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员工谭某林从家中27楼坠落，死时穿着睡衣睡裤，一双毛拖鞋，父母当时正在家为他烧午饭。他毕业于2020年，刚在拼多多转正。
我们无法判断小谭究竟为何突然离岗回家，选择自杀，也未能完整还原他的生活全貌，但作为经层层筛选，最终入职互联网大厂的应届毕业生之一，小谭曾与入职该公司的其他年轻人一起，深嵌电商巨头拼多多之中。
当创新、自由、尊重逐步剥离，员工们陷于打卡、绩效、和监视之中，除了一笔高薪，我们该怎样定义这样的工作？
采访：佳树、李颖迪、武奋丰、蔡文远
撰文：武奋丰、李颖迪、刘敏
“谭某林”
中午12点半，邻居听到一声巨响，一个瘦小的男孩掉落在院子里。他从27楼坠下，穿着居家的睡衣睡裤，脚上还有一双毛拖鞋。
这是2021年的1月9日，人们很快听说，男孩姓谭，是头一天突然从上海回的长沙老家，只待了一晚上，当天下午本来要坐飞机回上海。他自杀时，父母就在厨房里烧午饭。
消息是傍晚时传开的，“拼多多又一员工身亡”，这是互联网巨头拼多多一周内的第二起年轻员工死亡事件。2020年12月29日，22岁的女员工张某霏在凌晨1点下班的路上猝死，“拼多多压榨员工”的讨论还没有结束，1月9日，虽然原因不明，这个男孩的突然离世引发了新震动，他同样是新员工，同样年轻，去世时只有23岁。
李丁是当天晚饭时刷到新闻的。“长沙”、“2020年7月8日入职”、“技术开发工程师”，餐桌上同事读起男生的信息，李丁渐渐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谭某林”——名字一念出来，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
微信、QQ、电话，李丁立刻用所有途径联系室友小谭，都没有回应。
也许还没下班，李丁安慰自己，大学毕业这半年，小谭回消息越来越慢了，有时隔了大半天才回复说自己太忙了。他知道小谭每天11点下班，“之后下班再给他打吧。”
9点、10点……看到新闻的大学室友们都冒了出来，大家都守着电话等待小谭深夜下班。
夜里11点，小谭的电话还没来。有人刷到新闻评论，发现死者是“四川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生”。
男生们的侥幸粉碎了：“是真的。”
他们知道的同学小谭，2019年的暑假在拼多多实习，2020年夏天大学毕业顺利入职，他在拼多多的上海长宁区总部的时间，前后将近一年。
小谭一向很有规划，他的实习、求职都会提前半年做准备，入职拼多多时，他把未来都想好了：两三年后，找个清闲一点的工作，往老家长沙或者其他二线城市跳槽，“其实没有打算干很久的。”
但在公司通告中的小谭，看起来如此手忙脚乱：小谭在元旦前刚刚转正。1月8日，他早上8点多向主管请假，这不是休息日，他没讲什么原因，直接坐飞机回了长沙老家。父亲去机场接了他，当晚他就订了第二天返沪的机票。同学们看不懂他这个忙乱的行程，也不能理解，他规划清晰的人生，为什么提前终止在了23岁。
冲向大厂
拼多多这份工作，也是很多同龄年轻人的目标规划。这款APP在2015年上线，2018年在美国上市，近两年已经一扫此前“土”、“下沉”、“初创公司”的印象，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互联网巨头，年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7亿，逼近淘宝。
一位小谭的校友告诉我们，毕业时，大家的求职方向主要是快消、房地产、互联网，而互联网被认为最能带给人成长。早前，2016年时，像四川大学这样的985学校毕业生进入腾讯、阿里都非常容易，但此后形势大变，等这位校友2017年毕业时，已经很难拿到BAT的offer，“这些企业的校招生都来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学校，素质非常非常高”。
“大厂”是一个新的锦标竞赛，优等生们在中考、高考、考研之后，又找到了一个冲刺新目标。
《时尚先生》联系到的数位拼多多年轻员工，求职原因都是类似的：感觉互联网平等、氛围好，知识型学术型人才占比高，光环很明显。从面试开始，就觉得遇到的都是同类人。就像要竞争一所好学校的录取一样，“突然有一家公司能打破阿里的垄断，而且发展得很迅速，所以就想去。”“当时拼多多用户增长非常快，我想看看这是为什么。”
