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葛明宁
责任编辑 / 彭玮
校对 / 丁晓
就业的起跑线被拉近了。
读中文系的秀媛到了大三暑假才恍然发现,那些互联网大厂的招聘信息里,与文艺创作相关的岗位,大多要求懂影视剪辑,如果专业不对口,一定要有实习经验。
她所在院系排课很满,少有人逃课实习。往前数的寒暑假期,她更多用于读书和逛博物馆,比起实习、消费,认出殷商青铜器上的铭文才让秀媛着迷。
眼看下半年的秋招要启动,秀媛为自己的前途和“钱途”着想,想去大厂试试。
大厂的工作时间超长,绩效考核严苛,对35岁以上的人群不友好,这些秀媛或多或少知道,但至少在校内声势浩大的实习宣讲会上,大厂允诺能提供免费的下午茶、健身房和班车。
一入“厂”门深似海——处理琐碎重复的事务;应付无穷无尽的对接、汇报;除了习得行业黑话,很难说真正学会了什么……然而,像秀媛一样的学生们还是想入“厂”去。
如梦初醒
这是一个缓慢“醒”来的过程。
秀媛有一个高中同学,很早决定不读研,大二就出去实习,秀媛那会儿不理解他,“觉得太早了”。等到大三暑假,秀媛才发觉,是自己开始得太晚。
秀媛去出版社实习过,很羡慕老编辑们,觉得他们都很厉害,有的懂几国外语。可是,清闲的地方大多饱和,没有招聘名额。
她想维持写作的爱好,但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工作很有限。互联网大厂内与内容创作有关的工作成为她的一个选择,诸如腾讯谷雨、阿里影业。可是,她直接触碰才知道,获得一个大厂的实习机会都没那么容易。
实习是“铺垫”着来的。有的实习生面试,公司要考察“上一次实习的成果”,这等于在校园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菲菲对记者说,许多同学联系实习就会留心这份实习能不能出成果,能不能当下份实习的“跳板”。
菲菲本科读的学校非常“佛系”,同学们实习不多,大都计划毕业去二三线城市工作,但菲菲想进取一些。
换学校读研究生后,她身边的氛围骤变。为了追逐资源,一个实习机会丢到学生群里,很多同学会去加发信息的人,打听对面团队的情况。
菲菲对记者演示面试时该有的自我介绍:“我的上一份实习是和我的mentor(注:实习企业内的指导者)从0到1地对网站内×品类视频进行了定义的确定,对同行业的类似内容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举办了×线上活动,播放量达到了×量级,较之前有怎样的提高……”
“你觉得播放量有提升是出于你的努力,还是运气使然?”记者问。
“站内的这些视频都是博主自己生产的,”她想了想,“但运营干预的作用也是一定存在的。”
梁柯是留美硕士,目前在某“大厂”每天看购物直播的流量数据。此前,因为“本科专业不对口”,以及“实习经历不够丰富”,他也在招聘的面试环节碰过壁。
梁柯亲历的群面“特别刺激”,每个参加者有1分钟做自我介绍,他发现自己的竞争者大多来自985高校,要不就是排名比肩的海外名校。而利用课余时间做社交账号、积累了几万粉丝的人,也不在少数。
接下去,这些人要一起讨论一个乍一听易于回答的问题:“被丢弃在一个荒岛上,要怎么求生?”
第一次应付这样的场面,梁柯张口结舌,慌乱无措。而准备充分的人则率先拿出商科理论,开始分类讨论:“先假设短时间可以得救,那么,要把哪些东西抬高优先级,如果短时间不能,那么……”全部的脑力投入去思考“如何有理有据地接着说下一句”,像辩论赛一样煎熬。
经历完面试,“感到’自闭’,感到自己像一个废物。”他说。
“新冠”疫情以前,梁柯有些学长学姐会为了一场这样的面试,周末飞回国内,周一再飞去美国。
几乎是有些释然地,梁柯提起自己某一任mentor对他的评价:“学历不是最好的,经历也不够丰富,但应该不会挑着活儿干。”
经过一番搏斗,梁柯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大厂。最近,他每天在公司待上12小时,经常没有周末。
团队里的实习生,有的是著名某附中毕业,清北在读的本科生,他们的工作能力看上去不输给自己。梁柯感到一阵凛然。
“挣”履历
某明星最近直播带货收益不好,问题出在哪里?梁柯开始调研粉丝人群特征,拆分为性别、年龄、收入水平……仍然是把哪些指标“抬高优先级”的老问题。
“并没有特别成体系的方法论。”梁柯形容,目前的数据分析工作不太需要学校里学到的知识。
在表格与表格之间切换,他边念叨着,“踏实肯干”是让自己立足的品质。梁柯和父母同住,这样早出晚归,家人并不理解他,觉得何必如此。
找工作的时候,梁柯参加过付费咨询,问自己适合互联网的哪个版块,答案是做运营,因为他执行力强,擅长与人沟通。后来如愿以偿,但梁柯还是特别焦虑,“从求职到入职,是一个过渡期,入职到适应职场,又是一个过渡期,没完没了啊。”
梁柯想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他知道,与行业的大趋势抗衡是没有益处的——梁柯本科学土木工程,毕业后在工地上一待,对工作的憧憬轻易地破碎了。现在,他可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吻对记者说,工地上经常不遵守规范,导致他学的东西无用武之地;那种承包工程的家族企业,领导们都是亲戚关系。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去海外读工商管理。
他认为建筑行业是夕阳行业,画图十年,兴许给一个“项目经理”的名头。半路改道互联网是艰险的,但其他的路难道不是?
