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架《菲利普·罗斯传》到抵制迈克·彭斯出书：当取消风暴在美国出版界刮起

原标题：从下架《菲利普·罗斯传》到抵制迈克·彭斯出书：当取消风暴在美国出版界刮起

曼哈顿阿尔冈金酒店，作家布莱克·贝利刚开完约翰·契弗传记发布会。图片来源：Helayne Seidman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评判书籍，而不是作家。

这句老话经常有名不副实之嫌，但近来它已经在垃圾桶里了。

4月27日下午，诺顿出版公司宣布将永久性下架布莱克·贝利（Blake Bailey）广受欢迎的新书《菲利普·罗斯传》（Philip Roth: The Biography）以及他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我们的美妙规划》（The Splendid Things We Planned）。

在更早的时候，贝利遭到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指控，诺顿出版公司随后痛下杀手，迅速采取了上述措施。一些女性声称，贝利1990年代在新奥尔良担任八年级英语教师时曾有不适当的举动。据当地媒体《时代琐闻报》（与《新奥尔良倡导者报》共享版面）报道，贝利以前的学生称他曾经诱骗她们发生性关系。有一人指控他强奸。《纽约时报》的后续报道则牵涉到一桩新近有关贝利及某位出版负责人的强奸指控。

贝利的律师对上述所有指控均表示否认，称“贝利先生对女性从无不当之举”。《时代琐闻报》还引用了贝利发给指控者的邮件，贝利在其中亦否认了她们的说法。

针对一系列有关性侵的报道，诺顿出版公司本来已经“暂停”了《菲利普·罗斯传》的推介活动。但公司显然察觉到了指控的严重性及可信性，故而在开展更彻底的调查之前就马不停蹄地采取了措施。

公司在4月27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如贝利先生有意，可任寻其它出版渠道。”该出版商还承诺要捐献一笔数额与贝利的《菲利普·罗斯传》预付款相当的钱，来资助反性侵组织。

如此打击贝利有草率之嫌。他2009年出版的约翰·契弗（John Cheever）传记距离普利策奖只有一步之遥。他由罗斯亲自授权的传记已于4月6日上市，受到《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及其它媒体的广泛好评。贝利还打算与诸如玛丽·卡尔（Mary Karr）等知名作家就这部传记举行线上的对谈会。

这些作家活动都已经被取消。卡尔公开宣布与贝利决裂。《菲利普·罗斯传》也不再印刷了。

我们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桩孤立的意外——类似于大中央出版社（Grand Central）2020年时拒绝出版伍迪·艾伦的回忆录或者门槛出版社（Threshold）2017年下架米诺·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的书。

米诺·扬诺普洛斯的书因其争议性言论被下架 图片来源：Instagram/classicyiannopoulos

但我认为，这件事代表着出版业者对作家行为的关注程度有重大变化。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数百名员工之前曾发起请愿，要求出版商取消与前总统迈克·彭斯的两份出书合同，且今后也不与特朗普政府的成员签订任何合同，在新闻踢爆这件事的一天后，贝利的书就被封杀了。

请愿书指责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出版迈克·彭斯著作，存在合谋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嫌疑”。该声明又说，“这不是观点之争；这是在正当化狭隘偏执……无论从象征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质意义上讲，迈克·彭斯的手上都是沾了血的。”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CEO乔纳森·卡普试图平息这场请愿，他发表声明提醒员工，“我们的日常工作是出版，不是封杀，封杀乃是出版业者所能做出的最极端决定，且它直接违反了我们‘传播多样化的声音及视角’这一核心愿景。”

面对激情汹涌的请愿，这种诉诸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体面人”（coat-and-tie）做派根本不构成令人满意的回应。员工们指责公司“为法西斯主义者招魂”，而卡尔的话本质上只是让他们把眼光放远一点。“一旦我们放任自己的判断在自己不喜欢的书上面打转，”他写道，“那我们就错失了身为出版者的首要目的——力挺我们信赖和喜爱的书。”

但谁会去信赖和喜爱强奸犯或者法西斯主义者的书？

我怀疑，某些出版业巨头仍然没有理解员工结构的多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把你的办公室弄得像贝纳通（Benetton）的广告是远远不够的（贝纳通为知名服装厂商，其广告经常以黑白棕三种肤色的人为主角，这里指某些公司的多样性流于形式——译注），员工结构多样化的真正目的，在于吸纳更广泛的体验和观念——以及为人们赋权，使其能够基于它们来行动。

在较早的时代，编辑及其行政办公室里的同事们主要都是白人男性。不难想见，作家的性侵故事对这些人而言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贝利在罗斯传记里也是这样对待性侵指控的。事实是，出版商在选择出版或不出版某人的作品时，其判断乃是高度选择性的。就算卡普个人雅量高致，委婉地表示要欣赏“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但许多年来这些判断依旧是以白人男性为尺度的，端看他们认为什么东西重要、有效或者有娱乐意义。

但新生的声音正在提出一套全新的有关重要性、有效性及娱乐性的判准。如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参与请愿的员工所宣示的，他们不想接受、编辑或推介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恐跨、厌女、残障歧视、伊斯兰恐惧症、反犹和暴力倾向”的作者的书籍。

据报道，特朗普手下最荒诞不经的宣传干将凯丽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又和西蒙与舒斯特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这势必会让部分公司员工感到更加失望。

书籍不完全是自成一体的造物，它们还牵涉到作者在道德和财务上的关联。忽视这些关系，假装一本书处在真空里，乃是那些受益于歧视、抹杀以及侵犯的人群的特权。

批评者会宣称，这是在封杀贝利、彭斯和其他一些人，但这种说法忽视了我们市场的现实情况。蒙大拿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虽然被西蒙与舒斯特公司解了约，但找到下家来传播自己有关总统选举的谬论对他而言可谓易如反掌。连伍迪·艾伦这种人最终都找到了出版商！

眼下这场争论暴露出的真实问题在于，情绪高涨的双方都只关注哪本书不应该出版。但出版业界涌现出的新声音以及新态度，所诉求的却远远超过封杀。在出版商们以纯粹的自由主义价值而自豪的同时，勇于冒险、敢于向管理方发难的从业者也将会努力把长期以来被排斥或埋没的作者及其著作呈现给我们。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