小谭在其中，大概不算最耀眼的。大学同学评价他是“字面意义上的普通学生”——交材料时不会很积极，也不会拖到最后。不算学霸，但成绩也还可以。
这个男孩很瘦，身高1米72，体重还不到50公斤。读书时他喜欢宅在宿舍里，几次拒绝后，同学也就默契地不再拽他参加集体活动。他爱安静，常吃外卖，刚上学那会儿，还喜欢自己打很长时间的星际争霸。
他也是另一层面的好学生。他从高中起就关注计算机和编程，“计算机网络”这样的专业课上他明显更积极，大一做实训课时，同学发现他“做得可high了”，一个人就能做很多东西，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们早就确定，小谭是能干这行的人。
就业压力是从大三开始的，小谭迅速切换了学习状态。他停掉了游戏，换了一台新电脑。第一个计划是考研，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想再读书了。第二个计划是找工作，时间变得更紧张，他直接去找到辅导员，要求进入java协会去做项目。
“他突然转的java语言，不太会，很拼命，一两个月干了很多活儿。”李丁回忆，小谭不喜欢参加任何学校组织，进协会这一步完全是为找实习做准备。只要确定了目标，小谭肯定问题不大，不管在协会，还是后面去拼多多实习，小谭总是“特别能扛”。
大三暑假，2019年7月，小谭拿到了拼多多上海总部的实习offer，这相当于拿到半张提前上岸的船票。这几年大厂的招聘门槛越来越高，工程师们所在的技术岗位，对算法、项目经历、具体学历都有高要求。而像产品、运营这种综合性岗位，名校生们相互厮杀，原本“本科985、海外硕士”这种配置总能轻松入选，在2020年，很多人在简历关就被刷掉了。
《平凡的荣耀》剧照小谭被分到拼多多的钱包组，做后端研发。李丁的理解是，在支付部门里写绑卡功能的代码。他记得小谭讲过，刚去时没有活儿干，天天翻公司的知识库学习，“网站后台可能有监控，会限制某个员工翻知识库的数量，他翻多了，就被监控发现了，后来就分到活儿干了。”
每天午休时，小谭都会跑到楼下找一个位置，翻看各种专业博客学习。他很喜欢这份实习工作，比较辛苦，但还能承受，拼多多的研发岗转正概率大，他不需要再焦虑求职了。
这是个令人心动的岗位，一位2021年即将入职的大学生张粒粒告诉《时尚先生》，她认为拼多多有很高的价值，“第一次打开了下沉市场，让农村用户有了消费习惯，帮助了被忽视的群体。”疑似小谭本人的知乎账号，也在2019年5月给一条支持拼多多的回答点了赞，这位叫“猜猜我是谁”的用户2019年也是拼多多的实习生，他很坚定地为公司反黑：“我觉得一个人去一家公司，一定是认同这个公司。至少不作恶，不然为了钱而工作，人生没有意义。”
张粒粒觉得选择是自由的，网上说的300~380小时的工作强度是很大，但哪个大厂的工作不累呢？自己年轻，可能承担这样的工作强度，如果身体实在扛不住，“那就走呗，也不一定非得死磕。”
另一种心动是收入。大四时，小谭收到了拼多多的offer，税前月薪28000元，李丁去了江苏省的一家银行，收入是这个数字的1/3。来自大厂的offer让人完全无法拒绝，“拼多多给的实在太多了。”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我们没能复原小谭入职后的生活，他跟同学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公司生活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运转迅速、紧张、且保密，年轻人的生活彻底被吸入进去。
时间是最先消失的。
2018年入职的周乾，24岁，跟小谭是同一个技术研发职位，也经历了同一个顶头上司。他介绍，多多钱包组这位主管花名叫“克拉”，首创了技术部门的“两班倒”轮班制度：值早班，早7点—晚11点工作；值晚班，晚7点—次日早7点，次日下午3点必须打卡上班。
这种大值班每半个月轮到一次，即便是年轻的应届生，周乾也觉得自己熬不住。晚上值班时，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周乾会在疲劳中不觉入睡，但此时，一种用来监控平台问题的软件系统还在精密地运转。每当监测到问题，系统会自动预警，这种预警每隔半小时、一小时，就会来一次。
预警分三级，第一级，先打电话给值班员工，三次响铃后，若员工未接，系统自动升级；
