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精英“卷”入新加坡

　　这看起来是梦中才有的offer：

　　1、美股上市互联网公司，市值是某大厂的两倍还多；  2、薪资诱人，校招35万-100万总包，社招更高；  3、告别996，工作早十晚七，无限量零食供应，18天年假，14天病假；  4、拒绝内卷，不强制绩效分布，新人不背锅，不设35岁门槛；  5、此类岗位多多，均大量招人；欢迎有经验的大龄互联网人。

　　在一片“内卷”的中国互联网行业里，这样的描述看起来极度不真实。然而，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到这样的“邀约”。

　　是的，这些机会并不来自国内，也并非来自已有很多华人工程师的美国

　　——它们来自一个令中国互联网从业者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新加坡。

　　目前还是蓝海

　　在多家国内大厂摸爬滚打并一路做到某准上市小巨头公司中层的黄生（化名），最终选择离开。他搬去了新加坡，加入了电商公司Shopee。

　　“我的老东家也一直在传上市，我的老老东家在美股的股票也是不停在涨。但我和好多同事都会感到，这里早已经没有什么蓝海了。”黄生说。

　　“你只要看看SEA的股价。”他说。SEA是Shopee的母公司，在纽交所上市。“它2019年是十几美元，现在是多少，奔300美元去了。哪怕是股价还在涨的阿里腾讯，显然已经不是这种夸张增长的阶段了。”

　　黄生在2020年来到新加坡，他感觉到，这一年以来，越来越多国内的同行开始在新加坡相遇。

　　暗流涌动。在中国科技互联网如火如荼发展之余，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口和市场规模都十分有限的新加坡，会成了中国互联网人才外流的新目的地。

　　事实上，这种趋势早有端倪。一开始，许多人是被新加坡的物质条件吸引。

　　作为一个和国内诸多文化习惯类似的社会，新加坡先是凭借优秀的教育资源等，引起进入职业中段、考虑家庭和子女等因素的互联网人的注意。

　　彭哲夫2018年举家搬迁新加坡。他曾是金山快盘后端团队最早的三个程序员之一；后在豆瓣鼎盛时期加盟，完成了平台绝大部份的APP引擎开发工作；之后又来到芒果TV，推动移动互联网的转型。他就像前线作战正酣的战士，度过了在互联网行业披荆斩棘的十年。

　　然而儿子的出生让他开始考虑家庭，他曾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国内一家势头正好的独角兽企业，但可预见的是极高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另一个选择是投奔在东南亚做电商的朋友，公司业务刚起步急需技术人员加盟。

　　“（独角兽企业）钱给的是真多，谁会不想要钱，但我真的希望陪小孩多一点。”相比国内程序员996/007的工作节奏，他更希望能分出时间陪伴家庭、见证孩子的成长。

　　而帮助这个决定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他明显感到的新加坡和东南亚互联网的潜力。

　　他曾花两个多月的时间绕着东南亚走了一大圈。他发现，即便在动荡的缅甸边境小村庄中，仍能看见vivo和OPPO等智能手机的身影，震惊之余他意识到，东南亚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具备了硬件基础，行业腾飞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波浪潮中，更多的人正是为此而来。

　　2018年，35岁的美团闪购运营负责人李文卓辞职了。

　　他也是一路在多家互联网大厂打怪升级，在美团的五年时间更经历了外卖业务从0到1的建立。他曾为了把项目做上线整个月不眠不休，也曾为了让业务跑起来倾尽所有寻求资源。如今35岁的他，并不希望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被一线城市的房贷和孩子的教育问题绑定。他想再折腾一下寻找人生新的可能。

　　然而，无论在国内互联网怎么做，都无法打破他在网易、淘宝、美团等大厂的经验路径，他开始寻找新市场。

　　在寻觅中他发现，2015年的新加坡还犹如寸草不生的荒地，2018年便崛起了令全球侧目的SEA和Grab，与竞争步入白炽化的国内互联网相比，这里的空白领域和机遇更多，宛如几年前一片蓝海的中国移动互联网，是孕育超级独角兽的肥沃土壤。李文卓最终加入当地企业定居新加坡。

　　据谷歌发布的《2018年东南亚互联网经济报告》预测，这个处于爆发前夜的市场2025年将达到2400亿美元，占东南亚GDP的8%，而在Grab、Shopee、Lazada等领跑者后，相继还会出现如国内的支付宝、微信、美团等“超级应用”。

