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孟凌霄 孙滔
每天早上醒来时，马梅都有种失重感——太轻松了，似乎少了点什么。
她已经从高校离职一年了，仍然会梦见“非升即走”7年考核期的日子：她正在去学校监考的路上，遇到意外事故，要迟到了，急得要死。梦里的她只想着，监考迟到是二级教学事故，会影响年度考核。
作为曾经的心理学副教授，马梅知道这是创伤性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在“非升即走”前，她最大的噩梦是高考迟到。
2016年，马梅入职南方某高校（下称Z大学）的心理学院。7年考核期间，她拿到160万元的人才计划和270万+150万研究经费，指导了8名硕士生，获得过全校前6%的教学评价，发表了领域内的顶刊论文，但最终因没有拿到国家基金面上项目而未能通过“非升即走”考核。
近日，马梅向《中国科学报》讲述了自己“非升即走”的故事。
在学院的争取下，马梅没有被降为助理教授，并续签了合同。
“只能陷入死循环。”马梅总结道。
2023年7月1日，马梅正式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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