第二级，致电主管，若仍无响应，系统再次升级。
第三级，电话会直接打到老板黄峥那里。
运气最好的那次，周乾在值班的晚上连着睡了三小时。值班的巨大精神压力挥之不去，周乾开始习惯性失眠，他总怕晚上被电话叫醒，“不值班的时候也这样，已经控制不住了”，有时家附近的一声野猫叫也会让他深夜惊醒。
多多钱包组是“月双休”，也就是一个月休息两天，工作13天才休息1天。在双十、双十一、双十二几个电商节，基本上三个月都不会有休息时间。周乾体会过连续上十几天班，最后两天坐在电脑前，脑子已经完全转不动了，只能呆滞地做一些机械的事情。
美剧《硅谷》剧照自主性是第二个消失的。
2019年入职的小郭，原本拿的是管培生offer，她一入职被分配去了客服组。三个月轮岗结束时，公司突然告诉她，此前的部门offer临时作废，必须重新面试各部门领导。
管培生们一个一个去面试，部门领导如果提前收满了，后面的人就只能去面其他部门，哪怕这完全不是他们最早应聘拼多多的目标。一些人最终被留在了客服部，一些人直接因此离职。整个过程里管培生没有任何选择权，只有被通知权。
2020年入职的小N，25岁，此前也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相比于前几家的自由、开放，拼多多给她一种“信息隔离”的印象。入职三周后，小N才拿到公司内部的数据权限，而此前她一直在做实习生便可操作的简单事务。
同时，小N发现自己无法接触“整块事情”，分到她手里的是很多小流程中最中间的部分，这种碎片、重复的工作内容在加速人的可替代性，“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主管的工具人”。
接着，亲密感也消失了。
“防员工如防贼”，周乾能体会到公司风格明显变了。2018年他入职时，拼多多的技术文档全部对内公开，员工A可以在文档中看到员工B解决的技术难题。但2019年年会之后，各部门间开始信息隔绝，员工只有查看自己本部门文档的权限。为方便沟通，员工间有时会通过截图共享信息，但若被发现，则需要领受来自领导的“教育”，渐渐地，截图也被禁止了。
在公司层面，员工的亲密往来也是被禁止的，新建的微信群会被拆散，员工之间只能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Konck”上沟通，所有人都是花名，合作再久可能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互联网公司普遍禁止员工间谈论绩效，而在拼多多，就像中学考试发榜一样，每月的绩效考核都会公开发在员工的邮箱里。
基层员工的绩效全由二级主管说了算。小N意识到，这种做法直接激发了员工想“赢”的心态，越心智不成熟的人，越容易被卷进去。
周乾也曾被这个分数洗脑：领导一边否认他的工作能力，一边告诉他还有努力的机会，有段时间周乾努力工作，绩效分立刻提了上去。可时间长了，他渐渐对这种打分生疑：有的人犯一点小错就会导致绩效分变得很低，有的人好像怎么犯错都无所谓。分高分低完全不透明，全看主管一个人的喜好。
应届生经常是组里背锅的人，周乾说，公司虽然不会让应届生单独负责项目，但不少小组会让应届生背最低绩效。他认识的一位应届生曾连续背了三个月最低绩效，即便如此，主管还在旁边不停“鞭策”：你的产出不如别人，“但其他员工都是工作三年以上的，怎么对比呢？”周乾说。而在拼多多，只要出现两个月绩效垫底，就意味着半年内再无涨薪的可能。
至于假期的消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入职第一年，几位年轻人都没有年假。被辞退的拼多多员工“王太虚”介绍，拼多多还曾强制克扣节假日，假期超过三天便会被要求提前返工。
周乾发现，周末加班的薪水并没有加倍，完全跟工作日相同。从每周单休，变成了每月双休，有同事一个月请了两次假，被领导告知“你的工作时间不满足要求”；而另一位最累的同事，每天都从上午十一点工作至凌晨两点。
“就是把你整个人都消磨掉了，你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朋友，连父母都没有了”，周乾说。加班到最后，一些女同事的月经也没有了。
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上海市规定2月10日复工，拼多多年轻员工小崇所在的小组，领导挨个打电话通知大家1月31日大年初七返岗。小崇本来坚决抵制返岗，但是群里很多同事响应得很积极。“最后我勉强拖了几天，还是回来了。没办法，大家都做出的表态让我没办法拒绝。”
