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家|怀念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亲近缤纷的生命

　　作者：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

　　出品：新浪科技《科学大家》 中信新思

　　作者简介：著名的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于2021年12月26日去世了，享年92岁（1929-2021）。威尔逊是昆虫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主攻蚂蚁。他尤其以他对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而著名，1996年从哈佛大学退休。他是第一个解开蚂蚁信息素沟通之谜的人，成为了法国科幻小说家维尔贝尔创作《蚂蚁联邦》的灵感来源。16岁时，爱德华·威尔逊就想明白了，他要研究蚂蚁。

　　他从小喜欢研究动物，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被水母和鱼迷得不行，早早立下了成为生物学家的志向。但天意弄人。他有听力问题，听不到高频声音，因此青蛙之类叫得欢的动物，他研究不了。再有，7岁时的一次钓鱼，他不小心被鱼鳍刺瞎了右眼，仅靠一只眼睛无法立体成像，因此像鸟这种运动敏捷的动物，他也无法观察。

　　好在，上帝关了门，也会打开窗。威尔逊的左眼视力幸而超过常人，能让他观察到很细小的事物。1945年秋天，威尔逊将目光投向了蚂蚁。在过去的5000万年里，蚂蚁一直是地表上占压倒性多数的昆虫，分布在几乎每一寸陆地上。此刻，有至少1千万亿只蚂蚁生活在人类周围。就这样，威尔逊在16岁时确定了自己一生的研究对象。（转自我是科学家iScientist 作者：圆的方块）

　　以下内容节选自其著作《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自传》：

　　1980年，《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的编辑邀请了七位哈佛大学教授，请他们提出未来十年全球即将面对的最大难题。其中四人提出贫穷问题，缘由分别是人口过度膨胀、乡村人潮大举涌入城市，以及资本主义盛行。另一位教授把焦点放在美国，提出福利国家和政府管控过度的议题。第六位教授则选出全球核武器威胁。

　　这些学者中没有任何人提到环境问题。对于20世纪80年代遗留下来的难题可能会对后代子孙造成何种冲击，也全都不大在意。身为七人小组里唯一的自然科学家，我挑选了截然不同的主题，而且它的时间性也更为宽广。我提出，物种灭绝的速度越来越快，生物圈岌岌可危；人类正大举削减古代的生物多样性宝藏。我当时是以进化生物学家的角度，就进化时间来思考。“可能发生，或‘必然会’发生的最糟状况，”我这么说道，“并不是能源短缺、经济崩溃，或发生小规模核战争，或遭到极权政体的统治；这些灾难对我们来说固然可怕，但是至少它们可以在数个世代之内恢复。目前持续演进到 80 年代，而未来将耗费数百万年方能匡正的难题是：因摧毁天然栖息地而减损了基因及生物多样性，才是后代子孙可能最无法原谅我们的愚行。”

　　一个焦虑的梦

　　这篇文章算是我作为一名环境保护运动者的初次登台之作。老实说，我得承认自己的行动迟得难以原谅。生物多样性被摧毁的这个问题已经挂在我心头几十年了，但是我极少公开反映出来。20 世纪 50 年代，当我还在亚拉巴马州光秃秃的红土沟壑中工作时，还在古巴寻找消失中的热带雨林时，我就察觉到情况很不对劲。在我细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皮书》中有关灭绝及濒危物种的名单后，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60年代，当麦克阿瑟和我发现，只要栖息地面积减少，动物及植物的物种数必定随之减少，前景似乎又变得更加黯淡了。我们很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每减少90%的森林面积（或大草原、河流水道面积），将会使得原本生活在其中的生物物种数减半。

　　让我更加忧心的是那个梦。那真是一个令人非常焦虑的梦，而且直到今天，我还会不时地梦到它。

　　梦中，我在一座靠近机场的岛屿上（或一座小城里），每天晚上我总能立刻就认出那个地方，可能是富图纳岛（Futuna），也可能是新喀里多尼亚，两者都位于南太平洋上。我已经在该地待了好几个星期，当四周景物快速清晰呈现后，我突然想起该离去的时间即将到来。而且我发觉，我既未详查该岛的动植物区系，也未开始集蚂蚁——它们大多是未知的新种。我开始发狂地寻找当地的原始森林。远远地，我看见一处仿佛灌木林边缘的树丛，飞奔过去，发现只是一排由外来植物筑成的防风林，背后其实躲着更多的房舍和农田。这时我坐在一部汽车里，并快速冲向下一条乡间小路，但是路边除了房舍和农田外，什么都没有。群山出现在遥远的北方——每一次梦到的总是北方。或许某些原始森林就躲在群山里。我笨手笨脚地抓着地图，寻找上山的路，但总是找不到路，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噩梦结束，我带着焦虑、悔恨的心情醒来。

