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六十一座“鬼城”之夜
最近一次从“鬼城”回来，“二打六”的成员黄海清对着工作室外发光的小鹿雕像，发了条朋友圈，“终于回到了人间，但又像极了梦里”。
2015年秋，由七名广东青年组成的“二打六”团队决定去睡“鬼城”。五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三十多个城市的61座“鬼城”。
他们在鬼村落贴上红色门神，还在烂尾的别墅群泳池里放生了一条金鱼……空旷的“鬼城”生活和喧嚣的城市生活，哪种是实，哪种是虚，他们渐渐分不清楚。
百度搜索指数显示，从2013年开始，“鬼城”、“烂尾楼”逐渐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超前规划的城市新区或资金链断裂的房产开发，可能造成大片的房屋空置或烂尾，他们被称为“鬼城”。
在“二打六”的展览中，一个来自“鬼城”的床单因为塑成了容器的形状，被观众投满了绿色的一元纸币。黄海清看到了，乐呵呵地说，这变成了一个聚宝盆。“二打六”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创作是自由的，作品的意义也是自由的。对他们而言，睡“鬼城”这件事是用一个好玩的方式，记录下时代的变化。至于作品本身，开放给所有人言说。
【以下为“二打六”成员的口述】
侵入“鬼城”
第一次睡“鬼城”，我们特别兴奋。
当时是2015年的秋天，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喝着茶，吹水，聊天，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忽然间身边很多人要买房、结婚了，他们焦虑，我们也被影响，慢慢聊起了类似的话题。无意中有人说，最近不是有很多空城、“鬼城”、烂尾楼吗？我们天天在工作室里喝茶，去“鬼城”里喝茶不也很有意思吗？当时大家都三十岁左右，没有家庭压力，也没有买房的概念，在广州伍仙桥的工作室里自由自在，就是想着要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做作品是头脑和运气的结合。我们做了好几个月的功课，估算“鬼城”在哪，应该怎么做作品，但真的开车上路了，就不知道会碰见什么了。
第一个“鬼城”是在路上偶遇的，那是和化工厂隔了一条高速的村子。我们绕着村子走了一整圈，在里面几乎碰不到什么人。两个老人和几个骑摩托车的人经过我们，看了一下就走了。
我们就找地方搭帐篷、烧水、喝茶，然后坐着聊天。被一圈空房子围着做这样的事，有点古怪的错位感。
“鬼城”的夜晚很黑，周围的房子都不开灯，只剩下黑漆漆一片，有种可怕的安静，除了你自己，只能听到鸟叫虫叫，还有水声。
“鬼城”原本被造出来等着人居住，但植物替代了人侵入其中，我们在其中睡觉，就像在侵入一个不属于人的城市，总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
在一个新开发区，我们这群入侵者就被盯上了。那里基础设施都很完善，公路也很辽阔，但看不到几辆车。到了晚上，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灯光。
这种远观的感受是我们想保持的。我们基本不会睡在“鬼城”的房子里，都在外面选一块地，搭帐篷睡觉——人如果睡在房子里，那就成了这里的居民。虽然在露天睡觉经常会遇到下雨或者下雪的天气，有时帐篷都渗水了，但我们还是比较坚持待在野外。
为什么一个本该住人的地方，人却显得格格不入？当人把视线投向“鬼城”，问题才会浮现。我们做过一个直播的作品，想让观众也参与到其中。当时我们在一个“鬼城”里安装了几个摄像头，另一端的显示器放在南京艺术展的展厅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展览现场，全都在“鬼城”生活，吃饭，喝茶，睡觉，观众通过显示器，也会看到我们在“鬼城”的生活。
2016年，我们在艺术馆的空间里做了一个展览，把“鬼城”里面收集回来的砖在展厅砌成了一堵墙，它连接一个落地玻璃窗，中间空出了一块砖没有砌。趴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展览的电视在播出我们睡古城的场景。也是打破一堵墙，看到“鬼城”的含义。这是比较好玩的。
“鬼城”的人
在“鬼城”里，我们会海阔天空乱想，经常思考的一个概念是“居住”。谁会“住”在“鬼城”？
所谓的“鬼城”，其实就是没有人了。偶尔在“鬼城”里会碰到一些人，有的是周围来玩的居民，穿进来穿出去，想看看这里是什么样子；有的是想装修的业主，他们会坚持来几次，但大多因为没有水电而作罢；还有的“鬼城”是拆迁拆了一半的，丢下破落的墙体，所有人都走了，几年过去还是原来的样子。很少有人真正居住在这里。
有个地产项目原来是很豪华的别墅区，但后来因为开发商资金出现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烂尾楼。现在还住着一些老人家，他们在里面种菜、生活，但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空的。虽然这是别墅区，但很多人可能是中产，用了半生的积蓄想要买个房子，遇到这样的事，钱就打了水漂。很多“鬼城”背后都有类似的故事，在有的烂尾楼里还能看到之前售楼部里的楼盘模型，那些模型都被砸坏了，可能也是发生了类似的矛盾。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养金鱼》的作品，就想思考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尝试把一条金鱼转移到“鬼城”。城市的马路上有很多垃圾桶，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垃圾桶里翻来翻去，找各种容器，矿泉水瓶、塑料袋、快餐盒……金鱼和水在这些容器里被倒来倒去，最后被转移到了一个“鬼城”里。那个“鬼城”是一个荒废的别墅区，里面有像游泳池一样的地方，蓄满了雨水，最后多了一条金鱼。