当认清这个环境时，应届生会发现自己正处在两难境地。按周乾的说法，在互联网行业，一个默认的规则是刚毕业的人若想跳槽，最好把第一份工作干满两年，这是雇佣方出于员工“踏实”的考虑。否则，除非能力异禀、学校特优，不然连面试机会都争取不到。在一种“没地方可去”的状态中，应届生只能待下去。
去年8月，小谭在跟李丁聊天：“我们pdd这边有个夏日祭，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小姐姐。”此时他入职刚1个月，李丁感觉他心情不错。
去年10月，李丁问：“你那边是不是要连上13天？顶不顶得住？”小谭回复：“这样需求还做不完，不说了，需求ddl要到了还有好多没做。”
去年11月24日，早上10点半，李丁问：“pdd变成227了？只在公司吃晚饭”他听到传言，拼多多加班时间改成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
下午2点，小谭才回复：“227是什么鬼”
对话没头没脑地结束了，之后李丁没再主动联系过小谭，“觉得他在忙。
他们离开拼多多
每当要跟同事私聊时，30岁的李常都做一个眼神，示意二人走到楼下抽烟区说话。
2019年上市后，所有人都感受到拼多多的管理越收越紧，李常发现，以往“叽叽喳喳”热闹的氛围逐步消失，她渐渐学会不在工位上和同事多交谈。尽管已经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公司控制员工的程度依然让她感到惊讶。
2019年年会上，COO阿布花了20分钟讲述“打卡的重要性”，称有高管迟到，耍小手段逃避打卡，这属于欺瞒公司。李常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把这种小事能上升到这种危害公司的程度？
11点前、20点后是拼多多打卡时间，开机记录、浏览器记录、聊天记录等也能作为上班证据。有员工发帖记录：“据传有员工替旁边员工开机的行为，高层大怒，决定以后补卡都需要HR查监控来执行，不再认可一切证明。”而当摄像头和打卡器都坏掉时，更荒诞的事情发生了，一名分部员工在脉脉上吐槽，公司此时反过来要求员工提供上班证明，他靠手机刷地铁进出站的时间来证明了清白，但一位开车的同事，因为有天把车停在路边，没有缴费记录，竟被公司记成了旷工。
“公司是非常不信任员工的，一切都会朝着坏的方向去思考。”员工抱怨。
人并非机器，很多员工在高压中开始消极抵抗。
公司反对员工社交，不停解散同事之间的微信群，甚至有行政会冒充应届生加群，再自爆身份威胁群主解散。办公室大群、单身交友群、球类运动群被逐一解散，群主被威胁次数太多，也不该再建了。员工们私下交流时，要么走出工位，要么不用公司WiFi交流，不在微信上留下任何记录。大家回到了打电话的前互利网沟通方式，甚至用手机流量+钉钉的配置聊天。
偷懒摸鱼也是种抵抗。小崇一开始在拼多多最忙的部门，每周六天，都在夜里十一二点下班。慢慢地，她就学会了“磨蹭的各种本事”。每天下楼去买咖啡是她最放松的时间，咖啡店有APP，原本可以提前点好，到现场直接提走，但小崇每次都到了现场再下单，选口味、付款，磨蹭掉几分钟，“每天等咖啡的时间就是我最放松愉快的时间”。
周乾是跑到了商场上厕所，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如果不偷懒，他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他去星巴克买咖啡偷懒，迎面撞见过几次领导“克拉”，晚上十点半去健身房，结果又撞上了“克拉”——领导也在偷懒，但周乾没有给上级扣绩效的权力，他只能把自己偷懒的地方越选越偏。
小崇的抵抗，延展到每天不做无意义的加班，每天9、10点钟就回家，代价是绩效持续被打到最低分。但抵抗不能让她躲过被摊派的买菜业务。同一时间，领导要求，她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时长也列成KPI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工作成果要靠时长体现，这让她彻底不能接受，决定离职。
