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底层乡校再生产研究：网络游戏为何流行于乡童世界？

原标题：中国西部底层乡校再生产研究：网络游戏为何流行于乡童世界？

2018年11月，笔者领衔的课题组对中国西部一个农业县——四川芥县（化名）展开了第三轮田野调查，本次调查工作中的一个子项目是“网络与游戏”。本次调研学校共覆盖全县24所义务教育段学校中的17所，占70.8%，对17所样本学校分层抽样五年级和八年级两个年级，两个年级分别随机抽取一个完整班级，对抽样班级的全体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学生样本和父母样本做了一一匹配，对所抽班级班主任教师展开了访谈。共发放问卷2017份，回收1960份，有效回收率97.2%。数据显示，在移动终端拥有量方面，持农业户籍儿童拥有手机量占整个农业户籍儿童量的44.9%；在使用时长方面，持农业户籍儿童日均“玩手机或电脑”1小时以上者占整个农业户籍儿童数的41.9%；在上网内容方面，主要从事“娱乐类”项目占比达到60.7%，其中“玩网络游戏”较于“网上聊天”“看小说和视频”等其他娱乐类项目而言比例最高，达到38.4%；在网络游戏成瘾方面，因本次调研时段属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受“学校纪律管控”等多项结构性约束条件影响，网络游戏成瘾凸显出明显的“季节性”和“空间性”，较假期调研数据而言，在学期间仍有30.9%持农业户籍儿童自评对玩网络游戏的成瘾状态属中等以上，但这一自评数据远远低于一对一匹配的班主任教师对本班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他评数据（实际中，社会群体对舆论认定具有负面性的自评值往往会低于真实值，更远远低于他评值，调研中班主任教师甚至估算近八成本班学生网络游戏上瘾，三成属严重者，自评网络游戏瘾较小者在教师那经常也被评价为成瘾强烈）。鉴于田野数据和经验观察，我们大致可以判断网络游戏流行于乡童世界已渐成事实，对于其中网络游戏成瘾者比例和绝对值的准确估算尽管存在自评、他评以及科学化的争议，但追因“网络游戏为何流行于乡童世界”这一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

如何理解乡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学术史上，童年究竟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还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一直争论不休。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决定论”，即认为童年是一种“被动”的“结构性存在”，是成人所建立的文化世界的“消费者”，其代表性理论人物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界，包括功能主义学派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艾利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再生产学派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而后者的理论基础是“解释主义”，认为儿童并非是单向度的“被动性存在”，而是有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从自身环境中抽取并加工信息以用于组织和建构对世界的理解，其代表性理论人物主要来自于心理学界，有认知发展学派的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文化历史心理学学派的利维·维果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等。沿袭这两条学术理论脉络，不同理论视野下的儿童观显然产生了不一样的儿童实践论。“结构性”学术脉络中的儿童社会化显然需要通过“规训”而习得适宜的技巧和能力为未来成年做准备，作为成年准备期而自在性存在的童年注定被认为是暂时性的。“建构性”学术脉络中的儿童社会化不是以作为普遍的、确定的结构性童年形式而存在，相反童年即是当下的自为存在，不是为未来成年期做准备的被动的受训者，而是主动积极且自为的社会行动者。

学术史脉络下的童年观之争在于深刻提醒我们：对于乡童世界的理解可能需要自觉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可能并非如成人世界日常想象的那般熟悉，他们很可能来自于另一个人们无法想象的“隐秘国度”，在这个“国度”中他们既“结构化”又“建构化”地运行着和成人世界既相似又迥异的机理与规则，施展着我们似曾相识却又截然不同的自我认知与行动逻辑。与此同时，童年的隐秘性又是被结构性镶嵌在漫长而持久的岁月流中，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将18岁以下的任何人都定义为“儿童”。由此可见，乡童世界中的儿童更像身处神秘隐匿且旷年持久的“小人国”，通过多维度视角管窥乡童世界“小人国”，我们不难发现其吊诡之处。

