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记者/黎慧玲 郑丹 编辑/郝成
“以前电视台最严,现在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力度,只会和电视台越来越同标。”
说这话的是一位高流量视频平台的内部人士。他所供职的视频平台上,选秀综艺是带来高流量的主力产品之一。但凡是选秀类节目,大都要涉及到投票,在电视台的选秀综艺节目的投票被严格规范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网络平台选秀综艺在投票环节,有不少“擦边球”的操作,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选秀类综艺,在网络平台上的迅速崛起,但是,收割过流量红利的平台意识到,现在,“擦边球”打不了了。
导致这一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家网信办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启动于6月16日,重点对诱导未成年人应援消费、粉丝互撕辱骂、攀比炫富、刷量控评、制造热点干扰舆论五类现象进行打击。截至《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发稿时,专项行动恰好一月有余。
所谓饭圈,实际早有雏形,便是早年的“追星”。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和互联网的发达,以及资本对娱乐业的大举进驻,围绕“流量明星”,形成了一整套从线上到线下,涵盖资本、平台、渠道、粉丝等参与主体,最终实现流量变现的完整链条,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产业链,这其中,“收割利益”无处不在。
不过,与一般的产业链不同,“饭圈”生态有着极强的“社会性”,而在“饭圈”绵长的链条环节中,既有“打榜”这样以“优化自己”为核心操作,亦有“反黑”这样发生于竞争对手之间的直接交锋与行动,这些操作与行动,以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为阵地,以众多的粉丝为参与者,后来,便有向线下拓展迹象。在这其中,各个环节的利益主体分食利益,而对社会往往造成“公共资源被无效占用”甚至出现“群体对垒”的攻讦,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良影响。(打榜——指粉丝为偶像在各种榜单排行的评选中投票、拉票。反黑——指粉丝们对有关自己偶像的负面评论的应对。)
以“肖战227事件”为开端,经由《青春有你3》引发的倒奶事件,“饭圈问题”开始“出圈儿”,成为社会级别的现象。由此,监管部门开始强力介入,这其中既有规范行业发展,整顿无序生长的考虑,也有维护公序良俗,净化社会风气的需要。强力监管,重构生态,并不意外。
这已经不是监管部门第一次针对饭圈现象的整顿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饭圈恐怕又要迎来一轮新的变化。对于牵一发动全身的产业,它所影响到的可能也并非几个平台、几家公司、几个偶像,抑或几个暴露在外的饭圈团体。
如今,“饭圈”已经不是粉丝和流量明星以及这条产业链参与者的饭圈,而成为社会的“饭圈”。强力监管之下,流量明星、娱乐机构、互联网平台、经纪团队、应援组织者及至底层的粉丝,利益和生态重构已是必然。“饭圈”既然不是互联网上的法外之地,也就不可能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公序良俗而存在。
“饭圈”归位,一切才刚刚开始。
那些饭圈表象
21岁的于倩今年读大三。他的第一个偶像是周杰伦。那一年,出道九年的周杰伦已经30岁,发表了20张专辑,举办过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当时绝对的华语圈顶流。于倩也像很多人一样,喜欢周杰伦这样的“潮流”明星,喜欢听他的歌刷他的新闻。
直到2012年,在中国,“饭圈”概念还未成熟,甚至连“粉丝”这个词也才在中文互联网流行不久。更早期,主流舆论里这些跟随造星迷走的人被称为“追星族”——甚至连这个词也是舶来品,彼时的日韩文化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相对低迷期后,随着诸多资本布局娱乐造星产业而步入繁荣,娱乐公司瞄准市场需求,以工业化流程来“造星”,收获粉丝后继而刺激艺人商业价值,已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