　　然而，明明心里明白，也做了这些梦，我依旧迟疑不决，把自己在真实世界里扮演的角色，完全限定在对其他主题的研究及撰写著作上。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我开始想，科学家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变成社会运动家？由于有过痛苦的经验，我深知介于科学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地带，是相当险恶难测的。过去那场社会生物学争议令我心有余悸。我的看法是，如果发言太过强硬，别的科学家就会把你归为死命奉行意识形态之人；如果发言太过温和，你又等于规避了道德责任。我迟疑地选择站在谨慎行事的这一边。

　　我知道许多非学术机构早已积极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活动，我因此而稍觉安慰。这些机构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简称 WWF）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它们无论在前景、竞争力还是名声方面，都达到世界级的水平。另外还有热带研究组织，这是由多所大学和其他机构组合而成的协会，专事训练年轻的生物学家，我曾在 1963 年参与它的奠基工作。这批新生代学者专家中，据我所知，许多人都将投入生态保护科学。于是我想，就让下一代去做吧。

　　然而，生态保护运动终归还是需要资深生物学家的声音。

　　跨出生态保护的第一步

　　对我来说，1979 年英国生态学家迈尔斯（Norman Myers）发表有关热带雨林毁灭速度的第一份报告，是促成我投入生态保护运动的临门一脚。通过逐一累加由各地得来的数据，他计算出，全球热带雨林面积每年约减少 1%。这则坏消息立即引起全世界生态保护专家的重视。从过去到现在，热带雨林在保存生物多样性方面，一直都居于关键性的地位。雨林拥有全球生态系统中最富变化的动植物区系，然而，在迈尔斯发表那篇报告时，它们的总面积只占全球土地面积的 7%。这样的大小差不多和美国本土 48 州的总面积相当，至于每年减少的雨林面积，则约有半个佛罗里达州大。如果按照一般生态系统栖息地和物种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来换算，通过上述面积减损的速度，我们可以粗略估计出每年有 0.25% 的物种会灭绝或注定提早灭绝。雨林遭到砍伐或焚烧的速度似乎越来越快，主要是急需土地的农民大举侵入，再加上全球木材需求量增长所致。

　　读过了迈尔斯的报告，我终于积极投入社会活动，并且以友人雷文（Peter Raven）为榜样。雷文是位很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密苏里植物园园长，身为一名日益知名的公众人物，他做起事来显得非常有决心，而且天不怕，地不怕。雷文对于行动主义深信不疑。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不只撰文、演讲，同时若有人依然怀疑生物正大量灭绝的证据，他也会和那些人激辩。

　　1980 年，他主持了名叫“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机构，专门研讨热带生物学研究的优先顺序，以强调最为紧迫的森林破坏及物种多样性消失的问题。雷文比任何人都更明确地指出：所有任职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科学家，都应该参与进来，我们不该让生态保护专家单独肩负此一重任。

　　有一天，在一阵冲动之下，我跨了出去。我拿起电话说道：“雷文，我想告诉你，我要和你们并肩作战。只要是我的能力办得到的，我什么都愿意干。”那时被我戏称为“热带雨林黑手党”，由资深生物学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已经成立。除了雷文和我之外，成员还包括戴蒙德 [ 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的作者 ]、埃利希（Paul Ehrlich）、艾斯纳、詹曾（Daniel Janzen）、洛夫乔伊以及迈尔斯。从那时起，我们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不久之后，我又加入 WWF 美国分会的顾问团，并进而成为他们的科学顾问。我鼓励顾问团的成员，加强拓展他们的科学研究计划，方法是将该组织赞助的研究推广到整个生态系统，而非只限于个别的明星物种，例如大熊猫或白头海雕等。我在 WWF 中，参与了“新环境主义”（new environmentalism）的构想。这套较实际的方法，可以将保护计划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且能够协助针对因拯救物种多样性而生活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我们都知道而且也主张，自然保护计划永远无法避开那些无法从中获益的贫苦大众。倒过来看，这群人的长期经济前景，也会因为他们的自然环境受损而受到某种程度的不利影响。