第一，乡童世界更像一个“动物凶猛”的世界。儿童和成人一样，他们天然身居于完整而隐秘的“独立王国”，这些内嵌不同关系场域和权力场域的“独立王国”就像边界清晰完整、情感丰富细腻的无数个“小人国”，这些“小人国”时而基于“友情”和“关爱”而像和平梦幻的“天堂”，以至于无需基于“道义”的成文法则，但时而又“暴力”和“野蛮”的像横尸遍野的“战场”，更多时候“小人国”看上去并不像阳光灿烂的“桃花源”，反倒更像是一个“动物凶猛”的世界，蒙台梭利言及“儿童并非是成人喂养的小动物”，确实这些“小人儿”却更像凶猛的“大动物”在自己的“小人国”中演绎“生存之道”。

第二，乡童世界更让“小臣民们”感觉到紧张。“小人国”没有类似于成人世界中基于自然法的刚性惩戒机制，也没有个体社会化后的主体自觉，行为发生的隐秘性和轻微性也使幼儿园中类似于公共社会的那些正统官方纪律与作为法官的教师参与难为，所以天然拥有“小人国”门票而初入“小人国”的“小臣民们”往往更容易感觉到弱肉强食而需格外小心翼翼。

第三，乡童世界的秘密需要被心照不宣。较之于成人，儿童更为饱满纯粹的社交刚需和天然亲近性并没有使“小人国”中的公共社交难度和复杂性弱于成人世界，这是他们隐而不宣的“日常江湖”。他们在漫长的个体社会化中生于斯长于斯，如数家珍于其中的新闻、潜规则、内幕和秘密，但却从不轻易公开于成人世界，孩子们如履薄冰于“小人国”中那些最神圣的权威性和绝密性，否则“小人国”中那些无可名状的内部威慑甚至会源源不断给他们带来不可预料的麻烦。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儿童在父母、老师等成人面前所习惯表现出来的柔弱、天真、可爱与需要被怜悯的一面，很可能在那个由同辈群体所自我独处和相互连结的“小人国”中，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形象和方式而出现。那里恰恰是一个完全没有“成文法则”和“良俗”可以制度化约束而保证权利义务关系对等的“江湖”，他们必须在这套“日常江湖”中表现出个体足够的成熟、老辣、圆滑、镇定与强大，否则就极可能在这个纯粹弱肉强食的“小人国”中成为被长期固定欺凌的对象。“小人国”中隐匿的灰色暴力文化体系会在一次又一次“刺激－反馈”的个体角色强化中被定型，每个成员也往往在这种场域清晰的日常集体生活中拥有明晰的“角色意识”，具有极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适性，拥有摆脱原子化自居状态并形成亲疏关系与差序格局的组织化制衡力量，进而在不同情景和差异化的角色期待中游刃有余地扮演“白色天使”与“黑色魔鬼”。

结语

游戏是儿童从“经验世界”通往“抽象世界”的桥梁，是“实践性知识”和“理论性知识”相互对话的中介。在当今村落的社会特征下，网络游戏理所当然成为了乡童世界必须且必要的“机器保姆”，与城乡、代际数字鸿沟相适应。与成人男性世界的“香烟”类似，“网络游戏”也逐渐在乡童世界中无意识扮演了重要的公共社交职能，犹如“香烟”之于成人男性世界作为社交中最普遍的“公共礼物”而不断被彼此交换。在乡校中，乡童网络化生存往往以“权威/反权威”“道统/去道统”的后喻性方式挑战“知识权威”，以“建构/解构”“中心/去中心”“虚拟角色/真实角色”“被动/主动”的隐匿性方式挑战“关系权威”，以“新/旧私密空间”、“线下萎缩/线上扩展”对抗性方式挑战“空间权威”，以“精细化编排/非连续性”“非民主化/非功利性”的方式挑战了“时间权威”。网络游戏背后的网络由此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为乡童反抗“教科书权威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内容载体，深植于正统乡校教育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四重权威性”被动摇、被消解。网络游戏凝聚了乡童日常反权威行为的“合法性”和同辈群体的“身份认同”，自觉成为“上手状态”的“武器”对抗乡校权威背后的日常“规训”与“禁止”，进而再生产出反学校文化个案，隐秘加速促成乡村孩子们阶层再生产的日常发生。鉴此，应当重新回归乡童世界的自在自为性，理解和尊重孩童本与生俱来的“野气”与“自然”，读懂“小人国”的真实逻辑，重塑乡校、村落和社会，重新理解知识、关系、空间和时间，重塑农村教育哲学，让学校和村落真正成为乡童热爱的地方，这或许是根治网络游戏顽症的有效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