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色列哈马斯掀起7年来最猛烈厮杀:那年我在巴勒斯坦难民营
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再起冲突!
以军再小心翼翼,炸楼之前甚至提前通知大楼里的人撤离,巴勒斯坦方面还是有平民伤亡。
那几年,我在中东做记者。去了难民人数最多(约十万人)、建营时间最长(三四十年)的约旦巴勒斯坦难民营。尽管有联合国难民署的救济,但这里的穷苦、脏乱,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有风来无声”(ID:cfq461682),原文首发于2021年5月19日,原标题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又开战!那一年,我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我们不喝美国可乐,我们只喝叙利亚生产的杰宁可乐”
“埃拉亚先生,这是几听可口可乐,聊表我对你和你家人的一点心意。”我提着特地买来的礼物,兴高采烈地交给生活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埃拉亚。
在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 宰牲节,他邀请我到他的难民营家中作客。
“不!很抱歉,这是美国生产的,我和家人一直都抵制美国货。你的礼物我不能要!”埃拉亚口气非常坚决。他虽然才五十多岁,却显苍老疲惫。
埃拉亚出生才一个月,以色列军队就占领了他在巴勒斯坦的故乡,还在襁褓里,自己就成了难民,不停地漂泊,与父母和两个姐姐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到了埃拉亚家门口。这里位于约旦首都安曼郊区,是一幢平房, 这一带居住着很多巴勒斯坦难民。
他们中不少人是海湾战争期间在科威特失去工作,再次流浪到约旦,慢慢将以前的难民营又扩大,形成了新居民区。
推开门,埃拉亚的太太哈胡姆从厨房走出来, 三个女儿和小儿子也走出来,老家也是巴勒斯坦的哈胡姆,用阿拉伯人传统的迎客方式——亲吻脸颊——迎接我。
宰牲节的来临,客人的到来,也驱不走她脸上似乎已经凝固了的淡淡愁苦。
“你看,这是叙利亚生产的可乐!叫杰宁可乐!两年前以色列军队摧毁了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我们好多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了纪念,叙利亚就把这种可乐取名杰宁!”
旁边埃拉亚15岁的小儿子哈莫达不停地点着头。我也只好跟着点头。
床头一支自动步枪?
“今年宰牲节我们买不起羊,”埃拉亚带着几分困窘告诉我。
他说,现在一只中等大小的羊要50个约旦第纳尔(约合70美元),相当于他月工资的1/6,而他靠给媒体写稿挣来的微薄工资要应付家庭开支,还有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的学费,实在是捉襟见肘。
好在25岁的大女儿六天前刚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能帮家里一把。
趁着妻子在厨房里忙,埃拉亚和孩子们带我参观了他们简陋的家。
这是套极普通的三室两厅的单元房,埃拉亚夫妇一间,两个儿子一间,三个已长成大姑娘的女儿住一间。
家具已经破旧,天花板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块块剥落,全家七口人合用一间 极小的卫生间,墙上的瓷砖已摇摇欲坠,归功于主人的勤劳,卫生间很整洁。
主人带着我跨进24岁的大儿子福达和小儿子哈莫达合住的卧室,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挂在床头,旁边还有一枝自动步枪!
从门窗到墙壁再到衣柜,全都贴满了或彩色或黑白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宣传画。
我如同走进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军事训练营。只有桌上的那台配置陈旧的电脑在提醒我,这是一个难民家庭中孩子的卧室。
埃拉亚告诉我,枪是假的,至于那些画像,埃拉亚则如数家珍:门上贴的这个汉子,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前领导人穆斯塔法,2001年在拉姆安拉的办公室里被以色列三枚火箭弹杀害。
“右边床头的那个穿军装的人呢?”我问道。