　　生物多样性

　　我到处演讲并撰文，讨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物种灭绝以及可能的社会经济解决之道。1985 年，我在国家科学院的政策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科学面对的挑战》（“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Crisis： A Challenge to Science”），引起广泛的注意。1 第二年，我在“生物多样性国家论坛”上，负责其中一场基本政策演说。这次的研讨会是在国家科学院及史密森尼学会的赞助下于华盛顿召开的。当时，我负责编辑这场会议的论文集《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这本论文集后来成为国家学术出版社（National Academy Press）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著作之一。

　　这场论坛首次使用了“生物多样性”这个名词，而在论文集出版后，这个名词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世界；到了 1987 年，“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生态保护文献里最常引用的词之一。生物多样性也开始变成博物馆展览及校园演讲中的热门话题。

　　1992年6月，超过100名各国领袖，聚集在里约热内卢参加地球高峰会议，这时“生物多样性”进而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老布什总统拒绝代表美国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Biological Diversity），把这个话题引入了政治主流中。末了，持续不断的争论绕着《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以及北方斑点鸮（northern spotted owl）打转，更使生物多样性的话题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生物多样性的理念已经成为生态保护的护身符，范围涵盖每一种生物。那么，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生物学家和保护专家很快就同意以下的定义：贯穿所有生物组织阶层，从各个物种内的基因、染色体，到物种本身，最后再进一步到最高层，即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比如森林及湖泊等，这些多样化的生命形式，整体就叫作生物多样性。任选一个角度，剖切这蕴含无限可能的生物多样性，得到的可能是古巴某种淡水鱼种群中不同的染色体和基因；另一个剖面可能是古巴的所有淡水鱼类；再下一个剖面，可能会是在古巴每一条河流中生活的所有鱼类及生物。

　　由于我在1988年编成《生物多样性》论文集，许多人以为这个词是由我创造的。事实上，我一点儿功劳都没有。这个名词是由罗森（Walter Rosen）首先提出来的，他是国家科学院的一位行政官员，负责统筹 1986 年的华盛顿会议。当罗森和其他国家科学院成员找上我，要我担任会议论文编辑时，我提议用“biological diversity”（生物学的多样性）这个词，因为直到那时，我和某些人都很偏爱这种讲法。我指出，“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一词太引人注意了，而且不够庄重。但是，罗森和他的同事不肯让步。他们坚称，“biodiversity”这个名词比较简洁，也比较特别，因此社会大众也比较容易记住它，而我们当然需要让这个主题吸引越多注意越好，而且速度越快越好。我终于让步了。

　　亲生命性

　　如今我简直搞不懂当初为什么会反对使用这个名词，因为它不仅活泼，而且兼具庄重与顺口。毕竟，我自己也曾在 1979 年创造了很类似的词语“亲生命性”（biophilia），当时是用在刊登于《纽约时报书评》上的一篇生态保护文章中。1 稍后在 1984 年，我还把它当作我的新书《亲生命性》（Biophilia）的书名以及中心思想。“亲生命性”的意思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其他生命形式的亲切感，这种亲近是由不同情境激发出来的，比如喜悦，或安全感，或敬畏，甚至是混杂了憎恶的迷恋。

　　我所谓的“亲生命性”，有一个很基本的例证：人类偏爱居住于某些特定的天然环境中。华盛顿大学动物学家奥里恩斯（Gordon Orians）在有关这项主题的先驱研究中，分析了大部分人在拥有绝对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心目中的“理想”住所。结果，他们会希望家园位于偏高地势的顶端，靠近一个湖泊，或一大片海洋，或其他水体，而且周围环绕着类似公园般的区域。从屋内往外望，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树木是顶端拥有宽广的树冠层，而主干又生有水平且贴近地面的茂密树枝，而且还长满了细小美丽叶片的那种树木。

　　这样的原型刚刚好吻合非洲遍地可见的热带大草原风貌，而非洲正是人类数百万年前的发源地。对于居住该地的人类祖先来说，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一处开阔的空间，因为那儿视野宽广，可以容许他们搜寻食物，同时警戒敌害。由于拥有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颇为脆弱的身躯，早期人类还需要撤退时的掩体，有了树木，被追逐时就可以逃到树上去。

　　难道这只是巧合？人类祖先的居所碰巧和现代人类偏好的居非常类似？所有的动物，包括和人类亲缘最近的灵长类，都拥有与生俱来的“按照生存条件选择栖息地”的习性。因此，不大可能只有我们的老祖宗例外；而人类在农村及城镇生活的简短历史，也不大可能抹去我们基因中的居住偏好。试想，某位住在纽约的百万富翁，家财万贯使他拥有自由选择居所的权利，结果他挑中了一间能俯瞰中央公园的高层公寓，可能的话，还可以望见园中的湖泊，而且阳台上还摆了一圈盆栽植物。在可能已经超过他理解范围的更深层意识中，他正在回归他的本性。

