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Nature Portfolio
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在其最新研究指南中放宽了人类胚胎培养的14天规定。
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SSCR)取消了存在了几十年的、对人类胚胎体外培养的时间限制,让研究人体发育和疾病的研究人员能有更多的进退空间。
此前,ISSCR推荐培养人类胚胎的时间不超过受精后2周。但在5月26日,ISSCR表示将放宽这条著名的“14天规则”(14-day rule)。ISSCR并没有替换或延长这一限制,而是建议对申请培养人类胚胎超过2周的研究具体项目具体分析,并进行多轮审核,在此基础上决定实验须停止的时间。
为应对该领域的快速发展——比如能从人类干细胞创造胚胎样结构的技术,ISSCR对其生物医学研究指南作出了包括以上修订在内的一系列修改。除了放宽“14天规则”,ISSCR还建议在基因组编辑的安全性得到进一步证实前,不应编辑人类胚胎的基因。
“这是一次重大调整。”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干细胞生物学家Robin Lovell-Badge说。Lovell-Badge是编写最新指南的ISSCR指导委员会的主席。
继2016年的修订之后,最新的指南就哪些项目符合生物医学领域的共识,哪些项目不能碰作出了最新规定。
在美国,使用干细胞或人类胚胎的生物医学研究几十年来备受争议,联邦支持也忽高忽低——该指南对美国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纽约海斯丁中心的生物伦理学家Josephine Johnston说。虽然美国机构针对这类研究出台了一些政策,但研究机构或私人资助机构的审查委员会还是将ISSCR的指南作为代表学界态度的定期更新的唯一参考。“也就是说,这类改动事关重大。”Johnston说。
14天规则
“14天规则”首次于1979年被提出,要求在胚胎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后停止研究。英国、加拿大、韩国在内的至少十几个国家都将这一规则制定成法律。美国等其他国家则把“14天规则”视作供研究者、审查者、监管者遵循的标准。
根据ISSCR新指南的推荐,Lovell-Badge认为研究者想要培养胚胎的时间越长,该国监管机构的审查流程也会更严格。“我们不是在给做这类研究的人开绿灯。”他说。此外,指南还建议在审查流程中征求公众意见。
2016年之前,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体外培养的人类胚胎无法活到14天,这条规则自然也就不适用。但在当年,两个独立团队宣布他们培养的人类胚胎成功在培养皿中存活了13天——之后按照14天规则终止了实验。
这一进展让伦理学家和研究人员提出,这条几十年前的规则已经不合时宜,是时候改一改了。研究人员认为,培养胚胎超过14天,或能增进我们对人体发育的理解,搞清楚一些流产发生的原因等。修改后的ISSCR指南提示我们,是时候就何时能培养胚胎超过14天开始对话了,ISSCR指导委员会成员、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生物伦理学家Alta Charo说,“我们之前没有就此辩论过,现在是时候了。”
美国莱斯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家Aryeh Warmflash相信,逐项分析每个研究和实验的研究意义相对伦理问题孰轻孰重是很有效的办法——但他也表示希望看到关于如何权衡个中利弊的更多指南。“这次没有将规定局限在另一个‘X天规则’是个明智的选择。”他在给《自然》的一封邮件中写道。
干细胞模型
过去十年里,科学家已经能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愈加复杂的胚胎模型——这种方式能在研究人体发育的同时避免因使用生育诊所的胚胎而引发的争议。(参见:科学家在实验室模拟出人类胚胎的初期结构 | 本周《自然》封面故事)科学家说,这些胚胎样结构还很基础,无法发育成人。但放宽14天规则就能完全将它们与真正的胚胎加以比较,测试它们是否能作为替代的研究对象,Lovell-Badge说。虽然胚胎样结构从技术上说不受限于14天规定,但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表示他们会在培养这种模式系统时遵循这一要求,因为他们还不明确学界对此的态度。
这次放宽14天规则“意义重大,但口子没有开得很大。”Johnston说。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次的改变是理所当然的。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法律与政策学者Kirstin Matthews认为,两周或以下的胚胎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考虑到公众对人类胚胎研究的密切关注,ISSCR也应该让公众参与到修订指南的过程中来。“我感觉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已有知识。”她说。
Lovell-Badge承认指南修订和重新起草的过程并没有采纳公众意见,部分是出于节约成本和时间的考虑。而且,征集全球公众意见可能会得到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不同回应,他说。“整个过程会兴师动众,而我们无法这么做。”
遗传学风向转变
ISSCR伦理指南的其他重要改动体现了遗传学领域的进展。
指南还罗列了可将线粒体替代疗法(mitochondrial-replacement therapy)用于医学研究的条件。一些代谢疾病是由线粒体的基因突变导致的——线粒体是细胞内的能量工厂,由母亲传给后代。如今,假使母体的线粒体携带这些突变,医生就能将母体卵子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拥有健康线粒体、细胞核已被移除的供体细胞内,再实施体外受精(IVF)。这样生下的体外受精婴儿就会获得供体的线粒体基因,但它们的细胞核DNA仍然来自母亲和提供精子的父亲。
2016年,美国的张进(John Zhang)医生宣布已经做此尝试,并让一名婴儿在墨西哥出生,媒体称它为“三亲宝宝”(three-parent baby,参见:美国“三亲宝宝”更多细节被披露,但父母拒绝了长期观察的请求)。当时,一些研究人员曾担心选择墨西哥是因为那里的监管环境很宽松。自那以后,英国研究人员获得了对该技术开展临床试验的许可(参见:英国很快就要明确允许“三亲宝宝”了,不过我们完全了解线粒体置换疗法了吗?)。美国年度预算案有一项条款禁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考虑这类技术,但Johnston认为该条款可能很快会变。“如果还是不变,我会非常吃惊。”
ISSCR指南还探讨了是否可以编辑用于移植的人类胚胎或卵子、精子细胞的基因,结论是这类科学研究仍然风险太大。2018年,中国生物物理学家贺建奎使用CRISPR–Cas9技术编辑了人类胚胎的基因,并植入了一位女性的子宫内,最后诞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婴,引发了研究人员的巨大担忧。事件发生后,其他专家组也就如何监管会引入可遗传改变的基因编辑展开了辩论。他们指出,这项仍然较新的技术会对基因造成非预期改变,同时还存在其他技术上的缺陷。
ISSCR表示,有了进一步的科学进展和深入评估,这个概念或在未来很有价值。“就绝对原则而言,我们没有说可遗传编辑在所有可能情况下都是错的。”Charo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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