“那是以前法塔赫中仅次于阿拉法特的第二号人物阿布·杰哈德,1988年在突尼斯被以军杀害,”15岁的小儿子哈莫达很快接过话题。
其实我心里在想:向大炮坦克扔石子,一点用也没有呀。完全只是象征意义。但我不好意思对埃拉克先生一家坦率讲我的感受。
主人和孩子们对这里几十幅画上的人物或事件了如指掌。小屋里没有暖气,阴冷阴冷的。
但是我却明显感觉到了激荡在这个家庭中的激烈之气。
“我也不赞成人肉炸弹式的同归于尽”
宰牲节,这个巴勒斯坦家庭却没有团聚。
这个晚上,大儿子福达一直不在家。父亲解释说,前一天驻伊美英联军刚刚释放了关押在伊拉克的10名约旦囚犯,这些人都是福达的同学,福达顾不上跟家人过节,早早就去看望他们了。
24岁的福达毕业于巴格达大学,学的是环境工程专业。但在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福达被联军当成抵抗分子抓走了。
在伊拉克南部城市乌姆盖斯尔蹲了四个月的监狱,前不久才获释。回到安曼后,福达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床头那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上,被福达画上了两道粗粗的箭头,“那是我们的回乡之路。”父亲说。
宰牲节之夜,这位未曾谋面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到底在外面干什么呢?这是我内心挥之不去的深深疑惑。
他认真思索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说:“我尊重这些烈士,但是我不赞成用这种方式与以色列人斗争。”
他指了指墙上切·格瓦拉的画像:“我更赞成格瓦拉式的斗争,他是我和儿子心目中的英雄。”
“你和孩子们一定要回家”
这个家庭一直有梦想。
“将来,等孩子们都找到了工作,让他们再在平房上加盖两层楼房,再买个二手车。那时,我家小院子里的橄榄树、苹果树、葡萄 树都大了,夏天全家人在一起纳凉,该多好啊!”埃拉亚憧憬着说。
而他们最大的梦想,还是——回家。
埃拉亚跟随父母离开故乡后,流落到了伯利恒的难民营,全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没有卫生间、没有上下水的帐篷里。
在那儿,埃拉亚长到了19岁,在联合国难民署创办的简易大学里读书,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他与全家又被迫流浪到约旦。
离故乡越来越远了!
后来他与妻子去了海湾国家阿联酉。在那里,他上午教书,下午和晚上给报社写稿。11年后,全家于1987年再次回到安曼,用半生的血汗钱建起了这幢房子。
体贴的女主人赶快端上了满满一大盘“乌兹”,这是用肉汤煮的米饭,拌有蘑菇、胡萝卜、青豆,米饭上面是几块烤得金黄的鸡肉,外加一份青菜沙拉,这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家庭的宰牲节晚宴了。
吃完了晚饭和饭后甜点,大女儿菲达腼腆地笑着向我告辞,要带小弟弟出门,给弟妹们各买一件过节的新衣。
“有个地方衣服很便宜,可是很远,所以我得早早出门,”她说。
菲达从约旦大学会计系毕业三年了,是个懂事的姑娘,也许是知道家里的日子不富裕,一直没有交男朋友,帮着父亲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这在盛行早婚的阿拉伯国家里并不多见。
留在家中的就剩埃拉亚夫妇和二女儿、小女儿了。二女儿在约旦大学读化工专业,小女儿在约旦大学读社会学专业。
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是埃拉亚夫妇的骄傲,是他们贫困生活的亮点。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不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莫大的耻辱,我们哪怕勒断了裤腰带,也要让五个孩子上大学!”埃拉亚夫妇自豪地告诉我。
从埃拉亚家告辞出来,已是晚上11点了,黑暗中我看到了他家小院里的橄榄树。尽管已是冬天,但它依然青绿。
我想起我在安曼也曾参加过巴勒斯坦富商的婚礼,可谓冠盖云集,阔绰之至,但那毕竟是巴勒斯坦人中的极少数。
更多的还是像埃拉亚一家这样生活在底层、却挣扎着依然不肯放弃希望的难民。
可是,以色列那边人民的悲苦,又有多少人理解?犹太曾是失去家园上千年的民族,曾经是没有土地的国家。
他们回到中东这片“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后,却常遭受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袭击,是谁,制造了这纠缠了百年千年的矛盾和悲剧?
人生为何都这样苦?
