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快评：金融机构业务被明确不适用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是正本清源之举

原标题：南财快评：金融机构业务被明确不适用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是正本清源之举

据媒体今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的批复》（法释[2020]27号）在答复广东高级法院时明确指出：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下称“七类地金”），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其他问题已在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该批复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一批复的内容不仅体现了最高司法机关的态度，在法理上也非常确凿。之所以仍然成为一项财经新闻获得重视，恰恰在于之前不少地方司法机关广泛持有的误区，故需要再做强调。而且在此，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多余的”重申，不仅是较为低级的“七类地金”的金融业务不涉及民间借贷，更为“高大上”的各类中央金融机构更为不适用，包括各种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以及更不应该卷入此类纠纷的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期货交易所等。

我国现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则体系成形于2015年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去年8月做了一次重大修订（12月配合民法典施行，又做了一次小修订），即把“两线三区”的合法利率水平从年利率24%大幅降至贷款市场利率（LPR）的4倍，按目前的行情大约是降了一半。不少学者对此其实存在疑义，担心这反而会导致民间融资困难。而金融机构是否一并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利率上限管制规则，也就变得更加引人关注。

这个问题本来根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民间借贷规定》开宗明义地在第一条就规定：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该司法解释。所以，一些援引《民间借贷规定》来判决金融贷款的法官，本身就是对司法解释文义的违背。

 从实质正义的角度看，法官也没有理由去适用《民间借贷规定》。法律之所以要区分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和普通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是由于这两类活动发生的基本背景根本存在差异，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本来就是不同的道路选择。所以即便后者需要利率管制，前者也并不需要。

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相对非正式的民间行为，甚至未必会出具正式的借条。《民间借贷规定》有约三十条，其中不少篇幅是用于对基础事实关系的举证和认定。相应的，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管制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社区之间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故而宗教氛围越浓厚的国家，对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也越严格。相比之下，金融机构是需要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企业，贷款是在商言商的专业性活动，“冷冰冰”地就货币使用权索要高价（高利率），本属正常的市场行为。

此外，主张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理由在于避免形成高利贷，诱发暴力催收甚至涉黑的风险。虽然这本质上其实是对催收行为欠缺规范的问题，与贷款利率高低无本质关系，但即便民间借贷有此风险，金融机构也家大业大，受到了密实的行为监管，做事不得不规范。它们一般既不会因为能收高利，就强迫任何人借款；也不会因为能要高利，而大胆放贷。它们最终也只能通过法院起诉的方式来文明催收债务。正在制定中的《非存款类放贷人组织条例》就有不少对放贷和催收进行规范的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中央监管的金融机构，“七类地金”本来属于监管相对松弛、规范性程度较低的“次级”金融机构，甚至被一些人蔑称为“类金融机构”。但即便是这样的机构也已经被最高法院明确划出《民间借贷规定》的适用范围。举轻以明重，各种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利率可以不受《民间借贷规定》的利率管制条款的约束，当更加没有异议。去年11月，民间借贷发达的温州的法院正确判决了银行贷款不适用民间借贷，还成了一桩新闻（参见缪因知：《平安银行温州分行贷款利率案，其实是常识的回归》，21财经南财快评2020年11月13日），希望以后这种正常的判决能更为常见。

事实上，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被压缩之后，为了防止低信用、高风险的借款方被迫转而通过地下方式满足资金需求，我们恰恰应该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合规的基础上“开大门”，让更多的借款人能“走正道”，通过金融贷款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作者：缪因知 编辑：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