与于倩类似,茉阳的追星之途,一路经历《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从微博到豆瓣,打过榜,也参与反黑,与偶像同进退,并一步步从一个小粉丝,变成一群粉丝的“粉头”,又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感到索然无味。
以于倩们和茉阳们的切身经历为蓝本,中国“饭圈”的故事早已不止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大众情绪和主流舆论之于“饭圈”的评判,多像浏览“惊奇故事”般的视角,聚焦于“圈中人”突破常规的经历之上。
“饭圈女孩”曹可喜欢的偶像类型是“不仅容貌上的出类拔萃,还得业务能力优秀”,从关注TFBOYS到单粉易烊千玺,原因正是她认为易烊千玺就是这种“闷声做大事的人”。
几乎所有饭圈人都遵循同样的成长路径:确定喜欢的偶像,加入贴吧、微博等各种社交平台圈子,参与做数据,控评,打榜。
“反黑”是曹可认为的在饭圈里最重要的事。在饭圈,大部分反黑,聚焦于某几位明星同台,或同时参与一场活动时的互相比较。反黑分工明确,战场主要在微博,一些比较资深、阅读量比较高的博主首先会为大家分析当日舆论走向的核心所在,并将可能会黑偶像的点一一整理出来,再逐一列出反驳和应对。
曹可举例说,在涉及两位偶像互比高下的战局里,他们会向诱导或组织一些长期磕这两位偶像CP的大V粉丝账号,突然发许多“唯粉”(唯粉——只粉偶像组合里的其中某一个成员)的内容,来号召该偶像的更多唯粉加入话题讨论,而当热度上升时,他们又会通过其他渠道,甚至是由上述账号直接发布的方式,揭露“这一切只是一场骗局,我作为CP大V只是为了骗那些唯粉流量以及关注”。
这听起来既无聊又复杂的把戏,就是饭圈“反黑”的日常,究其根本,无非是想为自己的偶像获得更多流量。在饭圈,“反黑”并非真正意义上去抵制别人黑自己的偶像,更多时候是要在与其他偶像的比较中更胜一筹。
能组织反黑的人,除了社交媒体账号有一定影响力之外,其在各自的饭圈也必须有相应的影响力,他们通常也是饭圈常说的“粉头”。
比曹可小几岁的茉阳就是这样一个粉头,对于反黑的骂战,她有极深的心得——在高级别的骂战里,互喷脏话是低劣的战术。要让一个粉丝群体形成凝聚力、战斗力,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各种影响情绪的方式来“虐粉”。(虐粉——组织者利用粉丝的热爱和情绪挑起事端,制造话题吸引关注)
所谓虐粉,像是一种自我贬低式的精神控制,粉头们会不断以“你们做得还不够好”“我们投入的爱和精力还不如别家,才导致哥哥落榜”这类话语来刺激将偶像当成人生热爱的普通粉丝们,以此驱使他们更疯狂地投入精力和财力。
为了更好地“虐粉”,饭圈甚至衍生出诸如“洗脚婢”这样的污名。“洗脚婢”泛指偶像团队里人气差、资源不好的人,只配扮演给别人端洗脚的成员角色。
为了支持偶像,打榜刷数据、做应援物、买大屏广告、办生日会,甚至命名行星,都需要大量资金,饭圈内部集资已成为常规操作。有一部分是活动现场集资,Owhat、桃叭等线上平台是主要渠道,集资发起方是粉丝后援会这样的“民间官方”组织。
偶像选秀节目的赛制,“送爱豆出道”让饭圈集资竞赛几近疯狂,粉丝们为单个艺人发起的集资项目,完成金额动辄千万元,伴随着的是诸如饭圈挪公款、做假账、“粉头卷款喜提海景房”等丑闻。
“因为后援会拿了钱,明细很少有人去管。”茉阳说。
如果只是在网上投投票,骂骂人,买买应援品,都还只是饭圈的初级阶段。要成为后援会核心抑或饭圈重要成员,有人选择做一名“站姐”。(站姐——主要指在机场等地抓拍艺人后回传或出售照片的粉丝。)
曾经作为站姐的曹可最初是跟着一些她当时认为很厉害的大V一起去跟踪艺人行程,那时候她才大三,找同校师妹借了单反,又自学剪辑,专门跟拍易烊千玺。
守航班是站姐们的必需课,据了解,花50~200元就能从“黄牛”手中买到明星们流通的身份信息,粉丝以此查到偶像的航班号后,就在相应时间点守在机场。
此风越长越盛,全国各地的机场甚至都对站姐有所防备,看到背着单反的年轻女孩都会主动询问阻拦,以免现场失控。
粉丝恩佐曾去蹲守过练习生的宿舍。在综艺《明日之子》热播时,她曾和一群代拍一起蹲守偶像们的居住地。恩佐一般早上9点开始蹲守,中午在外面简单吃个饭,休息一会儿,下午4点又得蹲守他们回来。晚上才是最累的,选手们有的晚上11点多才回来。
她经历过最长的一次蹲守,一直从下午等到了第二天清晨6点。“基本上没有时间睡觉,都是在户外,梅雨季节,又热,雨又下得特别大。”恩佐自费几千块拍了四天,回顾这段经历时,直言后悔。
当流量为王无差别地渗透到娱乐产业,有些粉丝忙到连饭都不吃专心为偶像做数据,在应援文化里她们甚至被称为“数据女工”。
做数据的不止有“女工”。“大的经纪公司都会养职粉(即‘职业粉丝’)和营销号,很猛,带节奏很有一套。”一位曾经从事过明星经纪的业内人士说,冲热搜要配多少个路人号多少蓝V号,都有熟练的操作模式,热搜榜单明码标价,市场上有不少专业做此类业务的外包公司。
随着层出不穷的民间偶像被视频平台、电视台、经纪公司们推向前台,经纪公司要维持旗下艺人的热度,也十分依靠这些平台和服务商。
也正因为如此,当主流舆论关注饭圈各种离经叛道的举动之外,还有一条复杂的暗流在左右着这些年轻人的行为。
资本“助纣”?