“挺累的,每天下班挺晚。”入职几天之后,他无奈地对记者说。
菲菲也说,一开始进互联网大厂实习,“都是做了充分心理准备的”。她觉得,这份琐碎而繁重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回报,先是下一份实习,然后是正式工作,再往后是升职……工作是无聊的,但互联网在眼下是一个妥当、有前景的去处。
她进“大厂”实习,参加的几个线上活动,播放量都轻松地上几千万,很快就“挣”到找下份实习的履历。
她在这些活动中的角色经常是一个“翻译”。各个活动有海报、里里外外的零碎设计,“大厂”经常外包给公司外部的团队去做;内部周转率又很高,领导们都很忙。于是,这样的状况总会出现:某位领导看一眼样图,回复“不好看”,这时距离活动的上线只有几个小时。菲菲点开设计师的头像,把领导的一句“不好看”“翻译”成——“亲,这个图看上去还不错呢,但可不可以把这个元素往右边稍过去一点~”
多线程客服
在微信的另一头,设计师不情不愿地把图片改好了。菲菲把图片依序填进“大厂”的后台,生成一张花团锦簇的海报。她继续做一些复制黏贴的工作,等做完这些,就是地铁几乎停运的时间。
她面对设计师们并没什么甲方的权威,虽然他们一般也不知道她只是实习生。“设计师都知道‘大厂’要抢时间,”菲菲说,“而且这时候你临时找不到别人。有的人不想改,那只能跟他讲道理,帮他想好修改的方案……”
“我以前说话不是这样。”菲菲笑起来。她刚入职,带她的正式员工提点她,“对接的语气能否更柔和一点?这样沟通成本更低。”于是,菲菲自觉地在微信上改用甜腻的声口,问句一般用“呀”或“哇”结尾,拖着一个波浪线。
建了无数个用来对接的群,她温柔地对设计师说话,至于上传视频的博主们,他们对菲菲能更客气一点。被正式员工培训了一下,菲菲觉得自己有资格对博主们说,“封面图片换一张?音效出来得更早一些?”
这些琐碎的设计对结果的影响也许并不大。有时候,菲菲把自认为优质的视频提到醒目位置,发现流量惨淡,也不禁想,“是我的眼光问题吗?为什么大家不认可我?”
她觉得自己像大厂里的一台客服电话,同时接着好几条热线。后来菲菲换了一家“厂”,团队里有个大二的孩子,只有一个工作群,每天坐着打字、回答同一批问题。“是个更细分的客服。”
菲菲的朋友文佳向记者“科普”进大厂实习的线路——头一份实习要不是在业务类似的“小厂”,要不选“大厂”的外包公司,要有耐心地循序渐进、“包抄”过去。
在疫情中,文佳搞到一份大厂的线上实习。她高高兴兴地参加完培训,开始和整个实习团队一起“挖墙脚”,到公司竞争对手的平台上给受欢迎的博主挨个发私信,靠亲切可爱的语气,层层叠叠的波浪线,千篇一律地许诺更多的流量和钱,把对方拉到自己的平台上。
文佳非常震撼,又感到这工作实在无趣。她不死心,后来又找了一家“厂”实习,认识了菲菲。文佳和菲菲的团队给博主们发奖,看见这个博主单篇流量高,而那个博主发帖频率更高,总是吃不准。她们琐琐碎碎地统计了一下午,报领导们批。
她看着那些正式员工,他们正忙着检讨为什么最近的流量不够好。在“大厂”里,工作进度汇总到excel表格,各种现象拆分成数据,但有的时候,“数据不好”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
“这样下去是‘沉淀’(学)不到东西的……”已经习得互联网公司黑话的文佳心里还是直打鼓。
没个性的“语言”
梁柯能说流利英语,求职的时候,这是他求职时的“卖点”之一。他外向,喜欢互联网,在社交平台上也很受欢迎。
进了大厂以后,他却为自己“不会说话”而苦恼。有人指摘过他,不懂互联网黑话,满口大白话,无法代表大厂对接高端客户。梁柯于是学着用“沉淀”代替“学”,总结的话术也变成“联动一个组合拳,引爆一个什么点,打造什么差异化……”
操起这门“外语”,梁柯有时候不确定自己在说什么,担心被人拆穿。
今年,4月,互联网“黑话”被舆论炒开,引发一阵嘲笑。
但是,不止梁柯一个人对记者说,去互联网行业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逃离另一种 “语言”,一套他们更学不会的生活方式。
