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毕业致辞｜金李：生命像一盒巧克力
又到一年毕业季，各高校陆续迎来了毕业季的“最高潮”——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上，老师们给毕业生上的“最后一课”备受关注。面对学生离开老师，老师总免不了嘱咐几句。而其中不少致辞，不只贴近生活，而且启人深思。
本期我们刊登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1988级校友金李的毕业致辞。在致辞中，金李教授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第一个以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身份招进来的中国大陆学者，也是第一个牛津商学院华人教授，然后在41岁以讲席教授身份回归北大）去鼓励和启发同学们，总结的过程也不由得让人想起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一句话：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会是哪种。“人生的很多经历，其实不能简单地用肯定或者否定来概括。生命这盒巧克力中的每一块，都有它出现的意义。”“人有自己的内在的基因，有自己的野性，让他按照他的天性顺其自然地成长起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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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首先，我要向复旦的老师们表示敬意，你们辛苦了！其次，我要向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各位来宾和校友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于复旦经院的支持。接下来，最需要说的是，2021届的毕业生们，祝贺你们圆满完成了人生中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刻写下了生命中的复旦年轮。今天是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请大家给自己鼓个掌！
感谢张院长邀请我在这个典礼上致辞。按照张院长的建议，我把自己的经历也跟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复旦的人都很内敛，一般在外面很少说自己。典型的干得多说得少。但是张院长说，要我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启发同学们，所以还是简单梳理了一下。总结的过程也让我回想到多年以前看过的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一句话：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会是哪种。
我是1992年从复旦毕业的，比各位早毕业29年。回顾过去，我早年很多关于人生的计划和梦想都没有实现。中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数理化。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成为像陈景润、钱学森和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当时我参加中学的各种学科竞赛，数学、物理、化学、力学、计算机等等，最差的成绩是省里前十名。中学时代就因为参加全国竞赛的原因，去过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所有这些学校也都无一例外希望保送我。我当时不懂，会提一些匪夷所思的要求，觉得好玩。记得清华招生办的老师说，我们想保送你，而且你可以选任何专业。我说真的吗，那我如果选建筑系也可以吗？因为我哥哥是学建筑的，他认为当时建筑学最好的学校是清华。我听他讲觉得有意思，可我并不擅长，只是很想去试一试。清华老师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也可以。但是我建议你选择生物、自动控制或者计算机，这是我们收分最高的系，你是理工科的好料子。言下之意，学建筑学，去画图，太可惜了。我听了以后将信将疑，很怕他们先把我弄到清华，然后再找个理由把我给转到自动控制系或者是计算机系，所以后来婉拒了清华。
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我和我们中学校长说，我最想念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系。因为经世济民，听起来很美好，而且还是“世界”，可以拯救全人类。但是当时这个专业在安徽省不招理科生，更没有保送名额。我的中学校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见到了谢希德校长。她直接一挥手：“这个学生我们要了。给你们省加一个理科生保送的名额。”所以我是这么到复旦的。这是人生中的一个机缘，也是我非常感恩的一个事情。刚刚的洪伟力同学是我的本科同学，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有很多比我优秀的人，洪伟力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的学号比他早一点，是8826005。我们88级有少年班，学号前四位的同学都是少年班的保送同学，分别是鲁力、沈力君、瞿洁和孙迪。我是第一个被录取的非少年班学生，然后学号才是上海的保送同学左涛和洪伟力。我是最早被定下来的非少年班的学生。
大学四年，印象最深的是3108教室的各种讲座和南区的舞厅。非常遗憾的就是刚刚几位老师、同学提到的，大学四年虽然有过不少单相思，但是竟然没有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还有就是学英语。当时出国的风气很浓。我们大学40多位同学，到毕业的时候只剩下30多人。我同宿舍的好友殷俊和隔壁寝室的钱军、董艺斌都在大学三年级退学出国了。当时大家相约着一起去上英语补习班，在北京叫新东方，在上海当时叫前进。我也很想出国留学。但是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出于一系列的考虑，国家收紧留学政策，四年级以上不许退学出国，本科毕业以后也必须先为国家服务满五年才可以出国。因为这个原因，我毕业的时候就想着先工作五年，然后出国留学。
我是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当时要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落户，还必须要有这样的资格。所以正在茫然找工作的时候，我的辅导员徐巧珍老师问我愿意不愿意留校。当时复旦大学已经原则上不再允许本科毕业生留校了。但是当时恰好刚刚把国际金融从世界经济系分出来设立单独的系，系里很缺人。第一任的系主任陈伟恕老师，知道我的数学和英语都不错，很爱才，就想留下我，希望我一边兼任学生辅导员，一边给本科生上课，同时读点硕士研究生课程，这样两边不耽误。当时，还给这种安排起了个名字叫“双肩挑”。所以我同时担任国际金融系91级的本科生辅导员、系里的英文和教学秘书，同时给系里上英语口语、国际营销和外汇会计等一些课程，自己也学点研究生的课程。