　　对蛇的迷恋

　　康涅狄格大学人类学家兼艺术史学家孟德克（Balaji Mundkur），也提出类似的说法来诠释人类的一项怪癖：对蛇的迷恋。这些爬行动物在人类古代的生活环境中，属于能轻易引起人们恐慌的动物。其他会引发恐慌的事物还包括蜘蛛、野狼、高处、密闭空间以及奔腾的水流等。只要经历一次与蛇有关的受惊事件，甚至只是听了一则可怕的故事，就足以令小孩强烈憎恶和恐惧蛇。诸如慌乱、恶心及冒冷汗等恐惧的感受，是属于自主神经系统里的反应，超越理性所能控制。这类反应来得非常快，然而，要摆脱它们，却出奇地困难。

　　针对蛇产生的这种高度的直接反应，似乎也具有遗传基础。以下的明确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人们很少会对现代生活里真正具有危险的物品产生恐慌，例如枪支、刀具、电插座以及疾驰而过的汽车等。我们这种动物接触上列致命源的时间，还不够长到足以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倾向自动避开它们的基因。

　　世界各地的人不只是排斥蛇类，同时也对蛇类着迷，而且只要安全有保障，人们总喜欢靠近观察蛇类。蛇类可以说是最常出现在梦中且最常被用作宗教象征物的野生动物——与人类或其他动物杂交混血、成双成对、生得既巨大又快速而且无所不见；这类梦境的变体就是天神，它们能够复仇，也能够传递智慧，完全依情境中的诡谲幻想而定。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蛇杖，也就是众神的使者墨丘利（Mercury）手中盘绕了一对圣蛇的手杖，如今成为医学专业的标识。

　　我的信念

　　我们这种对蛇类特别关注的根源，可能正和其他灵长类恐惧、着迷于蛇的根源相同，那就是蛇类的致命习性。毒蛇的踪迹遍布全球，就北半球而言，甚至向北分布到加拿大、芬兰，而且在大部分地区，毒蛇对于居住在大自然环境中的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致死源。亲生命性的进化过程，正如我在1984年引用孟德克的证据所诠释的，它的运行方式如下：经过漫长的进化时间，某些蛇类的致命性在人类心中造成天生的恐惧与入迷。因此，它们不断以各种含糊象征性的姿态闯入我们的梦中。萨满教巫医（Shamans）先知把他们自己的梦当成神谕，将梦中臆想植入神话及宗教里。于是乎，来自这些神圣堡垒、经过转化后的耀眼神蛇，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故事和艺术中。

　　按照自然科学的一般标准，亲生命性的证据仍嫌薄弱，而且有关它遗传源起的理论也太多臆测性质。然而，这个想法的逻辑推论仍属合理，而且这个主题也实在太重要了，不容忽视。1992年，一场聚集了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学者的研讨会，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召开，广泛讨论并评估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其中有些属于实验性质，颇为吻合早期的数据，而且很具说服力。1依我看，生来具有亲生命性的最重要含义在于，它为恒久的生态保护伦理奠下基础。如果关怀其他生物是人类的天性，如果我们的部分文化源于自然野性，那么单就这个基础而言，我们就不应该消灭其他生物。

　　大自然是我们的一部分，正如同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样。亲生命性是我的最新理论，可以算是在我这大半辈子中，最能持续吸引我的想法。我有如下三个信念：第一，人性终究是生物进化的结果；第二，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摇篮，也是人类最宝贵的自然遗产；第三，如果不考虑上述两项理念，哲学和宗教将不具太大意义。

　　天堂海滩上的小男孩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为自己也为你们描述了我是如何形成这样的自然世界观的。虽说许多源头埋藏在记忆深处，但是就在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就在我66岁的年纪，它们依然把持着我的想象力。我不愿意舍弃我童年及青年时期留下来的这些珍贵印象。我小心翼翼地守护它们，把它们当成我创造力的来源，不断地去芜存菁，并累加由它们衍生而来的产物。在谨遵重复试验的规条时，所获得的知识就是我所谓的“科学”。