　　资本对风口的嗅觉总是最灵敏的，《金融时报》相关数据显示，仅2019年上半年，东南亚科技企业的总风险投资额便达到了34亿美元，同比增长逾300%。其中来自中国风投机构的资金约7亿美元。

　　此前，红杉资本一位负责东南亚市场投资的投资人曾对品玩形容，若把整个东南亚比做整个美国市场，那么新加坡同时扮演了Menlo Park和Delaware的角色——前者代表了风险资本，后者则代表了税收优势。这使得新加坡成为拓展东南亚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客观地说新加坡本地市场规模是有限的，所以这些跨国企业落户新加坡看重的肯定不是本土市场，他们真正想要竞逐的是6亿多人的东南亚市场，甚至是79亿人的地球村。新加坡的定位更像是经营特种部队的运筹帷幄的司令部，真正的战场其实在我们的门户市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国际事业群（大中华区）副司长刘晋荣对品玩表示。

　　“新加坡这个500多万人口的国家里，有包括Lazada、Shopee和亚马逊等五个大型国际电商平台。这看起来的确不太合理，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新加坡并不是他们的主战场，而是他们的国际化实验室，他们在此打造自己的面向整个东南亚的产品和战略思路，在新加坡市场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再大规模投放于东南亚市场。”

　　除了巨大潜力，新加坡还在2018年以来越来越紧张的大环境下显得更加宝贵。无论是以中美为主的国际人才流动遇到的问题，还是更多地缘争夺带来的数据安全等合规成本的问题，新加坡都成了一个解题的关键。

　　比如，2019年以来美国对于工作签证限制的提高，让不少没有取得身份的互联网工作者，无法留在美国总部，这刺激了硅谷巨头们进一步扩张在新加坡的亚太总部来“安置”这些员工。

　　据刘晋荣介绍，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外来人士。“为了更好的服务科技领域方面的一些需求，我们去年宣布了Tech.Pass计划，通过申请的顶尖科技人员可以在新加坡长期逗留，且不受雇于任何新加坡企业。”

　　再比如，国内出海美国和印度的互联网产品，在2020年面对严峻的数据安全挑战后，纷纷把数据中心设在新加坡。“在全球范围来看，新加坡与迪拜的数据开放性是最高的。”韩轶东现在就职于国际开源数据库公司PingCAP，日常工作便是与跨国企业和当地公司合作，为他们提供稳定高效、安全可靠、开放兼容的新型分布式数据库TiDB。

　　“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数据枢纽，它的数据资源流动性极高。”

　　2020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公司也开始重仓新加坡。

　　2020年5月，阿里巴巴以84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新加坡安生保险大厦50%的股权，并将其作为Lazada的总部；腾讯也宣称将在新加坡设立区域中心；爱奇艺则将全球总部设在了新加坡；字节跳动在2021年5月任命刚刚从小米加盟的周受资担任TikTokCEO，并让他常驻新加坡。有媒体报道称，字节跳动在新加坡开放的招聘岗位涉及数据管理、电子商务、支付等多个领域，占其全球招聘数量的四分之一。

　　这些有全球化野心的中国科技公司在新加坡的布局带来了更多“技术移民”的机会。阿里巴巴和字节等公司就像他们的硅谷对手一样，开始出现大量跨国轮岗或者调配的员工。

　　最近一年，黄生感到国内前同事找他了解近况的频率在增加，而且他明显发觉，这些人的选择在变得更多。

　　“在新加坡的中国公司、甚至公司内部跨国派遣机会，美国公司亚太总部，新加坡本土的大公司。甚至一些投资机构的转行机会。花样越来越多。”

　　自2020年开始，由行业需求带来的国内互联网人才迁徙现象更加明显，来新加坡工作的国内互联网人急剧增加。据新加坡招聘网站NodeFlair称，每周仅技术岗位空缺就超过500个，该公司目前正在帮字节跳动和Shopee招聘人才。

　　“我刚来这边时，在互联网行业的中国人多是毕业后工作的留学生；后来中国出海企业来到东南亚，也带来了一波人才，但以新加坡为重心去开展业务的相对还是比较少；再后来本土公司Grab和SEA做起来了，国内BAT大厂也开始在这边招兵买马，大量投资收购当地企业，也自然从国内带来了大批人才。”已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十五年的韩轶东表示。