所以，母校不仅在学术上培养了我，而且给了我第一份工作。本科毕业留校，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当时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这些年，我走遍了世界最著名的高校：中国最古老的高校北京大学、美国最古老的高校哈佛大学、整个英语世界最古老的高校牛津大学，但是我始终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复旦。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像你们、像我的同学洪伟力一样参加毕业典礼，所以今天也是来补课的。当时我被紧急召唤到南昌陆军学院，陪伴刚刚军训一年的91级复旦学生。和他们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经历了非常艰苦的井冈山区行军拉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90级到92级复旦大学新生都必须先去军校进行一年的军训，磨炼意志。一开始接触到那批同学的时候，大家刚刚经过了一年军训，很多人又黑又瘦，情绪也大都不高。很多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地浪费了。但很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再回顾这段经历，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生命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绿色的年轮。他们中的很多人，多年以后又自发组织重新回到军校，重温当年的经历。所以，人生的很多经历，其实不能简单地用肯定或者否定来概括。生命这盒巧克力中的每一块，都有它出现的意义。
我像你们这个年纪，刚刚毕业留校那会儿，因为看不清未来前途，有过很多悲观失望的想法，觉得五年才可以出国留学，于是就开始混，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躺平，天天泡在学院的电脑房里打游戏。很多以前的老师都看不下去了。当时一些资深的老教授都纷纷跟我讲，金李，你还得努力上进啊！记得洪文达先生请我到家里跟我说，你应该成为未来的魏尚进。魏尚进是长我六级的学长，也是来过我们这里做毕业致辞的一位教授。陈观烈老师说，你来读我的硕士生吧。马之（马周）先生，多伦多大学毕业回国的老先生，也请我吃饭鼓励我。第二任系主任胡庆康老师，和我一起写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帮我仔细改稿子。姜波克老师当时刚刚从英国回来没有多久，他有一次说，我代表很多老师来提这个意见，年轻人，不要躺平，不要混，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多写点文章，将来你会用得着的。记得当时我翻他一个白眼，心里说，你谁呀。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地感激他，所以也想把这些话讲给今天在坐的诸位。
我在复旦工作一年左右，国家留学政策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大学毕业以后必须先为国家服务五年，新的政策鼓励更多人提前出去留学。所以我重新考了托福和GRE，申请去美国读书。虽然洪先生和陈观烈先生都认为我应该申请最优秀的美国大学，但是我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申请的都是新泽西州立这样的大学。我顺利地拿到全额奖学金，自费出国留学，两年以后从新泽西州立大学毕业再申请到麻省理工读金融博士。
我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也很简单，都是在学校里。先是去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读了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去麻省理工斯隆工商管理学院读了一个金融博士学位，再到哈佛商学院，从助理教授开始做起，做到副教授，2012年以双聘教授的身份开始在英国牛津大学担任正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席教授。我把这些情况也跟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
有一些没有录取的系，像哥大或者沃顿，我很多年以后见到他们的招生主任，他们说你这个情况我们见过，为什么不接受你？因为名校招生有一个顺序，我们先估计哈佛和麻省会录取谁，他们最有可能录的人我们就不录了，因为录了你们也不会来。如果你们没有被哈佛、麻省录取，我可以把你们从我们的等待名单中抓出来，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就不浪费我们的名额了。
MIT学术氛围很好，大师云集，而且都在学校，办公室开放。你在学校里随便碰到一个老头子很可能就是一位大师。当时我们三楼以下都是经济系，四楼是管理学。记得隔壁一间办公室经常有个糟老头子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过来跟我们聊天，而且话痨。我说这个人是谁？后来人家说这是著名的意大利裔经济学家莫迪格利亚尼，诺奖得主，他有两大理论贡献，一个是MM理论，另一个是生命周期假设。其他的像Solow和Samuelson，我都到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和他们聊过。
我因为复旦经济学的底子还不错，第一年就考过了所有的经济基本课程的免试，宏观、微观、计量大部分的课程都是免试。记得当时四门初级经济学课程中三门课我都申请了免试，最后一门是宏观二，后来得诺奖的Peter Diamond的课，我实在不忍心免试，就去上了。和三十多个经济和管理的博士一起，老师给了两个A+，我是其中之一。微观因为免掉了所有的基础课，所以直接上来就是上博士二年级的微观专业课。老师是Bengt Holmstrom和Susan Athey，后者当时刚刚从斯坦福到MIT。第一次上课时Bengt和我们说，你们可不能瞧不起自己，说不定若干年后咱们这个教室里会走出诺奖得主。好多年以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说的就是他自己。那门课很难，把我上得几乎要吐血，因为底子还是不足，而且同学也都非常优秀。当时那门课上还有一位也是跳级从一年级开始上二年级专业课的学生。大家互相要别别苗头。后来才听说他是当时耶鲁大学Levine校长的儿子Jonathan，今天也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了。
然后直接进入到写论文的环节，我第一年把资格考试考完了，但是论文写了四年。因为这个原因，我换了不少的老师。第二年我开始给Steve Ross做助教，著名的APT理论发明人，英年早逝，不然也应该是诺奖得主。后来我参与到1997年诺奖得主莫顿教授的一些研究工作中，包括整理一些关于期权应用的文献。后来开始和他进行很多年的合作。加入到哈佛大学商学院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麻省和哈佛有一点点别苗头的感觉，一般很少直接雇用对方的学生。我是不多的从麻省毕业进到哈佛的人。当时我的导师戏谑地说，你从此加入了“黑暗”的那一边。
