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神经现实
1919年1月的一天，旧金山监督委员会的查尔斯·纳尔逊（Charles Nelson）向市长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此时，西班牙流感正在肆虐，但该市的反口罩联盟（Anti-Mask League）已经按耐不住了。支持该请愿的纳尔逊请求詹姆斯·罗尔夫（James Rolph）市长取消该市的口罩条例，称其“侵犯了我们个人自由”且“迫使那些不相信口罩作用，认为这会威胁他们健康的人戴上口罩，不符合真正的民主精神”。
这套话语听起来可能很耳熟。1919年戴口罩未必有效，那时口罩效果差的原因，可能在于制作口罩所使用的材料和戴口罩的方式——人们把口罩系在脖子后面，还有一些人在口罩上戳了个洞，便于抽雪茄和香烟。还有一种阴谋论甚嚣尘上：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里掺了来自德国的流感。
而正如今天所见，口罩并不会威胁健康，流感也不是传自德国。社会中一部分发声的人只是在否认他们面前的事实。
个体否认是一种心理防御
否认（Denial）在美国人心中和荧幕上都时常出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流行病阴谋论、拒绝公共卫生建议的时代。人类否认事实和真相的防御性倾向，可以反映在一些很小的决定里，比如，选择坐拥挤的地铁或和朋友聚会，却相信自己不会感染新冠。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作家和教授纳西尔·盖米（Nassir Ghaemi）说：“这种否认很普遍，很符合人性，但也非常不幸。”
*译者注
“我们”在原文语境中指美国人。
否认有其心理和社会目的。尽管它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它如今可能比以往都更常见，从彻底否认新冠肺炎存在的人们（比如南达科他州一位护士在推特中提到的那些垂危的病人们），到否认口罩和疫苗功效的人们，再到提及政府控制的阴谋论者。特别是集体否认，与情感和身份认同都紧密相关。
从心理学来讲，否认始于内心的冲突，通常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出现。防御机制这个概念最早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894年提出，后来由他的女儿安娜扩充。本质上，这些机制是人们面对一些痛苦现实时的普遍反应。除了否认之外，人们应对日常问题和威胁的其它方式还有投射（projection）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盖米表示：“我们拥有的这些所谓的防御机制，是一种思考或感受的方式，能防止焦虑或抵御某些导致焦虑的情感。某些个人反应会减少你的焦虑，但实际上却帮不到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并且可能正在伤害你自己。其典型之一就是否认。”
例如，你可能已经失业或失恋，却仍然否认自己严重酗酒的问题，以避免面对上瘾这个更令人痛苦的事实。你可能在信用卡上欠了钱，但却拒绝打开账单，以避免直面欠债这个更大的问题。否认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通常会让我们避免一些不想要的感受。
集体否认不只是心理防御
就公共卫生而言，广泛的否认比个体否认所产生的结果更加严重。盖米说：“人们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否认医学问题。在疫情中，个体否认，只会影响到他们自己。但危险之处在于，一群人否认疫情的存在，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而他们相应的行为会让疫情（传播）更加严重。”
抵抗口罩指令或者疫苗可能远不止是一种反射性的态度。作家兼医学教科书作者奥斯汀·拉特纳（Austin Ratner）在《柳叶刀》（Lancet）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利用精神分析的某些见解来鼓励人们遵从医学建议。他表示：“我觉得疫情吓坏了很多人。他们拒绝戴口罩以及拒绝保持社交距离，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心理防御机制。”
否认也有一些灰色地带。例如，特朗普总统早期一篇推文将新冠肺炎与普通流感进行比较，被转发了12万次。人们常用这种把新冠肺炎与流感相提并论的做法，来证明新冠肺炎的威胁性被夸大了。比起完全否认，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承认新冠肺炎的存在，但对它的威胁程度表示怀疑，或是拒绝配合封城或注射疫苗。
纽约大学心理学副教授雷扎尔特·比拉利（Rezarta Bilali）研究否认现象，因为它与群体暴力有关，他说：“否认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否认，即否认事件的发生，但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否认，例如合法化或部分承认。所以你可能否认某些事实，但承认所有其它事实；或是采用不同的形式辩护；或者只是重新解释其含义。”对疫情的否认与对大规模暴行的否认有很大不同，但比拉利认为群体认同的一些原则可以适用于此。
通过否认维护群体秩序
在比拉利的研究中，否认可以保护群体信念免受外界的挑战。她说：“当群体认同遭受威胁时，否认确实是一种回应或保护措施。通常，当我们高度认同某一群体时，我们也会认同其道德水平或群体特征。”
否认也是一些群体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或解释无法解释的威胁的一种方式。比拉利表示：“在这场疫情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失去了对日常生活如何开展以及世界如何运作的理解。我们试图对当下有所了解，并有所掌控。失控也是一种威胁，激发了我们一系列心理反应来应对。”
否认来自信息混杂与政治倾向
比拉利说，其他因素也可能为大规模否认现象煽风点火。她说，关于新冠肺炎相互矛盾的信息为人们提供了背景板，使他们可以对这一疫情进行无数种解释和潜在叙述。“在美国，政治冲突很高，总体的政治信任度很低，这也是政府信息相互矛盾原因之一。”
当抗议者们为他们的个人自由反抗并引用阴谋论时，一些人可能会将之总结为：拒绝接受公共卫生建议是由于那些人缺乏知识，或者完全拒绝否认的观点。但是，除了心理目的，对科学的集体否认还可能与政治倾向有很大关系，而与信息获取的关系不大。《关于拒绝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Denial）的作者阿德里安·巴顿（Adrian Bardon）最近在尼曼实验室（Nieman Lab）的一篇文章中解释到，当科学建议威胁到某人感知的利益或世界观时，其“政治、宗教或种族认同可以非常有效地预测，其对任何政治化问题专业知识的接受意愿”。他在书中引用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与科学素养较低的人相比，素养较高的人对气候变化（另一个两极分化的科学议题）的关注程度并不会更高。
在情感层面应对集体否认
那么。面对因政治和混杂信息而加剧了的否认，卫生官员该如何应对呢？许多参与过脸书辩论的人可以证明，与人争辩还不够。盖米说：“当你在处理情感时，只靠逻辑和理性是没有说服力的。一般来讲，你必须在情感层面而不是在完全理性和逻辑层面来应对情感。”
拉特纳和加米表示，诉诸否认背后的情绪，可能比简单地陈述事实和发布指令更为有效。拉特纳以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为例，他在某些推文中提到了否认，并直接承认这些情绪与新冠肺炎有关。
拉特纳表示，是时候要将精神分析的内容纳入公共卫生信息传递中了。他说：“我觉得我在想：让我们为这支队伍添些新鲜血液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精神分析尚未成为主流学术对话的一部分。现在必须如此了。”
拉特纳说，针对潜在情绪的交流策略可能更有效。这种策略看起来更像是疾病防控中心的危机沟通指南，该指南提供了灾难期间了解心理状态和建立信任的技巧。拉特纳还举了一个项目的例子，该项目利用可靠的信息传递员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处于风险社区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可以有效地将信息传递给同伴。
专家们说，对抗否认的第一步可能只是接受它的普遍性——即使它被社交媒体等新的信息渠道助长。盖米表示：“我觉得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否认是正常的人类心理。不过，有很多正常的事情，它们其实是有害的。”
作者：Sophie Putka | 封面：Matt Chinworth
译者：平 | 校对：Sixin
编辑：山鸡 | 排版：呦呦呦尤
原文：
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mind/why-were-prone-to-de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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