“这一行干到最后发现,就是钱。”从业多年的经纪人思云感慨,“没有资本推就会‘糊’”。(糊,指明星不红了,过气了)
与近年来无数新兴的文化现象和商业模式类似,所谓饭圈,在中国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真正的饭圈文化,几乎只有在亚洲才有。
最早的饭圈和偶像产业几乎都诞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当时,尽管正处于黄金时代的香港流行文化才是亚洲的顶流,但彼时的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娱乐消费能力仍停留在相对落后的阶段,因此作为东亚发达国家的代表,日本和韩国是当时中国香港明星最常去开拓的市场。这也正是当时诸如张国荣、刘德华、张学友等中国港台巨星都必定要去日韩开办演唱会的原因。
有感于明星偶像的价值远超于人们过去对娱乐产业的想象,在庞大的需求和几乎所有亚洲偶像都要来韩发展的背景下,韩国本土开始诞生出造星产业的雏形,1989年,后来打造出东方神起的顶级造星公司SM在韩国成立,YG、JYP则于1996年、1997年相继成立。
这便是后来创造无数韩流偶像、横扫亚洲娱乐产业的三大顶级娱乐公司,包括安七炫、李孝利、尹恩惠等均为这些公司主推。同期,为了更好配合娱乐产业发展,“首尔歌谣”“金唱片大赏”“MAMA”三大韩国娱乐颁奖典礼陆续诞生,韩国电视台也跟随推出各类“打歌”“打榜”类节目,为偶像打榜,助推他们登上颁奖典礼,并最终靠投票“登顶”这样一套成熟的玩法自此诞生。
为了应援各自的偶像,粉丝们开始以专属的颜色、名字、官方周边来区别彼此的阵营,与过去纯粹追星相比,这种阵营式的归属感,瞬间横扫当年的几乎所有亚洲年轻人。
尤其在2003年东方神起出道,以及《X-man》《无限挑战》等综艺节目陆续推出,韩流几乎成为亚洲娱乐的顶级代表。在中国,喜欢韩国娱乐明星的群体被称为 “哈韩族”,他们模仿偶像们的穿着、发型。随着贴吧、论坛的诞生,互联网让中国的追星族们首次找到一块不受打扰的阵地。
韩国造星产业的成功,行业资本嗅到了偶像产业巨大的机会。到2004年,湖南卫视推出中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真人选秀栏目《超级女声》,瞬间掀起全民追星热潮。
在那个许多人还用小灵通的年代,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的短信总数达到800多万,即使以每个手机投15票的上限算, 仅为这三位选手投票的就有54万人。这套几乎完全从韩国搬来的玩法瞬间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此后几年里《加油好男儿》《我型我SHOW》等节目陆续登台,《超级女声》的现象级效应也首次为中国各路资本打开了偶像产业的大门。
到2009年,新浪微博成立,也就是同一年,28岁的杜华成立了后来名震饭圈的乐华娱乐。
乐华并非生来就是“乐华”。那时期,国内新人多数选择去韩国学习,成团出道,再回国发展这样的路径。就在乐华成立的第二年, SM公司的当红人气组合Super Junior中国籍偶像艺人韩庚归国,迅速受到光线、华谊等娱乐巨头追逐,但最终韩庚还是选择了与彼时并无名气的新公司乐华娱乐签约。
这其中的缘由,从后来乐华的发展路线中可寻到端倪。在韩庚加入后,乐华迅速走上了全面模仿韩国SM公司造星模式的道路。
此后,乐华按照韩庚走过的成熟路线,开始以资本的力量将新人批量送往韩国,并通过与韩国经纪公司合作,助推新人成团,积攒人气,随后再转向国内发展。
不过,彼时的乐华除了韩庚之外还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偶像王牌,而当时在内地综艺、港台娱乐以及韩流的分庭抗礼,各自吸引关注的背景下,中国的追星一族几乎要同时面对以周杰伦、蔡依林、超级女声、以安七炫为代表的韩国组合HOT、以前田敦子为代表的日本组合AKB48,所构成的娱乐黄金年代。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从2000~2010年,即便娱乐产业和造星运动已初现雏形,但始终没有形成今日饭圈这样堪称一种文化现象的追星行为。