李常也决定不待了，2019年的一天，她上午递交了辞职申请，下午HR就高效地来给她办离职手续，坐在她对面，盯着她把微信通讯录里的同事全部删掉。李常从下午三点一直删到了五点，同时偷偷在另一个群里直播删除过程，群中一位朋友把这个荒诞的故事发了条朋友圈。但作为一个“合格的拼多多员工”，她的第一反应，还是让朋友迅速删了那条吐槽。
两年后回头看，李常觉得这些事很荒谬：外人看脉脉上的拼多多员工吐槽，太匪夷所思了。他查你手机，就让他查吗？“但在拼多多就是这样。”
她曾经在另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几年。领导想给一位同事调岗，同事不愿意，领导就请他吃饭、喝酒，和他解释调岗的缘由。李常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可在拼多多，大家都是被强制调岗位，甚至要求你第二天就去另一个城市。租的房子怎么办？没人关心。
她反思自己也许在拼多多时也被异化了一些，“在这个公司没有一个人去质疑、反驳，你就被同化了，人真的就是被同化了。”李常说起了《1984》，“高度集权制，拒绝信息透露，在这种地方人是很压抑的，就像那本小说。”
但李常很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中年人，这些事对她不会有摧毁性的影响。可如果是一名大学生，刚刚毕业，第一份工作就进入这样的工作氛围，“他会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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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0日，拼多多上线了“多多钱包”功能，这是APP自己的支付服务。新闻介绍，这个业务将为一个突破口，帮助这家互联网巨头布局“流量+金融”模式业务。
这是小谭从实习期就参与的业务，作为拼多多官方推荐的支付工具，人们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的春晚中看到以冠名方出现的“多多钱包”的身影。
在新产品测试、上线的过程中，小谭具体做了什么，他有什么变化，如今无从得知。一个月后的2021年1月9日，小谭跳楼当天傍晚，拼多多官方在那份公开通告中，以分数的形式，提到了小谭的工作：
“公司系统显示，谭某林绩效平均分80分左右（100分制）。”
小谭的新闻被报道后，关于拼多多的批评持续发酵，他曾在知乎上点赞过的前实习生“猜猜我是谁”，也有了让人意外的转变。在“网传拼多多员工因在网上发布同事被抬上救护车的照片，被管理层逼迫主动辞职、赶出公司？事件真实性如何？”的帖子里，“猜猜我是谁”不再帮公司反黑，他愤怒地回答：
“真实无误，我就是当事人朋友。”
“拼多多公关十分无耻，收买了脉脉和b站，知乎可能是最后一方净土了。”
“本来也是拼多多前员工，离职时见证了公司丑恶的嘴脸。”
但这些喧闹都已经和小谭无关了。朋友李丁仍然难以接受小谭突然的离去。在学校，小谭平时夜里11点就熄灯躺下，早上很早就醒来。他身体单薄，养成了规律作息，吃水果、注重养生的习惯。拿到offer后，小谭加大了锻炼身体的强度，他开始夜跑，买了单杠，还买了俯卧撑的器械，吃蛋白粉，想练肌肉。
拿到offer后，两人聊过买房子的事情，小谭“觉得上海很难买房，羡慕爸爸在长沙很容易就买”。李丁不知道毕业后的好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男孩不是一个善于向外界吐露烦恼的人。他的微信没有朋友圈，QQ空间也只有高中的时候，最新一条已经是2016年了。
小谭喜欢日本漫画，学了一学期日文，李丁有一段时间看到小谭在电脑上读日文小说。而小谭的微信名、在拼多多的花名，都是“东云”。
在古日语中，“东云”指的是：从黑暗向光明过渡的黎明前，被染成茜草色的天空。
毕业时，他们都理所应当地会认为，未来正在自己眼前展开。2020年6月，大学生活的最后时光，小谭这个“老油条”连毕业照都逃了过去，李丁帮他打包了很多快递，目的地是上海。离开的那天，李丁送他出宿舍大院，在场的还有另一位室友。李丁抱了小谭一下，仍然感到他很瘦。
他们和23岁的小谭永远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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