论文写完以后，我想过找中国的教职。北大的张维迎老师见了我，说不用急着回来，在海外历练一下。然后我去找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他说我们从美国飞回来面试的成本非常高，我们要飞的话，得先确定他非常真诚。我说我很真诚啊。他说，我说的真诚就是我们给你一个工作你会来，但是你条件太好，你会在美国拿到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你直接回亚洲的可能性不大。我后来想想，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那我应该留在美国。后来我决定去哈佛。我是第一个被哈佛商学院直接以助理教授的身份招到那边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我的好朋友，也是后来论文合作者黄亚生刚刚从密执安大学转过来，他研究政治学，后来变成研究国际管理，现在在麻省理工。
我2007年顺利晋升为副教授。2008年初，陪同刚刚上任的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来访中国。她当时带了一个袖珍的教授代表团，一共有七个人，包括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比教授，现在是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哈佛上海中心的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当时一位领导拉着我的手说，中国去的吧？希望将来有机会你能再回到中国。这之后，我逐渐开始了解中国，接下来几年写了二十例左右的中国案例，大量接触中国企业，也把一些优秀企业家请到了哈佛的课堂，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董事长、海尔集团张瑞敏董事长、中联重科詹纯新董事长、神化集团凌文总经理。
随着对中国了解越来越深，我心底的渴望就是回到中国去。我写的很多案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向哈佛提出要求，希望能有一半时间回去工作。我说我大量研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规律，这样对我的成长有帮助。当时中国开始做大规模人才引进计划，要求至少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国内工作。我是为数不多的金融学术界以这样一种国家计划的身份被引进回来的教授。当时和北大谈得差不多了，但是哈佛不能接受，说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一个其他国家的高校共同分享一位教授。哈佛从内心深处是非常高傲的。但是牛津同意了，所以我被英国皇家科学院英国杰出人才计划接受，同时加入北大和牛津担任双聘的教授。2014年底北大成立国家金融研究中心，我担任首任主任。更繁忙的工作最终使得我在2015年辞去牛津的正式教职全职回国，现在我还会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到牛津讲学。我们现在和哈佛、牛津也有非常好的研究上的合作，在北大成立了针对中国民营第二代企业家的全球华人家族企业领导与变革的项目，就是和哈佛、麻省、牛津大学一起设立的。
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中国民营企业接下去40年的发展。过去40年我们的发展非常地了不起，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起来的，很多企业现在到了交棒的阶段。交棒很不容易，第一代的企业家现在心力交瘁，有体力的原因，也有跟不上经济大势变化的原因。年轻一代有很多海外留学的背景，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的断层，使得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没有向第二代传承经验和教训。我们和美国、欧洲学习，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家族长期传承的企业，比如罗斯查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我们依托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北京大学、北美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把这些智慧带给中国的企业家，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渡过难关，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添加新的光和热。
我觉得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吧，我很荣幸成为第一个以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身份招进来的中国大陆学者，也是第一个牛津商学院华人教授，我不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的留学生。张院长是。我是在前人基础上在海外走到最远的人之一，在国际一流名校做到正教授，然后在41岁以讲席教授身份回归北大。这个经历我给一位尊重的老师看过，他说，你这个经历可以说明什么？和复旦有什么关系？我说我是复旦培养出来的，这一点走到哪不能忘记，我想到复旦就想到温暖、敬重。复旦是我成人启蒙中最初的老师，复旦教会我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鲁育宗校友刚刚说，在每一个时代大家觉得有很多的艰难、挑战，很多的不容易，最好可能就是躺平，其实不然。每一个时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那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不容易，我出国留学的经历不容易，我做过辅导员的军三届的经历别人也难以想象，但是没有关系，命运有自己的安排，用一句话说就是术业有专攻，得道有先后。
我最近看了斯坦佛大学招生主任的演讲，她说我有两个孩子，我最初把我的孩子当成是盆景进行剪枝、修叶，让他们长成我想要的形状。其实不对，人有自己的内在的基因，有自己的野性，让他按照他的天性顺其自然地成长起来就好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毕业生朋友，将来你们会依照天性自然地成长起来，顺其自然就好。
最后，想借我尊敬的张院长在一次毕业致辞上和大家说的话结尾：
狄更斯说过：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张院长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思想塑造命运的时代。不管你将来的财富、地位、影响力是大是小，在我看来，在这个时代，你们被复旦精神所造就起来的眼界、高度、价值观和世界观才是你们推动中国全面进步的力量来源。
最后，我想说，就像我和我这一代人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们将来也会对复旦充满感恩，也会明白复旦的求学岁月对你们而言为什么弥足珍贵。
（本文原题为《毕业演讲｜金李：生命像一盒巧克力》，作者金李为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1988级校友，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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