直到资本们逐渐发现,相比于打磨一支唱跳业务精湛的偶像组合,更能将艺人的商业价值快速变现的是参加选秀综艺和拍电视剧,这才是流量的潜藏之地。
在资本和造星运动的脉络之外,还是可以嗅到饭圈的草蛇灰线,2013年仅六年级的于倩正是受到同样从韩国归来的鹿晗吸引而加入追流量明星的行列,当时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踩入了几年后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成为一种独特现象和生意模式的“饭圈文化”。
利益至上?
在经历韩流横扫文化圈,以及依靠电视选秀逐渐培养起来的追星氛围,饭圈文化诞生背后的暗流,开始进入加速阶段。
就在鹿晗从韩归国爆红的那一年,同为造星公司的时代峰峻借鉴了日本杰尼斯公司的艺人经纪模式,以三位未成年的男孩为主打,推出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陆偶像团体——TFBOYS。
杰尼斯事务所成立于1975年,比韩国三大娱乐公司都早得多,是日本偶像市场绝对的霸主。从上世纪90年代的木村拓哉,到现在的道枝骏佑,都出自杰尼斯,其主要模式是从青少年时期选拔,进行“养成”式培训出道。
与此前多数组合成熟后出道、团队仍要靠才艺赢得观众不同,TFBOYS几乎是靠小男孩可爱形象走红,亦或者说,在此之前没有哪个源自中国大陆的偶像组合像他们一样成功。
在成为易烊千玺的唯粉之前,曹可对TFBOYS还有一丝抵触,因为彼时国内的舆论场对于“小孩子不好好读书跑出来赚钱”带有抵触,用曹可自己的话说,那甚至是一种“鄙视”。
基于TFBOYS的商业成功,2019年,时代峰峻复制其经验推出了七人组合“时代少年团”,团队成员们面容精致,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14岁。
“与日本的养成模式不同,韩国练习生模式在中国更好复制,因为周期较短、标准化程度高、自上而下驱动。”华谊兄弟研究院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所以我们能看到目前中国偶像产业大多走的是韩系路线。”
成立更早的乐华在此后多年都是沿袭更加成熟的造星路线,该公司旗下的艺人总还是带有韩流的色彩,以至于他们到2014年推出的首个人气男团组合UNIQ——该组合也是眼下饭圈顶流王一博的出道组合——在当时仍然是一个中韩混合的偶像男团。
相比乐华,时代峰峻做了一次冒险的实验,在韩系偶像主导国内偶像产业市场的背景下,推出本土化青少年组合。尽管包括曹可等诸多粉丝都在后来进入饭圈之后,吐槽这家公司在艺人运营上的不专业,但作为在中国偶像产业萌芽期,TFBOYS现象级的成功,证明他们确实赌对了。
此后,包括乐华在内的大多数中国娱乐公司开展了史无前例的造星运动,外加微博等移动社交媒体的普及,如前文所述的真正饭圈开始逐渐成型。
在这个过程中,联动优爱腾等平台推出综艺造星,再利用微博造势,逐渐成为娱乐公司一条成熟的造星脉络。思云说,大多数公司会为旗下的潜力股投入巨量资源,从找平台定制综艺,到花重金购买微博粉条,雇佣水军和营销号冲榜等一条龙服务。
在她的印象里,入圈以来,背后完全没有公司资源支持,只靠才艺和作品打天下的偶像几乎没有,因为如果不在各平台、社交媒体投入,就意味着没有曝光,一旦失去了定期曝光的机会,“糊掉”几乎是必然的。
在由资本打造起来的饭圈产业中,利益至上是不成文的法则。公司推荐偶像,一定会结合相应的市场研判,从而选择合适的渠道、合适的平台和机会去定制包装。
杜华2019年在爱奇艺峰会上透露:“推一个艺人,培训要三到四年时间,孵化走向市场需要一两年时间,在这六年里的投入规模要4000万~5000万元。”