梁柯毫不讳言,“大的金融公司、咨询公司,不还是喜欢招家里有产业的年轻人,好招揽客户?”梁柯说女朋友去这些公司实习,很努力,但没能留下来,原因是“没有资本”。
而梁柯进了互联网公司,主要对接“网红”们,这种沟通的压力不大。
研究生陆榄刚拿到去某“大厂”的实习机会。他觉得,互联网黑话就和学术用语一样入门时必然要学,没什么可大惊小怪。
陆榄在农村出生、小镇上长大,他说,自己一定要留在大城市生活,因为“适应不了老家的语言”。
他考去了离家乡很远的大学。逢年过节地回家乡,陆榄对老家的朋友们简直“反感”起来——他们推推搡搡、粗声大气地说话、吹牛,正话反说,表达亲昵和幽默感。
相比之下,“大厂”圈子的用语简单明了。为了进“厂”,陆榄也联络了一些学长学姐。他和学长们之间,说话都很客气。有时请人帮个小忙,陆榄会给人发一个哭泣的小动物的表情。
“这是一种虚假的热情。”文佳说。做了几个月“客服”之后,她更厌恶不带个性地“热情”说话,无法想象“厂”外的有些同龄人喜欢这一点。
曾有受访者对记者讲过与陆榄类似的意思。来自小县城的她一心考到大城市去,脱离熟人社会,觉得当一个数据相关的“白领”能让她自由,但她后来又惊惧于“厂”里藏在热情语气下的冷漠,数据是冰冷的,人情是淡薄的。
漫长的“高考”
为了准备“秋招”,秀媛看过各种给应届生支招的网帖。最近,她对“大厂”的理解是“像高考一样”。
也许这是一场漫长的“高考”:在头部企业辛苦地“熬”上几年,到其他公司应聘去,就能被当做一个“标准件”,相当于考出了一个好的分数,或者收获又一张985高校文凭。
她对于进出版社的态度变得更复杂。据秀媛分析,不仅进入出版社工作很难,而且,如果套用前述“大厂”逻辑,出版社的小编辑一旦因为各种原因要离开本单位:“出路肯定是不好的,不如新媒体编辑受欢迎。”
没多少地方需要一个纯文学的编辑,但一个“大厂”运营可以到所有需要维持app或社交媒体的公司担任运营。
“‘秋招’的时候,offer肯定是越多越好啊。”秀媛笑起来,承认自己有一点慌,如果出版社向她抛橄榄枝,难道有本事拒绝?
“你肯定得在银行卡里的钱花完之前找到新的工作。”秀媛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大厂”,多数受访者会提到,防范失业的风险。
关于“大厂”清退35岁以上员工的说法流传很广,但是,在“大厂”的求职圈里,普遍的观点是——即便被清退,也会收获一张很好的简历,被当做互联网优秀人才。说话的人都承认,走这条路要付出代价。
“等到我30岁的时候,”菲菲说,“我拿什么与20岁的人竞争?”她想象那场面试,其他人比她更年轻、精力更充沛,他们要争抢一个岗位。心绪飘回现在,菲菲想,也许该选一条低风险的路。
文佳说,她偶尔梦想一下从事写作。可是,“那一定要很优秀吧。”
文佳最初想进互联网是为了逃离广告业。她读本科的时候,给房地产公司写过文案,“非常的无聊”,都是“豪华”“秀丽”一系的语言,颠来倒去。文佳更不能接受的是,房地产公司的广告其实没多少人看。她打开手机,要给记者看房地产公司公号的阅读数。
她一早听说“大厂”很累,有的基层岗位十分无聊。可是,那时候她想,即使一样无聊,至少互联网巨头的内容能被更多人看见。
她进了“厂”。最初,她在宿舍里给其他网站的博主大量发私信,按照“厂”里的要求,把与每个博主沟通的进度整齐地做成excel表格,用于评优。“哈哈,真’有内味儿了’。”她自嘲。
文佳一路看过很多简历比她优秀的同辈,学校比她排名靠前、专业更对口的;他们连excel也做得比她好。而她可以通过勤奋,努力,做到不比他们逊色。
真要从事写作呢?她想,写作讲创造性,没有一定的方法论,勤奋也有可能不成功,风险更高,“是另一条不同的’赛道’。”她还没有打定主意。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澎湃新闻见习记者刘昱秀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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