　　在新加坡复制中国互联网

　　不过，与巨大机会对应的，往往就是巨大的不成熟。

　　来到新加坡的中国互联网人，经历过中国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后，无论从研发技术还是产品形态上，都有着远超当地行业的见识和能力。这让他们初来时感到不小的“落差”。不少国内一线从业者发现，自己低估了新加坡“现实的贫瘠”。

　　“我之前预计这里（新加坡）怎么也有国内二线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水平，但实际上连国内的平均水平都不到。”彭哲夫说，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很容易量化，而他自己又是做平台基础设施的行家，一个产品的技术水平如何，他观察两天就有数了。

　　彭哲夫直言，初到新加坡时内心的失落感是无法掩饰的。他就职的互联网企业在几年间实现了惊人的爆发式增长，规模甚至超过了国内部分大厂，可短期增长带来的副作用之一是平台基建不完善，与国内历经十年技术沉淀打造的产品相比，确实有些相形见绌。

　　但这也正是机会所在。

　　对于程序员来说，国内互联网的技术固然成熟，留给一线人员施展的空间也逐渐缩小，把国内战场中锻造出的实力放在起步阶段的东南亚移动互联网中，犹如乘着时光机进行一场降维打击，做出成绩只是早晚的事。

　　“很多经历过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业内人士会发现，东南亚互联网市场的现状，跟中国10年前非常像。因此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史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物，对很多中国互联网人来说也是个难得的机遇。”刘晋荣表示。

　　事实上，新加坡本土最成功的公司身上，也有相似的路径的影子。

　　被称为“东南亚小腾讯”的SEA（冬海集团），创始人李小冬（Forrest Li）是出生在中国天津的华人，见证过BAT的崛起，他非常清楚自己创业的目标，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表示“要做东南亚的腾讯”。他先是创办了SEA的前身Garena，主营游戏代理业务，通过《英雄联盟》的东南亚代理业务，一方面接受了腾讯投资，另一方面一举成为了东南亚的游戏霸主。

　　之后，2015年，看着国内电商的火热，他又在东南亚推出了电商平台Shopee，效仿淘宝C2C的模式直接跳过了竞品扎堆的PC电商时代，并由此收割了一大波东南亚移动消费的初代用户。SEA于2017年正式上市，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互联网公司。

　　而且，在SEA的发展过程中，也没少得到来自国内互联网巨头里老将们的指点。据知情人士对品玩介绍，前阿里巴巴早期员工和前美团COO干嘉伟现在就在新加坡。他加入高瓴资本后，被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借给”SEA，用他在阿里巴巴和美团都验证过的经验帮助SEA快速推动地推等业务的成长。

　　“曾经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现在来东南亚教他们怎么摸石头”。彭哲夫说。而且一群经验丰富的互联网人携手过河，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就彭哲夫的感受来看，新加坡互联网行业正经历的撕裂式扩张，让身处其中的人有种“一天胜似一年的感觉”，他从初来时的落差感，到打起精神重新披甲上阵，一边冲在一线开发平台技术，一边身兼管理任务搭建团队，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包括平台缓存方案、混合调度编排，以及物理SDN在内的几个重大项目。而同时发生的，是他所在的互联网企业市值翻了10倍。

　　韩轶东在十五年间亲历了东南亚互联网行业的更迭起伏，他曾就职于云通讯公司Twilio，接触过非常多中国互联网出海企业，初期时创业者们兴致勃勃而来，但因市场条件不成熟、以及对当地营商环境水土不服等铩羽而归者比比皆是，即便是国内大厂们也曾在东南亚市场跌过跟头。

　　可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近年来国内互联网人迁徙到新加坡所带来的技术和产品模式，让东南亚当地市场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往这边很多网络技术共享空间里，用的都是欧美互联网大佬的头像，中国巨头来之后，你会在雅加达的共享空间里看到马云的头像。”韩轶东说国内互联网巨头的进入，让东南亚对中国技术有了新的认知。

　　“甚至有一些仰望的感觉。”

　　已经有点“卷”了

　　人才不断流入，但依然填补不了新加坡科技互联网的人才缺口。

　　尤其是，中层缺乏。

　　“过来的都是非常头部的人，也有部分执行层的人，但从行业的发展来看还远远不够，优秀的互联网中层在新加坡这里很少。”李文卓认为，新加坡吸引人才的速度，还没有赶上行业自身发展的速度。