“鬼城”里没有人，当然也没有鬼。有一个所谓的“中国第一大鬼村落”，网上传得很玄。那个村子特别偏，山路十八弯的感觉，我们开车到了山顶，还要走四个小时才能下到山脚下。去到的时候已经是夜晚，村子里的建筑是明清时的式样，还有一个太师椅立在里面，有种灵异的氛围。
但其实鬼村里也没有鬼，村民慢慢搬出来以后，它自然而然就空了。去之前，我们就谋划好了要做一个贴门神的作品。门神是一个保家护宅的神，我们希望通过贴门神的方式给“鬼城”带来喜气，让它变得像有人守护，以后也能慢慢起变化。
事实上，真正在“鬼城”住过的，一个是农民工，还有就是各种昆虫。
“鬼城”里会碰到很多物件，鞋子、毛巾、小灵通，以前的墨镜，还有布娃娃，这些可能是农民工用过的一些物件。他们曾在这里建了好几年的房子，还带了老婆孩子来到这边，最后也不能留下来，人走了，只留下很多生活的痕迹。我们把他们的衣服鞋子之类的捡回来，给这些物件覆盖上水泥或者胶水，用雕塑的形式把它们再呈现出来。
被建造的和被浪费的
“鬼城”的出现和城市快速发展息息相关。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城市的人口和需求激增，导致资源不断紧缺——但我们觉得很奇怪，如果说资源紧缺，为什么周围有那么多的浪费？城市在不停地变，人的需要也在不停地变，导致了很多新的焦虑，这些飞速变化的东西，我们想把它变成印记留下来。
在亚运之前，广州的城市环境不太好。我们的成员海清因为学的城市规划，去过很多楼盘的工地，当时管理没有那么好，漫天都是粉尘。秋冬季节特别干燥，出去走一圈回来鼻子里面都是黑的，人会特别难受。亚运之后环境好了很多，现在工地里所有车辆、工人，都必须清洗干净才能上路。但是当时的景象留在了我们记忆里。
后来我们想做一个作品来还原当时的城市，还有农民工建造房子的过程。我们想到原来用“鬼城”的砖砌过一堵墙，如果我们反过来，把一块来自“鬼城”的砖粉碎，再把灰尘收集起来，重新凝固一块，不就是城市的房子和道路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凝缩吗？
2016年我们一边继续着“鬼城”作品，一边把工作室搬到一个比较郊区的地方。那时共享单车正是爆发的时候，很多单车都被丢弃在了郊区周围。小黄、小蓝、小绿，乱七八糟的颜色躺了一地，还有的被丢到了河里。这些共享单车和“鬼城”一样，因为时代需要突然迸发出来，但实际的需求没有这么多，资源没有分配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最后都成了一种浪费。
流动中的情感
“二打六”原来有七个人：刘奎纬、潘学城、林超文、陈艺儿、黄海清、黄秋霞、苇风。大家基本都从广东工业大学的美术学院毕业，是师兄妹、师兄弟的关系。10年前后，我们都在伍仙桥那边有自己的工作室，独立地在做作品，平时互相串门，喝茶，聊天，慢慢地变得像家人一样。
2015年我们去苏州做了一个叫“落地开花”的展览，结合当地的特色来做艺术作品。这次经历对我们而言是一次转变。
去之前我们搜集了很多资料，文字里都告诉我们苏州的文化厚度，历史意涵有多深远。我们带着这些印象，满街想找一些相关的材料来做作品，不认路，只好在公交车上问人，那些老人家听到了，不但给我们指路，还带着我们穿街过巷地找东西。这其实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在陌生的城市里，忽然遇到了这么热情的当地人，就觉得特别温暖。比起书里的文字，让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是那里的人。
这时我们发现，人对城市而言是这样重要。他们会受到城市氛围的影响，也会塑造一个城市的氛围。原来我们的创作是自我探索为主，这以后我们从对自身的关注延展出去，开始更关注社会和人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广东人，就想找一个粤语的词汇来做小组名字。“二打六”，在广东话里是跑龙套、香港影视剧里的“茄喱啡”（小角色）的意思，比较符合我们的心态。
在当时的广东艺术正统里，广东美术学院或华师的美术学院比较有话语权，但我们在广东工业大学，它的艺术学院成立时间很短，就不太被正统承认，像海清是广工美术学院的第一届学生。这种非正统艺术院校的出身也会导致我们的作品不太受人认可。
我们有点像城市发展里的小白鼠。小的时候很早就离开父母去了镇上读书，从农村到城市后，又眼见着它大拆大建。那时我们七零后的哥哥姐姐先出来城市，他们是第一批接触资源的人，此后就把资源握在手里了，他们的孩子也生活在物质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八零后虽然刚好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但就像一个夹心层，一直在变动，一直在错过，有种边缘的心态。起“二打六”这个名字，就是想以自我嘲讽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做的事情，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也是一种事实的反映。
突然涌现出来的城市和人是没有根的，这和“鬼城”的出现一脉相承。城市里的流动太快了，人的同情心、感情像是被磨掉了。原来我们在农村，对于“欺骗”没有概念，刚来城市时别人说什么都信。当时天桥上很多乞丐，他们抱着个小孩，在地上写自己没有饭吃，想讨个饭钱，我们自己还是学生，身上只有几十块，全都掏出来给他了。但是第二天过来一看，发现他还在那里做一样的事，那之后你就不再信任他和别的乞丐了。
