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李汪洋、靳永爱：应对人口结构转型压力，中国应普及包括职高在内的高中义务教育

原标题：谢宇、李汪洋、靳永爱：应对人口结构转型压力，中国应普及包括职高在内的高中义务教育

图片来源：图虫

文丨谢宇、李汪洋、靳永爱

过去四十年来，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的政策下，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七普”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人口占15.1%，高中人口占14.8%，15岁及以上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六普”的9.08年提高到9.91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而如今，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技术工人短缺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应对这些当前局势和未来挑战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人口的整体素质，而将义务教育覆盖阶段扩展至高中阶段将是最直接实现人口素质全面提高的手段之一。

老龄化时代，依赖人口红利要向依赖人才红利转变

就国内而言，人均寿命提高对延长教育时间的投资需求和经济转型对劳动力素质的提升需求同样成现阶段中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推动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实现从劳动力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9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7.3岁，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显著缩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必然激励国家和家庭加大教育投入，延长教育投资时间，从而使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总量得以提高。各国大量的政策实践和经验研究表明：最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发生在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从目前的教育发展空间来看，中国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将是现阶段及未来中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投放点，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更是普遍延长人口教育时间、提高人口整体教育水平的直接途径。

从经济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现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要从传统增长的方式转向寻求新的增长点，此前依赖劳动力驱动的经济增长很可能难以为继。2017年，世界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为24,254美元/人（2010年不变价），美国为110,800美元/人，我国为13,084美元/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仅为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十分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还面临来自人口结构的压力，即人口快速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特有挑战。“七普”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3.35%，与2010年“六普”相比下降了6.79个百分点，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上升5.44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加快培养专业技术和技能型劳动力，实现从依赖人口红利向依赖人才红利的转变。

就国际形势而言，中国的国民教育正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首先，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教育还有很大的差距。据2016年统计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及伙伴国25—34岁人口的最高学历分布数据显示，在OECD国家中，25—34岁人口高等教育和高中学历比例分别为43%、42%，拥有高中以下学历的比例仅为16%；而在中国，高中以下学历仍然占25—34岁人口的主体（64%），高中和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各占18%。

而且，中国的教育发展存在城乡和地区间的不平衡，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对山西、陕西、河北、浙江四个省份八次大规模农村中学生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51.2%—53.5%）的农村学生没有上高中，普通高中的辍学率为4.2%—7.4%，中职学生的辍学率为29%—32%。

其次，中国政府在高中阶段的教育投入仍明显低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2013年中国在高中阶段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略高于四千亿元，占所有阶段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7%左右，这一比重基本处于OECD各国的平均水平；但高中阶段教育经费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4%，低于OECD大部分国家，多数在0.8%以上，一半左右的国家在1%以上。

普及高中义务教育可以降低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将带来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和教育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当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后，中国年轻劳动力主体的教育水平将升至高中及以上，即便保持现有的高等教育招生比例不变，受高等教育人口的规模也会进一步增长。除了人口整体教育水平的总量会有所提升外，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教育不平等。

可以推测，提供免费的、义务的高中阶段教育将降低农村贫困家庭的教育成本，提高这些家庭的教育需求，同时又由于完成高中阶段教育至少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先决条件，这一举措最终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年轻一代在城乡和阶层上教育获得的不平等。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还将有助于降低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首先，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效应一致，中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应该可以帮助改善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状况，从而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进而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

其次，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后，受益最多的也很可能是女性，尤其是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在中学阶段所接受的教育受到家庭资源的限制将得到进一步降低，这将有助于缩小劳动力市场中的男女差距。不仅如此，更高的教育水平将赋予女性在生育行为和家庭事务中更多的议价权，从而可以预见未来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下降。

第三，通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提升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质量将有助于推动人力资本的包容性发展、促进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这一定程度上也将拓宽中国社会流动的渠道。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将推动经济转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将会提高青年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意味着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还将改善劳动者的非认知能力，即作为一般劳动者的理念、心态和意愿，这将很大程度上提高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并在经济上带来可观的回报。此外，根据对其他国家发展规律的观察，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活力和可持续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国能尽早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将有利于其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并将有助于中国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铺平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路。

普及高中义务教育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劳动力人口在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上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普及和优化高中阶段教育来实现。就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来看，首先，由于高中阶段教育尚未普及，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的教育止步于初中阶段。其次，始于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学轨分化是中国教育分流的主要特点。中国的高中阶段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包括中专和技校），大学阶段分为高等职业教育（大专）和普通高等教育（本科）。

面对劳动力技能缺口这一经济转型和升级的瓶颈，中国有必要将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提高教育与职业的适切性以及劳动力人口的整体素质，让人力资源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首先是要改善和健全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当前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课程内容过窄、与工业联系不紧密、社会认可度较低、制度性壁垒（没有升学途径）、学生能力和工作需求之间不匹配、教职人员的经验不足、职业标准和教育资质体系需要完善、成人教育亟待发展、职业教育的科层化等等。如何整顿现有的职业教育事业、借鉴和吸收国外（如德国）的成功经验，这些问题都有待讨论和解决。

其次，国人的教育观念仍需继续转变。在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传统价值观念中，考上名牌大学是衡量人才的最重要的标准。然而，社会分工是多样化的，教育类型的分化应当以社会职业的多样化为基础。一个健康的社会，意味着不同的人可以接受不同的教育，从事不同的职业。更多的工作岗位并非需要高学历，学历也并非就业录用的硬性指标。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雇主，都应当逐步转变现有的价值观念，不应过度关注考试成绩，而要在多元的评价体系中看到每一个人的价值。如何给更多年轻人多元的教育机会，让他们能够同“高材生”一样接受高中教育，寻找教育的动力和意义，这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提高人口素质的长远发展都需要从当下开始规划和实践，现阶段将高中阶段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增加高中阶段的财政投入、提升高中阶段教育的整体质量势在必行。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谢宇，系北京大学讲座教授、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汪洋，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讲师；靳永爱，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