　　他认为，对国内互联网中层人员来说，新加坡的吸引力有限。

　　王奥也是与彭哲夫和李文卓同批来到新加坡的互联网人，他起初就职于本土互联网公司，近年跳槽到了BAT巨头在新加坡的分部。作为一名资深互联网人，他觉得新加坡薪资的天花板对中层人员来说，确实有些低。

　　如果用阿里P8及以上定义互联网中层，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待遇要比新加坡丰厚得多，除了基本薪资福利外，一般都会给中层管理人员配备可观的股票。而新加坡公司除了税率较低外，能提供给中层人员的福利非常有限，国内跳槽来此的多面临着降薪的风险。

　　不过，黄生则认为，随着几家当地巨头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巨头的扩张抢人，新加坡的技术人员整体薪酬竞争力近来开始直追国内。

　　“因为现在他们要直接和国内企业抢人了，肯定要有能匹配的水平。”

　　这种吸引力首先传导到了行业新人的层面。这又带来了新的微妙变化。

　　“明显能感受到新加坡的互联网市场更加有活力了。”彭哲夫说，与他同期来新加坡工作的互联网人多是“拖家带口”的，但现在不乏应届毕业生的面孔。“从2020年开始，有更多的国内工程师来到这边，而且从年龄层次上面来看，比我来的时候年轻很多。”

　　品玩观察发现，包括新加坡本土互联网公司Shopee和Grab、国内BAT在新加坡的分部，以及当地的欧美互联网公司，都在争相挖掘中国年轻的科技人才，其中应届生占比逐渐递增。国内脉脉和牛客网等求职平台上，越来越多拿了新加坡offer的毕业生发帖征询意见，或寻找即将一同入职的伙伴。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国内互联网大厂水涨船高的入职门槛相比，拿到新加坡offer的毕业生不少来自二三梯队高校的相关专业。

　　在彭哲夫看来，中国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同期培养了超过市场需要的计算机人才，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即便与亚洲顶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生相比，国内计算机应届生的技术基础和工程经验仍高出一筹的，且薪酬上可能只需要名校毕业生的一半。

　　这些年轻人的涌入，让国内熟悉的”内卷“，也开始出现在新加坡互联网人的嘴边。

　　新加坡的互联网行业，原本节奏缓慢。

　　“刚来这边的时候，公司每天6点就没人了，我都不知道晚上该干啥，毕竟在国内互联网公司开会都超过晚上十点。”李文说。这让他曾适应了好一阵子。即便是处于上升期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员工也严格遵循着朝九晚五、每周五天工作日的正常作息，偶尔因突发事件加班也会得到调休或费用补贴。

　　而中国员工占比高达70%的Shopee和Lazada，则开始出现被国内互联网公司“同化”的苗头。

　　一位Shopee员工告诉品玩，公司内部开始有了加班文化，且随着国内互联网人的增加，当地PR（永久居民）身份的申请难度也随之增加。职场平台上甚至出现了Shopee员工自封的保安队长，意在捍卫新加坡互联网的工作环境，反对一切由国内带来的内卷文化。

　　“好在新加坡公司的员工背景比较多元化，企业仍需尊重当地的文化，新加坡人对加班还是非常抵触的。”就彭哲夫观察，在多元文化的制衡下，新加坡的互联网工作环境目前尚可，但他也认为，“新加坡互联网可能迟早也会出现996文化和内卷现象”。

　　黄生对此倒看的更明白。他觉得，这些发生在新加坡的互联网公司里的事情，总让他想起当年的中国互联网。

　　“大家在意的其实不是996。想当初996还被当作中国互联网竞争力的一个标签。”他表示。他认为，那之后围绕996发生的变化是因为大家发现加班文化给自己带来的回报，不再对等。

　　其实内卷的本质，就是太多人才想要分享增长已经放缓的红利。而很显然，新加坡的科技互联网还处在指数级增长的前夜。“这才是新加坡真正吸引那些中国互联网人的地方。”黄生说。

　　“我们这批人没有经历过团购大战、单车大战，也没赶上最早的这波科技巨头的上市潮。虽然看起来高薪，但其实没有能实现跃升的机会了。”他说。

　　“对我们来说，新加坡就是最后的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