自己店里有个客人是中科院的研究生，为了防止被封在学校，都住青旅半年了，还有一个是博士生，也住了很久，“那天还和我们调侃，说自己这几年都是上网课过来，马上就要在你们青旅毕业了。”

　　茜茜是一名95后，2017年末到上海工作，因为之前旅行的时候喜欢住青旅，所以刚落脚时，茜茜选择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青旅。工作稳定一段时间后，茜茜才和2个朋友合租了一套房。但3个月后，因为一个室友临时退租，茜茜和剩下的另一个室友就需要多承担一个人的房费。茜茜不想多花这笔钱，决定退租。随后，她搬到了上海黄浦区的一家青旅，一住就是1年多，平均下来，每天房价70多元。

《明天会好的》剧照

　　新冠疫情后，茜茜回老家休整了一年，2021年3月份再次回到上海找工作。一开始，她找到3个朋友，一起在上海长宁区租了一套房。其中一个卧室归她独立使用，每个月房租不到2000元。

　　这次的房子租了不到3个月，茜茜成为率先退租的那一个，原因是她换了工作，新的工作地点离租房地点太远，每天上班单程坐地铁要一个半小时。这次退租后，茜茜决定长住在新单位附近的一家青旅。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她不确定自己的工作什么时候又会变动；另一方面，想在上海找到短租房并不容易。事实证明，她虽然在这家青旅一直住到了现在，但那份工作她的确只做了2个月。

　　后来，茜茜意识到，相比住在青旅，她对租房的要求高得多，需要考虑各个方面，比如工作是否稳定，室友是否合适，以免频繁换房，不但搬家辛苦，还要付违约金。对她来说，长住在青旅，等于接受自己在上海工作的不确定。

《凪的新生活》剧照

　　而这种不确定性在疫情后又进一步放大，比如疫情前，茜茜在上海工作了两年，中途只换了一份工作，但最近一年里，她已经换了两次工作。其中那份只做了2个月的工作，是因为股东撤资，公司突然就倒闭了。直到现在，那些离开比较晚的同事，还在和公司打官司或申请仲裁和结算。茜茜其他几次换工作的经历，同样跟公司变动有关，比如管理层变动，公司同赛道竞争压力大，业务受影响。

　　茜茜是做互联网工作的，在她看来，她的工作流动性大，跟行业性质有关。住在北京的王斌是做软件技术的，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同样流动性很大。王彬去年才毕业，一开始在广州上班，并在广州的城中村里租了一间10平米的房子，每天通勤时间要2小时。因为一份还错的offer，今年他离开广州，来到北京，同时被广州的房东扣押了3个月违约金。（在广州，押金通常要3个月。）

　　王思说，价格、通勤和便利性，而非青旅文化，确实是年轻人选择长住青旅的主要原因。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位于市中心的青旅，一个床位，月租通常在2000元左右，且不需要押金，不需要水电费，退租自由，而这些城市里同样区位的整租房价，起码在5000元以上，还要押一付三，也就是一次要交4个月房钱，对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压力不小。

　　旅社里的生活

　　住在胡同青旅里，工作日的早上，王彬通常会在上午9点醒来。起床后，王彬就去公共洗手间洗脸刷牙，赶在9点20分之前准时出门，出门前，先在微信小程序上下单一份肯德基早餐，然后下楼扫一辆共享单车到公司。算上中途取早餐，王彬精确计算过，自己的通勤时间是12分钟。这在北京，是一个相当奢侈的通勤时间。

　　但王斌直率地表示，“除了通勤时间短，住青旅全是缺点”。王斌最不能忍的是晚上睡觉时室友打呼噜，但青旅里面人员流通随机，难免会碰上。前几周，有一位睡在王斌对面的房客晚上睡觉呼噜声很大，吵得他几乎整晚都无法入睡，第二天上班，一整天都昏昏欲睡。所以每有新人来到王斌的房间，他都会例行问上一句“兄弟，你睡觉打呼噜吗？”

　　如今，王斌已经养成了每晚睡觉都要戴耳塞和眼罩的习惯，戴耳塞当然是为了抵御室友的呼噜声，戴眼罩则是因为常有客人很晚入住，房间里的灯光可能会在半夜忽然亮起。除了睡眠问题，也有其他生活上的不便让王斌苦恼，比如旅社里虽然有洗衣机，但阳台空间有限，晾衣服的地方总被人占满。有时候，大家只好把衣服挂在走廊壁灯的灯柱上。

　　因此，王斌总结说，青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而已，谈不上任何生活品质。他说自己现在每天晚上回到青旅后，唯一感到舒心和有归属感的事，就是躺在床上跟在老家的女朋友视频。视频里，他会和女朋友一起规划两人的未来。他们计划，如果女朋友来北京了，一定要租房住。不过现在，女友还在老家读书，王斌不确定自己将来会和女友在哪里定居，就像不确定现在这份工作能干多久一样，他决定先 “走一步看一步”。

　　与王斌不同的是，茜茜倒很享受住青旅的生活。茜茜说，她住的青旅大厅里，经常有各种活动，有人弹吉他、玩狼人杀、打麻将等，因此每天下班后，她都可以跟很多人聚在一起玩，她也确实在青旅里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其中有10来个甚至成了经常联系的好朋友。在茜茜看来，这是租房子住不能比的。至于缺乏隐私，需要兼容不同人的生活习惯，硬件设施不完备，这些在茜茜看来，影响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