　　这些印象营造出一股重力，牵引着我的生涯，围绕着我的研究打转。在我心底，我终身都是名探险博物学家。我不认为这样的概念会太过浪漫或不切实际。或许，一般大众想象中的自然野地已不复存在；或许要不了多久，每一平方千米的土地都将被人类的足迹踏过。据我所知，亚马孙河源头、新几内亚高地以及南极洲大陆，现在已全都成为观光旅游的地点。但即使如此，在我想象中的无限新奇的世界中，依然拥有真凭实据。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生物（很可能占地球总物种数的九成以上），仍然是科学界尚未发现的新种。

　　它们存活在某处，尚未被发觉，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静静等待它们的林奈，它们的达尔文，它们的巴斯德。其中大部分未知物种集中在热带偏远地区，但是，也有许多就存在于工业国家的城市附近。地球，这颗孕育着令人眼花缭乱、多样生命的行星仍然鲜为人知。

　　要估量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我们必须把观察尺度往下调整。生物体积越小，其可能分布的未知疆域就越宽广，待开发的领域也就越深远。传统的大型野地也许已经消失，地表上大部分大型物种（哺乳动物、鸟类及树木）也已被人类观察和记录过，但是，微观的野外世界依然存在于世上，这样的微型世界存在于任何一把泥土或淤泥中。这些小世界很接近于原始风貌，而且人类还未对它仔细访查过。细菌、原生生物、线虫、螨类，以及其他环绕在我们四周的小小生物，与地表结合，构成生机盎然的小宇宙。这些东西拥有无穷无尽的潜力，等着人们去研究，值得人们去赞赏。只要我们愿意把视界从眼前垂直下移一臂之遥，就可以把一辈子投入在一株树干的麦哲伦之旅上。

　　如果我的人生能重来一遍，让我的视野在21世纪重生，我会做一名微生物生态学者。1克重的寻常土壤，只不过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起的分量，里面就栖息着100亿个细菌。它们代表着成千个物种，而且几乎全不为科学界所知。届时我会在新式显微镜和分子分析技术的协助下，进入那个世界。我会穿越沙粒上的森林，乘坐想象中的潜艇，横过相当于一片湖泊的水滴，追踪捕食者与猎物，以发掘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特异的食物链；上述的一切，只需要踏出我的实验大楼不出10步，就可进行探险、发掘。美洲豹、蚂蚁和兰花，仍将会光彩夺目地占据着远方的森林，只不过，如今更奇特、更复杂、事实上是无穷尽的世界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若时光再次流转，我仍然会是天堂海滩上的那个小男孩，那个对赛弗柔安水母着迷不已但只瞥了一眼水底怪兽的小男孩。

　　大自然”这个词对我来说，具有两层含义。

　　在20世纪初，人类还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想象成不凡的物种，是困在地球上等待灵魂或心智救赎的黑天使。如今，几乎所有相关的科学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既然已经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还一步步参与了数百万年的生物进化，我们人类的生态环境、生理状况，乃至心灵状态，都和地球上其他生物密不可分。从这一层含义来观察自然界，大自然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依然相信地球资源丰饶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世界上最高的山还没有人攀爬过，最深的海也没有人探测过，更别提分布在赤道大陆上的大片原始丛林了。现在，我们早已绘制完真实的世界地图，而且也估算出日渐减少的地球资源：才经过一个世代的开发，人类就已经将野外世界破坏到足以威胁自然资源的程度，生态系统和物种目前正以6500万年以来最快的速度消失！

　　由于对自己闯下的祸事感到良心不安，我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从地域的征服者转变为地球的管理者。在这样的第二层含义中，也就是在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和自然界是两码事的时候，大自然也一样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由于性情和专长的关系，我才得以一直密切观察这些变化。在我还是资历尚浅的小科学家和小博物学家的时候，我个人的世界观随同下列两个趋势而转变：进化生物学的发展以及“这门科学的从业人员能够自然养成”这个想法的没落。从童年到中年，我的个体发生（ontogeny）一再重复更巨大的种系发生（phylogeny）。与此同时，大自然也不断变化出新的风貌。

　　我的童年很走运，生长在保守的美国南方，在一个如诗如画的环境中长大，却一点儿也没沾染上南方不好的社会风气。我在小小年纪就打定主意，将来要做名科学家，以便我能多多接近大自然迷人的童年记忆未曾泯灭，但是它留存在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式的思想之流中。在我的头脑中，各种观念都不断变化，包括原先想象中的世界运作方式，以及我心目中人类在世界上 的地位。通过把这些封存的记忆都提取出来，我能更完整地了解自 己目前的思考方式，我也更能厘清自己信念中的核心因素。这样的 厘清，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你们，同时，或许也是为了增强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