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长沙细雨纷飞,袁隆平院士与世长辞!我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可当他的灵车缓缓驶向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办公大楼(以下简称中心)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过去的时光晃如昨日,一幕一幕浮在眼前。
我于1987年来到中心,与先生整整相处了34年。
带我结下“种”缘的引路人
34年前,先生就是我的梦。作为追梦人,我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在大学任教和去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先生身边。
当时,我们住在一栋楼的同一单元、同一层,门对门,先生在东,我在西。但我却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先生那时常在安江农校,工作繁忙,我总希望对面的那扇门开着,这样便可近距离仰视他。
31年前的春天,先生同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一道,正在中心的南6号科研田插秧,劳作间,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写了一篇科研论文?”见我满脸茫然,他又为我解惑说:“你写的论文有一定的价值,我正在审稿!”
于是,1991年2月,《作物品种资源》发表了我写的题为《枝梗轮生稻的特性及利用价值》的论文。
正是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坚定了成为一名科研人的决心,但这一路走来并非想象般容易,期间,我险些半途放弃,多亏了先生及时的关怀、鼓励与提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做水稻栽培研究没有项目支持、科研经费奇缺,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几乎打算放弃这个专业、离开这个梦想之地。
就在那时,广东省一学校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一日,先生还像往常一样去田间打卡,看见我后,拉我坐在田边,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分析我的专业在中心的作用,还跟我讨论着人生的方向。先生劝我耐住科研的寂寞,继续一起工作,还百般为我考虑,让我跨专业考他的博士研究生。
当年,博士研究生考试未能如愿以偿,我转向考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并准备攻读脱产博士学位。而就在需要单位领导签字时,先生极力劝说我不要脱产离开中心,并坚定支持我攻读定向博士学位。
我虽无才,没有做成先生的正式弟子,但他接受了我这个“俗家”弟子,也因此让我有幸跟随先生一辈子!
俯身为人梯的人生导师
1991年,参加英语培训是许多年轻人的心愿。
中心当时主要选送本科毕业的科研人员参加培训,而我是研究生毕业,很难争取到这个机会。先生知道后力排异议,推选我赴南京参加“农业部第7期英语听说培训班”,这对我后来的科研生涯影响重大。
1995年底,先生又力荐我为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攻关的专家组组长。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幕:那日午后,先生从中心办公楼后门进来上班,我在他的后面,隔有几步之远。有人小声向先生汇报,马国辉现在还是助理研究员,当专家组组长可能还不具备条件。先生立马叫来当时人事工作的负责人,并当着我的面说:“他具备有一定的能力,中心可以内聘他为副研究员!”
正是因为先生对我的信任,我得以负重前行。此后,我代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在湘北某县开展国家攻关计划001-01项目的科研攻关与示范任务,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光荣与责任。
后来,我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项目实施期间,我们团队获得了湖南省科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出版了专著2部,在《作物学报》《中国水稻科学》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60余篇科研论文。
先生还多次把我推荐到国外担任杂交水稻专家,推荐我为亚洲杂交水稻发展委员会委员。在国外,我更加感受到了世界人民对先生的崇敬,更觉要有一种担当,才对得起先生的信任。
先生委我以重任,让并非其门下弟子,且栽培专业出身的我担任他的助手,主管科研。我感到压力巨大,但先生言传身教、谆谆教导,要我勇挑重担,他还教导我不仅要懂栽培、还要懂育种、懂管理。
1996年,先生领衔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随后,点名要我牵头组成了有邓启云、万宜珍参加的“抗倒伏研究”小组。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在抗倒伏研究方面,我和团队成员一起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也获得了同行的高度认可。就在前几天,中科院亚热带生态所的夏新界研究员还要我为他的“巨型稻”示范提供“抗倒伏解决方案”。
照亮前行之路的灯塔
2000年末,我已人到中年,世纪钟声敲响的不只是岁月与年华,还有金钱和美梦。
那是比较迷茫的金钱时代,看着个别专家先后离开中心,我也动起了去某企业就职的念头。
然而,对于我要离开的想法,先生不是一味地强留和强压,而是以导师的心态耐心开导,反复做工作,并且坚定地支持我坚守科研创新这个岗位。
先生曾反复告诫我做科研管理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科研创新工作。甚至在我做党委书记后,先生还要我每年坚持在长沙和三亚种好一丘高产田、与中心年轻专家比武,让我与他的科技创新工作保持同步。
正是因为先生的这一教导,才让我有幸追随他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超高产攻关的光辉岁月,参与并见证了他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也让我在超高产、节氮栽培、抗倒伏栽培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2019年10月10日,在我的退休大会上,先生对我过去的工作给予了高出我想象的评价。我当时流下了感激的泪,深知自己做的很不够,是先生拔高了。
先生特别强调:“书记退了,研究不能退,要继续搞研究,希望跟着我搞第三代杂交水稻攻关”,先生要我把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做出新的贡献,为我的退休生活指明了方向。
我现在正在做第三代杂交稻攻关和耐盐碱水稻配套技术的研究,已有了阶段性进展。今年中心将第三代杂交稻在江西的攻关任务交给了我,那是先生的老家。
就在先生离开我们的第9天,我来到了江西,来到先生生前布置的科研攻关点开展工作,又想起了先生给我起的绰号“马似驼”,虽然已年过六旬,但我仍会像骆驼那样负重前行,绝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有先生坚定的支持,在我人生最彷徨的时候,有先生指点迷津,先生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也以伟大的胸怀与关爱,改变了我的人生。
以后再也听不到先生亲切地唤我“马似驼”了,再也见不到他慈父般关怀的笑容了,但先生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将坚定做好他嘱托的事情,继续践行他“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伟大事业!
(作者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
本报记者李昕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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