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来，本想搜点关于他的信息，结果发现百度第一屏都是人民日报等媒体拿渲染他去世前最后一条微博（“我是中国人”）大做文章。他的政治立场姑且不论，他演绎的喜剧形象，倒确实常常是典型的中国社会小人物——如果我们在看完他的喜剧，一笑之后，能像他呈现的小人物那样自尊、自嘲，那可能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喜剧之所以好笑，是因为你懂得其中的“笑点”。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了解一种异文化的可靠标志之一，就是你能不能听懂当地人的笑话，第一时间和他们一样笑出声。吴孟达让我们笑出声，恐怕正因为他的笑料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而我们对那种社会文化有着本能的理解。
那种源于现实的“笑”，有着相当复杂的含义。昨晚看到社会学者袁长庚说：
周星驰吴孟达的喜剧是香港娱乐工业最后一次高潮，也是香港盛世光焰渐熄的启幕挽歌。所谓无厘头，实际上是极盛现代性中以癫狂痴傻为皮相对抗残酷外力的逃避和犬儒，所谓成全别人恶心自己，骨子里是深刻的悲凉。
我们这一代伴着现代性的美好许诺长大，又渐渐懂得“如此生活三十年，XXXXXX"，反过来才发现淘洗殆尽后剩下的苦和泪。现在看《大话西游》《食神》《喜剧之王》，几乎已经完全笑不出来了。
这一点，以前是不容易体会的。因为这不仅与社会现实相关，还需要人生阅历，就好像年少时“为赋新词强说愁”，等真的“识尽愁滋味”，登高远望，却“只道天凉好个秋”了。
多年以后，我们逐渐意识到，“金牌配角”吴孟达所饰演的小人物，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他在《少林足球》里那句著名台词：“打打杀杀，你找别人吧，我受过高等教育的。”乍看只是一个落魄人物可笑的身份落差，但那其中又隐含着一个小人物的自尊与辛酸，而在这片上映二十年后，我们中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才赫然发现自己面临着同样的窘境。
这也是一种现代性体验，因为在传统上，中国人对“喜剧”的理解其实接近于丑角，所谓“俳优”。之前就有人抱怨说，《唐人街探案》系列并非没看点，但王宝强饰演的主角唐仁又闹又猥琐，让人看了又烦又可怜，好像导演觉得“设置个二傻子主角，咱们这就是喜剧了”。
看看这些年的相声小品、二人转，很多都是这一类文化心理的产物：这些丑角处于“正常”的秩序之外，所以既在人格上为人所贱视，又能不受约束地行事。这嵌入在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结构中，通过自我作贱的表演，来取悦高他们一等的观众。
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中，喜剧很容易沦为油滑，往往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因为社会默认，只有正常人才享有特权，而位高权重者更是不容嘲谑，反过来，卑微者则是无人格、无我的存在，可以肆意凌辱取笑，因而“笑料”也往往毫无顾忌地指向边缘群体：大龄未婚的剩女、残疾人、又或是口音严重的南方人。
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相当于一个两难的任务：既自我否定，又自我肯定，还不能将攻击性朝向外部的弱者，要自己消化。
有个著名的故事，说那不勒斯有一个小丑，凡是看过他表演的人无不乐开花。某一天，有人去看心理医生，说自己得了抑郁症。医生说，你去看那个小丑表演吧，保准你看完就好了。这个患者说：“我就是那个小丑。”
一个有自尊心、但又要帮全城人解忧的人，意味着要消化吸收巨量的负面情绪，这需要极其强健的内心。这并不只是喜剧演员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现实：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这一意义上的身心健康，是个人最高的道德。
可能会有人说：“只是看完一乐而已，用得着搞这么深刻嘛？”当然，如果你只是把喜剧看作是自己解压、解闷的工具，那也无不可，但这最终其实涉及到你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就像《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所说的，“在现代世界中，绝大多数人过着模式化的绝望的生活”，要活得明白，恐怕首先得正视这一点，而自嘲则是最有力的武器。
也是因此，我想，我们会越来越理解吴孟达。那些冒犯他人尊严而不自知的油滑小品，这两年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好笑了，但周星驰、吴孟达还能让我们常看常新。有时同样的台词，可能别人来念都未必好笑，但他就是能有那种效果，因为那不只是一个“梗”，甚至也不仅是演技，还包含着人生阅历。
《逃学威龙2》中，吴孟达有一句经典台词：“你教我做事啊？”现在回头想想，当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演绎的小人物时，其实在不知不觉中，达叔是在教我们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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