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药房”到“新冠震中”，印度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

原标题：从“全球药房”到“新冠震中”，印度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 来源：环球时报

　　【深度】从“全球药房”到“新冠震中”，印度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

　　【环球时报记者 李司坤 陈欣 王会聪】编者的话：截至27日，印度卫生部报告的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连续第6天超过30万例；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昨日的统计显示，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病例达1763.6万例。这些数据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但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26日对CNN表示，印度的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是官方报告数字的20倍至30倍。印度医疗系统已几近崩溃，殡葬业正超负荷运转，这些都意味着不断有生命逝去。真实状况比人们预料的更糟糕吗？斯瓦米纳坦的“估算”令人不寒而栗。国际媒体进入了有关“印度何至于此”的大讨论，除了变异毒株的出现，造成病毒快速传播的“人为”因素同样备受关注。莫迪政府处理疫情的态度、做法因此受到一一审视。相比于第一波疫情，《环球时报》驻印度记者在第二波疫情中的生活和感受也发生了变化——听着身边传来的噩耗，感觉疫情距离自己更近了。

　　印度确诊病例激增的背后是一系列不幸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变异毒株的出现、低疫苗覆盖率以及不受限制的社会活动等等。

　　但美国《外交学者》网站认为，与其他受新冠病毒影响的很多国家相比，印度的情况特别令人关切，这是因为其地域辽阔，文化和宗教多样、信仰复杂，同时一些社会指标较差，比如预期寿命不是很长，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较高。另外，教育普及率较低、贫穷问题突出、卫生条件不足等都加剧了印度的困难。“印度是一个庞大、复杂和多元化的国家，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难以治理，遑论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际。”英国《卫报》23日的社论称。

　　第二波疫情肆虐尤其凸显了印度社会发展中的某些“短板”。“其医疗基础设施一直处于悬崖边缘。”美国彭博社专栏作家安加尼·特里夫迪表示，该国医疗支出仅占GDP的约1%，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印度政府预算中的医疗占比排名为179位。“指望专注于赚钱的私立医疗系统充分照顾全世界约18%的人口？这种想法荒谬至极。”

　　要真正处理如此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仅需要改善医疗基础设施。《外交学者》称，社会实践、公众态度和行为等文化因素对于病毒传播也有着重大影响。

　　近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印度记者詹姆斯·奥顿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说明，印度如何“跌进不良习惯和态度中”。从第二波疫情最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那格浦尔返回新德里的路上，奥顿心中“充满愤怒”。他在拥挤的飞机上“全副武装”，戴着N95口罩和防护面罩，然而看看周围，尽管空姐刚过来提醒，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仍然没有戴口罩，另外几个小伙子的口罩没有遮住鼻子。“这是我最近经常看到的状况。”奥顿说。

　　印度《国民先驱报》24日报道认为，民众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误导。印度总理莫迪在第一波疫情期间声称战胜了疫情。即便是当下，在不断有人因忽视科学的卫生措施而奄奄一息之际，仍有官员在告诉人们，用背诵宗教经文战胜病毒。

　　国际媒体探讨印度为何控制不住疫情时，“政治傲慢”“过度自信”“放松警惕”等词语频频出现，这些批判性评语也都指向莫迪政府。美国“石英”网站24日说，莫迪的推文是印度政府抗击新冠病毒做法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在社交媒体上不断表达对死于疫情的印度名人的哀悼，但同时对西孟加拉邦人民行使投票权感到兴奋。4月21日，当印度教徒庆祝拉玛节时，超过8万人聚集在恒河。莫迪在推特上呼吁克制的同时，也对自己的粉丝表达了祝福。

　　恒河也是印度教徒此前聚集庆祝大壶节的地方。英国《经济学人》将今年的4月14日称为印度的“大日子”：100万至300万印度教徒在恒河举行宗教仪式，庆祝大壶节；锡克教徒聚在一起庆祝“新年”；许多穆斯林则与亲朋好友庆祝斋月第一天。

　　一边是宗教庆典和家庭聚会，另一边是政治集会。英国《卫报》说，在疫情肆虐之际，莫迪没有放弃选举活动。4月，印度的4个邦和一个中央直辖区都举行了选举。《经济学人》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赢得一场又一场选举后，莫迪正掌握着庞大权力，是一代人中最有权势的印度总理。他所在的人民党不仅控制着议会两院，还执掌着印度大多数邦的政权。本来，莫迪可以利用这种权力，严格限制人员聚集与流动，但他没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达27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印度确实明显存在政治考量压过抗疫诉求的情况。据他分析，从2014年第一任期到2019年连任以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给自己塑造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由于没有解决好经济问题，它将自己“印度经济发展引擎”的角色定位变为“印度捍卫者”。后一个角色在国际层面凸显外部安全问题，在国内则是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因此对于大壶节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印度教节日，BJP会予以支持。

　　《卫报》称，几周前，当印度人口的疫苗接种率还不足1%时，莫迪宣布这个国家是“世界药房”，并发出要将国家恢复至疫情前生活的信号。“德国之声”说，在本月20日的全国演讲中，莫迪还极力赞扬印度应对当前这波疫情的努力，然而，他没有透露任何立即投资医疗保健的计划。

　　“莫迪标志性的印度例外论滋生了自满情绪”，《卫报》说，而正是“自以为国家很伟大的想法导致准备不足”，这在疫苗生产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曾鼓励印度成为全球制药业的支柱之一，但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来暗示，这可能是个错误。如今中国和美国生产的新冠疫苗比印度多。“民族自豪感或许可以膨胀胸腔，但其实，你的肺只需要氧气。冷漠、官僚主义和组织混乱导致数亿人面临缺乏救命的医用氧气的风险。”彭博社专栏作家安迪·穆克吉说。

　　王世达认为，印度应对疫情不力的背后，也反映出其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拖了推行防疫政策的后腿。作为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和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如果地方执政党跟中央执政党不同，那么很容易产生分歧；即便是同一个党，双方的执政诉求也未必完全一致。

　　“德国之声”近日报道说，现在莫迪政府指责反对党以及非人民党控制的邦管理不当，而这种政治操作“正危及每个印度人的生命”。《卫报》称，莫迪让各邦政府承担清理烂摊子的责任，但责任其实在他身上。莫迪需要同专家商讨如何采取限制措施，并确保政府履行承诺，在需要团结的时候摒弃分裂的宗派意识形态。

【编辑:李玉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