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导弹,在夜空中被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
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城市发射数以千计的火箭弹,以色列迅速还击,不但拦截了哈马斯的绝大多数导弹,且变守为攻,用精确制导的无人机定点清除,一下子就击杀了哈马斯多名军事指挥官。以军袭击中丧生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葬礼
精确性之高,甚至做到炸弹击中汽车后座后、匕首自动弹出杀死后座的目标、而前排的司机几乎毫发无伤。以军再小心翼翼,炸楼之前甚至提前通知大楼里的人撤离,巴勒斯坦方面还是有平民伤亡。
以军猛烈袭击加沙城后,巴勒斯坦人在废墟中营救同胞
这场七年来最猛烈、死人最多的厮杀,又将我的回忆带到了多年前的中东。那几年,我在中东做记者。去了难民人数最多(约十万人)、建营时间最长(三四十年)的约旦巴勒斯坦难民营。尽管有联合国难民署的救济,但这里的穷苦、脏乱,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作者(中)与保卫我赴伊拉克使馆人员的中国便衣武警
文 | 操风琴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有风来无声”(ID:cfq461682),原文首发于2021年5月19日,原标题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又开战!那一年,我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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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喝美国可乐,我们只喝叙利亚生产的杰宁可乐”
“埃拉亚先生,这是几听可口可乐,聊表我对你和你家人的一点心意。”我提着特地买来的礼物,兴高采烈地交给生活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埃拉亚。
在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 宰牲节,他邀请我到他的难民营家中作客。
“不!很抱歉,这是美国生产的,我和家人一直都抵制美国货。你的礼物我不能要!”埃拉亚口气非常坚决。他虽然才五十多岁,却显苍老疲惫。
作者(右)与巴勒斯坦难民埃拉亚在中国驻约旦大使馆
“不过我不是针对你的,请相信!”看着我一脸的惊讶,埃拉亚激愤而絮叨地谈起美国支持以色列,使得他一家三代流浪几十年的往事:埃拉亚出生才一个月,以色列军队就占领了他在巴勒斯坦的故乡,还在襁褓里,自己就成了难民,不停地漂泊,与父母和两个姐姐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到了埃拉亚家门口。这里位于约旦首都安曼郊区,是一幢平房, 这一带居住着很多巴勒斯坦难民。
他们中不少人是海湾战争期间在科威特失去工作,再次流浪到约旦,慢慢将以前的难民营又扩大,形成了新居民区。
推开门,埃拉亚的太太哈胡姆从厨房走出来, 三个女儿和小儿子也走出来,老家也是巴勒斯坦的哈胡姆,用阿拉伯人传统的迎客方式——亲吻脸颊——迎接我。
宰牲节的来临,客人的到来,也驱不走她脸上似乎已经凝固了的淡淡愁苦。
埃拉亚先生给我倒了杯可乐,见我脸上再次浮现的惊讶,他拿起可乐瓶向我解释道:
“你看,这是叙利亚生产的可乐!叫杰宁可乐!两年前以色列军队摧毁了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我们好多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了纪念,叙利亚就把这种可乐取名杰宁!”
旁边埃拉亚15岁的小儿子哈莫达不停地点着头。我也只好跟着点头。
难民营的儿童
2床头一支自动步枪?
以色列士兵在加沙边境
刚接触这家人,我已经感受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这浓浓的乡愁,还有对以色列无法释怀的恨。“今年宰牲节我们买不起羊,”埃拉亚带着几分困窘告诉我。
他说,现在一只中等大小的羊要50个约旦第纳尔(约合70美元),相当于他月工资的1/6,而他靠给媒体写稿挣来的微薄工资要应付家庭开支,还有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的学费,实在是捉襟见肘。
好在25岁的大女儿六天前刚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能帮家里一把。
趁着妻子在厨房里忙,埃拉亚和孩子们带我参观了他们简陋的家。
这是套极普通的三室两厅的单元房,埃拉亚夫妇一间,两个儿子一间,三个已长成大姑娘的女儿住一间。
家具已经破旧,天花板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块块剥落,全家七口人合用一间 极小的卫生间,墙上的瓷砖已摇摇欲坠,归功于主人的勤劳,卫生间很整洁。
主人带着我跨进24岁的大儿子福达和小儿子哈莫达合住的卧室,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挂在床头,旁边还有一枝自动步枪!