而在饭圈重要的组成部门——粉丝群体那里,他们和资本的关系,却是十分微妙的。“粉丝们对经纪公司永远是不满的。”经纪人思云说,她们觉得经纪公司对艺人付出不够多不够好。
国内呈现出的另一个行业变化是,视频平台背靠专业的内容制作能力,叠加强大的互联网资本,当平台决定掘金偶像产业时,原有的角色就发生了转变。从2018年起,优爱腾(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家视频内容网站密集推出多档偶像选秀自制综艺,直接造出了“偶像元年”。它们以“平台+资本”二合一的角色,开始迅速从经纪公司手中抢话语权,成为产业链条里最强势的一环。
这样的案例也意味着,那个完全照搬海外潮流文化,和造星产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以经纪公司为资本主导的时代也正在翻篇,中国饭圈以及他们所追逐的偶像,正在走向一条全新的道路。
谁为饭圈负责
对于产生饭圈的那股暗流——视造星为产业和盈利模式的企业和公司来说,正是这种表现形式已经畸形的文化,为他们创造了利润空间和被品牌青睐的可能。而某种程度上,经纪公司远没有外界想象的赚钱,即便是看似业界风头无两的乐华,在2018年新三板摘牌时,半年净利润也仅有1873万元。
前述那位经纪人就告诉《等深线》记者,在偶像产业里,只有品牌商才是真正的金主,内容制作、宣传、舆论引导甚至是饭圈粉丝的用爱发电,如果无法将利益导向品牌方,那最终也是竹篮打水。
她认为,除非艺人本身流量很大,品牌商在这场交易中的话语权会凌驾于经纪公司和艺人之上。而随着社交平台的日趋丰富,流量的价值也在变化,你的流量能否直接为品牌商导流,提升销售,才是这个产业最根本的核心竞争力。
另一名业内人士则认为,品牌方赞助一档综艺动辄花费数亿元,能带来直接销量是最好的。但品牌依赖综艺内容平台带来的流量和品牌曝光,无法介入节目的内容生产,拥有更大话语权的是平台。
“换句话讲,政策上的风险也是平台来承担,节目出了任何问题,监管层只会找平台方的人问责。”该人士表示。
事实上,早在2020年2月发布的《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就明确规定,“节目中不得出现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刻意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助力”。一些平台类似“买牛奶才能获得投票权”的行为实则打擦边球。
在多股力量的促成之下,看似难以理解的饭圈,实际正在变成一种脱离主流的亚文化。它并非完全靠利益驱动,但也不乏利益交换和互相满足,粉丝们可能会在意资本与公司的存在,但似乎资本在这其中又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眼下,面对监管重申治理饭圈乱象,产业链条里的各个参与方可能需要思考一条与以往不同的路了。
一家省级电视台的员工对《等深线》表示:“政策肯定是越来越紧的,‘救赎’之道是迸发出新的非选秀类但又保留竞技感的新节目模式,并且产生其他带动销量的营销模式。”
在明星经纪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后,思云希望行业的发展能有相应的监管和指导,“不要把那种有问题的人推到偶像高度,因为会影响到下一代的青少年。应该多推广真正能够造福到人类的楷模和前辈,但现在这些热点只能是昙花一现。”思云无奈地说,“不能产生最大化的商业价值,资本不会投入。”
“我们一百多人的小组里,所有人的账号全都被封禁。”茉阳一边生气一边又很高兴,终于不用每天看那些帖子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于倩、茉阳、曹可、恩佐、思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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