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感受，对人的不信任变得正常了。老人在街上摔倒了你去扶他，反而害怕遭殃；在街上看到了流浪汉也不想再去帮他了；2016、17年的时候，我们搬迁工作室，新搬的工作室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屋子的框架，想着以后这就是我们长久住的地方，我们就手动搭工作室，搬了十几吨的木板，地板装修、水电装修都是我们自己来的，两年的时间几乎都搭进去了。但是后来房东说租金要上涨，原本合同里不涨租金的条款也没有用。我们学艺术的不会找律师，只好再次搬迁。
这件事暗合了我们睡“鬼城”的逻辑。工作室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家。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室，甚至会在学校的热水房里画画，同学都知道热水房里住了一个疯子。出来后我们就想着，有个地方能给我们画画，不用怕下雨天会淹了画册，回南天看着画作发霉，就好了。为了装修这个新工作室，我们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但是到最后还是要离开。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在伍仙桥的我们是一直生活在乌托邦的世界里，无忧无虑地过了十年，而这种生活是很容易被打乱的。
在种种变化中，很多东西都被消费掉了，不只是大拆大建过程中的物质损耗，还有很珍贵的感情。而我们几个人的相遇，就像是几个孤独的灵魂走到了一起，最后变成互相搀扶，彼此依赖。这些支持最后保证了我们自己的独立。大家一起睡“鬼城”，就是把信任的感受融入到了作品里。如果没有彼此，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作品。
其实做艺术的生活是很动荡的，经济来源无法保证，彼此也会遇到自己生活的规划。我们原来有七个人，后来因为工作室搬迁，有的人要结婚，要生小孩，在种种生活变故面前，就掉队了。陈艺儿最先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开，然后是秋霞和奎纬。
那时大家心理状态也非常矛盾，一方面觉得他们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能离开也是一件好事，但自己心理上非常舍不得，也会想他们走了，“二打六”似乎就不完整了。但二打六也不是单纯的人的集合，它就像一个小社会，人来人往的，是对艺术的共同追求让我们扭结在一起，就算有人暂时离开，这种精神还在。
不会消失的“印记”
艺术这一行也没有想的那么高大上。对我们而言，选择它就是因为觉得做这个很快乐，做别的活也苦，做这个也苦，但是它让我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一种自由的感受。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有人会很讨厌父亲，觉得他是一个权威的象征，你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但是越年长就越发现，自己的一个微笑、一个咳嗽，都和他一模一样，连样子也越来越像。祖祖辈辈要的东西似乎都是一样的，前人告诉他们要什么，他们就要什么，一代代都是循环。如果生活只能重复，那我过一天也就够了。
二打六成员黄海清自画像
这些自我探索还是在比较单纯的环境里的，出来后，我们逐渐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创造是有压力的，比如绘画，你想到的东西可能都被画过了，但是行为不一样，真正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参与到社会事件里的人不多，我们就希望去做一下。
行为艺术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方式，博伊斯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从中国来说，许多人也是非常前辈的艺术家，他们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来实践行为艺术。
拓印墙体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是更自由的，在面对世界时有更多的精神粮食，父辈没有那么多选择，他们要填温饱。但另一方面，这些更多的东西出现后，我们的压力更大了。过往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房子，吃同样的东西，没有什么攀比，但是在现时代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活法，人的差异忽然出现，就总会觉得有很大的落差。
它也变得太快，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再回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童年的记忆了。我们小时候掏鸟蛋、抓蛇、弹波珠、拍公仔，这些痕迹都不见了。村子变成了一个躯壳，没有人，也没有精神，没有温度。所以我们给墙做拓印：不同年代建筑的房屋，墙体是不同的，90年代的墙很多都是一个个小瓷砖贴的，后来的墙就变成了水泥。那些小瓷片会随着时间，一块块地剥落，如果没有人住，这些墙缺少维护，更容易被侵蚀，小瓷片用手指轻轻一拨就掉下去了。水泥的墙体也会留下不同的印记。这些痕迹就是岁月。
下一步，我们计划做一个叫空心村的作品，记下村子的这段时空。
我们是这个时代脉络里出来的人，也一直在思考如何用艺术切入这个时代，提供一个理解的角度，留下一点印记，属于我们的，也是这个时代的印记。哪怕非常无厘头，只要我们心里觉得是好的，我们就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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