从门窗到墙壁再到衣柜,全都贴满了或彩色或黑白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宣传画。
我如同走进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军事训练营。只有桌上的那台配置陈旧的电脑在提醒我,这是一个难民家庭中孩子的卧室。
埃拉亚告诉我,枪是假的,至于那些画像,埃拉亚则如数家珍:门上贴的这个汉子,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前领导人穆斯塔法,2001年在拉姆安拉的办公室里被以色列三枚火箭弹杀害。
“右边床头的那个穿军装的人呢?”我问道。
“那是以前法塔赫中仅次于阿拉法特的第二号人物阿布·杰哈德,1988年在突尼斯被以军杀害,”15岁的小儿子哈莫达很快接过话题。
难民营墙上图画,描述巴勒斯坦人朝以色列坦克扔石子
而左边的那7个“烈士”,是以色列军队1976 年占领他们家乡后,巴勒斯坦人还击,被以军杀了;另一幅,则是巴勒斯坦儿童与以军坦克对峙……其实我心里在想:向大炮坦克扔石子,一点用也没有呀。完全只是象征意义。但我不好意思对埃拉克先生一家坦率讲我的感受。
主人和孩子们对这里几十幅画上的人物或事件了如指掌。小屋里没有暖气,阴冷阴冷的。
但是我却明显感觉到了激荡在这个家庭中的激烈之气。
2021年5月被以军炸成废墟的巴勒斯坦居民区
3“我也不赞成人肉炸弹式的同归于尽”
宰牲节,这个巴勒斯坦家庭却没有团聚。
这个晚上,大儿子福达一直不在家。父亲解释说,前一天驻伊美英联军刚刚释放了关押在伊拉克的10名约旦囚犯,这些人都是福达的同学,福达顾不上跟家人过节,早早就去看望他们了。
24岁的福达毕业于巴格达大学,学的是环境工程专业。但在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福达被联军当成抵抗分子抓走了。
在伊拉克南部城市乌姆盖斯尔蹲了四个月的监狱,前不久才获释。回到安曼后,福达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床头那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上,被福达画上了两道粗粗的箭头,“那是我们的回乡之路。”父亲说。
宰牲节之夜,这位未曾谋面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到底在外面干什么呢?这是我内心挥之不去的深深疑惑。
穷苦的阿拉伯儿童 (摄影 操风琴)
“如果福达要去做人肉炸弹,与以色列人同归于尽,你会鼓励吗?”我坦率地问埃拉亚。他认真思索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说:“我尊重这些烈士,但是我不赞成用这种方式与以色列人斗争。”
他指了指墙上切·格瓦拉的画像:“我更赞成格瓦拉式的斗争,他是我和儿子心目中的英雄。”
聚居区 (摄影 操风琴)
4“你和孩子们一定要回家”
这个家庭一直有梦想。
“将来,等孩子们都找到了工作,让他们再在平房上加盖两层楼房,再买个二手车。那时,我家小院子里的橄榄树、苹果树、葡萄 树都大了,夏天全家人在一起纳凉,该多好啊!”埃拉亚憧憬着说。
而他们最大的梦想,还是——回家。
埃拉亚跟随父母离开故乡后,流落到了伯利恒的难民营,全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没有卫生间、没有上下水的帐篷里。
在那儿,埃拉亚长到了19岁,在联合国难民署创办的简易大学里读书,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他与全家又被迫流浪到约旦。
离故乡越来越远了!
后来他与妻子去了海湾国家阿联酉。在那里,他上午教书,下午和晚上给报社写稿。11年后,全家于1987年再次回到安曼,用半生的血汗钱建起了这幢房子。
难民营墙上的涂鸦
“我母亲六年前去世时对我说:‘我要是回不去了,你和孩子们一定要回家!如果你回不去,你孩子的孩子一定要回家!回家!’”埃拉亚说到这里,泪水都要流下 来了。体贴的女主人赶快端上了满满一大盘“乌兹”,这是用肉汤煮的米饭,拌有蘑菇、胡萝卜、青豆,米饭上面是几块烤得金黄的鸡肉,外加一份青菜沙拉,这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家庭的宰牲节晚宴了。
吃完了晚饭和饭后甜点,大女儿菲达腼腆地笑着向我告辞,要带小弟弟出门,给弟妹们各买一件过节的新衣。
“有个地方衣服很便宜,可是很远,所以我得早早出门,”她说。
菲达从约旦大学会计系毕业三年了,是个懂事的姑娘,也许是知道家里的日子不富裕,一直没有交男朋友,帮着父亲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这在盛行早婚的阿拉伯国家里并不多见。
留在家中的就剩埃拉亚夫妇和二女儿、小女儿了。二女儿在约旦大学读化工专业,小女儿在约旦大学读社会学专业。
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是埃拉亚夫妇的骄傲,是他们贫困生活的亮点。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不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莫大的耻辱,我们哪怕勒断了裤腰带,也要让五个孩子上大学!”埃拉亚夫妇自豪地告诉我。
从埃拉亚家告辞出来,已是晚上11点了,黑暗中我看到了他家小院里的橄榄树。尽管已是冬天,但它依然青绿。
我想起我在安曼也曾参加过巴勒斯坦富商的婚礼,可谓冠盖云集,阔绰之至,但那毕竟是巴勒斯坦人中的极少数。
更多的还是像埃拉亚一家这样生活在底层、却挣扎着依然不肯放弃希望的难民。
可是,以色列那边人民的悲苦,又有多少人理解?犹太曾是失去家园上千年的民族,曾经是没有土地的国家。
他们回到中东这片“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后,却常遭受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袭击,是谁,制造了这纠缠了百年千年的矛盾和悲剧?
人生为何都这样苦?
作者操风琴:新闻人,出生于安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曾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
原标题:《七年来最猛烈、死人最多的厮杀!那一年,我在巴勒斯坦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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