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学网
作者 | 李晨阳
新冠病毒来源于哪里？是自然产生还是人为制造？
这是事关全球抗疫大局的严肃科学问题。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一些政界人士和媒体正在无视科学精神，故意炒作病毒来源问题，也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专业的科研机构。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英] 理查德·道金斯《盲眼钟表匠》
《中国科学报》专访论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
吴仲义
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著名科学家。2004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生态与进化系系主任。2008年起，历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他在采访中表示，关于疫情溯源，中国科学家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模型和假说，也期待国际同行拿出科学的态度，客观讨论、集思广益，找到一条通往真相的路。
“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遭遇了3次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所以我们最好搞清楚，它们到底从何而来。这事关全人类的命运。”吴仲义说。
《中国科学报》：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您与众多科学家联名发表这篇论文，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吴仲义：
这次全球疫情之所以失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学与科学家的声音太过微弱。如果全球能以科学的态度积极应对，原本去年5月就可能结束新冠疫情。
在全球抗疫失利的大环境下，为什么中国能在极其严峻的病毒遭遇战中取得胜利？因为我们在严格按照科学的规矩做事情。
我们发表这篇论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呼吁全球社会回归理性和科学，而病毒起源的科学探讨就是第一步。
《中国科学报》：这篇论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界，而不可能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里进化出来，更不可能产生于实验室。你们为什么敢说这样的话？
吴仲义：
我们的文章从两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自然界能演化出这样的病毒？第二，为什么人类造不出这样的病毒？
要解释清楚这两点，就不得不提科学史上经典的“钟表匠”与“盲眼钟表匠”的讨论。
我们看到，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生物表现出的这种复杂而完美的适应性，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于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佩利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达尔文还没有出生。将近200年后，著名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用《盲眼钟表匠》一书反驳了这一观点。
道金斯强调，物种的演化并没有特殊的目的。如果大自然是一个钟表匠的话，只能说它是一位盲眼钟表匠。一个完美适应环境的物种，不是一下子制造出来的，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大量随机突变中一步步积累着微小的，但可以提高适应度的改变。
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露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我们想说的是，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
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正在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小鼠原本不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科学家用人工选择的方法找到了能够感染小鼠的新冠毒株。即便如此，这些人为筛选的毒株也无法在小鼠种群中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疫情。
因此我们推论，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
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中国科学报》：上述推论对开展病毒溯源工作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吴仲义：
病毒溯源必须有一个模型。因为研究人员进行实证调查时，需要知道所搜寻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打个比方，警察要抓抢劫银行的嫌疑犯，至少要有一个嫌犯画像，知道他可能长什么样子。如果心里没数，哪怕这个人就坐在你身边，你都认不出来。
现在很多溯源工作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试图在某种野生动物身上，找到一个跟感染人类的新冠病毒非常相像的毒株。这个逻辑就乱掉了。因为以新冠病毒现在的传播范围，如果你找到了这样一种动物，很大概率是人类传给它们的，而非它们传给了人类。
我们需要更具有科学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模型。
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在积极提出各种模型和假说。今年我们团队在《科学通报（Science Bulletin）》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大流行起源与早期演变的理论探讨》。
这篇论文提出了新冠病毒的渐进式演化模型。在此模型中，病毒的PL0（原发地）应当人迹稀少，是动物宿主的栖息地，病毒得以在此处与其动物宿主展开“军备竞赛”。随后，病毒偶然扩散到了没有群体免疫的人群中间。
第一个疫情暴发地（即PL1），准确来讲与PL0有所不同，原因是PL1里的人群对此种病毒没有免疫力，说明人群事先并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艾滋病的流行，都说明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大量看似互不相关的报道也暗示，可能存在区别于PL1的PL0。
例如，美国2019年12月采集的样品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对应的IgG抗体。而在2019年早些时候，不同地区内出现过零散的新冠疑似病例。
虽然这些记录很难一一去证实，但这些报道与我们的猜想是相符的：病毒在从PL0成功入侵到PL1之前，应该已经历了多次失败。此前一些新冠病毒与人类的偶然接触，因为没有造成大规模严重后果，而被忽视了。
《中国科学报》：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是PL0（原发地）吗？该怎么找？
吴仲义：
如果要给PL0画一个像，应该符合如下特征：野生动物数量繁多，特别是存在野生蝙蝠种群；人烟稀少，相对封闭，但少量人口与蝙蝠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当地人口对变异前的新冠病毒具有一定群体免疫力，因此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这些地方可能受影响并不明显，但是随着英国变异毒株、德尔塔变异毒株等出现，这些地方的疫情可能会升级。
《中国科学报》：我们能不能拿出科学证据来证明一个地方是PL0（原发地）？
吴仲义：
考虑到这些地区的人群很可能已经长期建立对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这个群体免疫的记忆更可能储存在t细胞里，而非体现在抗体中。这给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带来了很大挑战。但我相信，我们早晚能在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即便证实一个地方就是PL0，这个地方也没有所谓的“原罪”。新冠病毒的起源是天灾而非人祸，人类能选择的只有如何应对疫情。
《中国科学报》：我们看到，这篇论文的作者名单很长很长。为何这么多著名科学家在用他们的专业背景为这个观点背书？
吴仲义：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科学观点，几乎所有进化领域的学者都会认同这个观点：创造“完美”生物的是大自然这个“盲眼钟表匠”，而不是某个高明的“造物者”。
现在一些人借机攻击一些研究机构，这是把实验室当成了“上帝”，本质是非常可笑的。
《中国科学报》：关于病毒溯源问题和这篇论文，您还有哪些想强调的？
吴仲义：
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但现在的状况是，当我们谈论科学时，有些人偏不跟我们谈科学。这就像“秀才遇见兵”，根本谈不下去。
新冠疫情关乎无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关系到全球命运共同体。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全球社会能尽快回归科学理性，正视问题，寻找真相。
现在，中国科学家已经拿出了溯源模型，如果谁不信服，也请拿出自己的科学假说，大家一起探讨，找到一条通往真相的路！
论文链接：
https：//www.sciengine.com/publisher/scp/journal/SCLS/doi/10.1007/s11427-021-1972-1？slug=full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