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工作坊丨地域与空间：科举研究的旧路与新途
科举史研究走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以一大批青年学者为主导，掀起了科举研究的热潮。其特点尤其在于研究力量的年轻化、研究视角的多样化、研究水平的纵深发展。但总体而言，从历史地理本位或空间视角出发的科举研究并未占领高位，无论地域科举史、科举人才地理等都进入了某种瓶颈期，亟需有新的思考和突破。
科举史的空间视野
科举中的空间色彩值得我们加以关注，不论是客观的考场形态、相关建筑物的时空分布，还是科举有关人员的地域分配、采择原则，抑或某一科举人物在特定空间中的历时性活动，都值得我们瞩目。
工作坊上半场报告聚焦“科举史的空间视野”，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朱海滨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刘永华教授担任评议嘉宾。
第一篇文章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孙岩，他提交的报告题目是《“以昭文明之象”：明代福建官学藏书楼与地方文教的建设》。孙岩关注到了明清地方官学的藏书之所——尊经阁，并以明代福建为例，探讨这一文教资源的发展对不同区域的意义，揭示出尊经阁的科举导向及其被赋予的象征意象。尊经阁虽然对福建科举成就的影响间接而有限，但它优化了地方文教资源的配置，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界定了“规范”的知识体系，以及被赋予的权威性象征。此种建构连接了国家正统文化、地方文权及士人的知识倾向，使得尊经阁已非单纯的藏书之所，更是一种昭示文化正统与知识权威的象征性建筑。朱海滨老师在评议时提示，本文所用材料主要是地方志，但方志对官学藏书楼的记载可能不足以反映历史全貌。此外，研究对尊经阁与文教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再完善。刘永华老师表示，文章可进一步思考尊经阁藏书的类型、数量和利用问题，并且对尊经阁的象征意义多加留意，可引入科举文化等视角，进一步挖掘士人附注在尊经阁的心态、逻辑及其背后蕴藏的历史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李思成则关注到了明代会试考官选任规则中的地域因素。他提出，明代科举普遍存在地域限制现象，如分省解额、南中北卷等，是为了实现大一统国家的地域平衡。而会试考官的地域分布同样可能影响地域均衡，例如考官与考生之间文风相近，便会导致科举强省不断自我强化。但通过考察后发现，相关官员并未受到地域限制。究其原因，是由于会试官员的选任规则本身较严密，需限官、限资、限次，上述规则在明代官僚政治中的优先度高于地域因素，导致朝廷无瑕顾及地域限制。这也提示出地域因素不仅因其存在而重要，在其应当存在却缺位的场合，背后一定有合理的解释，此时地域因素成为我们深入剖析制度的重要提示信息。评议人朱海滨老师认为本文论证完善，但标题所示“地域考察”一词有先入为主的嫌疑，可以考虑从会试考官本身选任规则的角度入手，兼顾地域考察，使选题更为合理。
第三篇报告聚焦于明代乡会试贡院的情况，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郑欣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详细爬梳，从修建历程、选址、建筑规制、经费、文化等五个方面回顾了明代乡会试贡院的研究成果，认为学界目前对明代乡会试贡院的研究虽已有一定的进步，但对该论题的重视程度仍明显不足，并指出当前成果不够全面、相关探讨多停留在表层、“贡院记”未被充分发掘和利用等问题。朱海滨老师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也有可能是材料所限，建议报告人通过问题意识来切入研究。梁志平老师则提示该综述中发现了已有研究成果中的一些错误，这也是很好的创新点，但遗憾的是文中仅用“某文”“多篇论文”等模糊的表述来谈论这些错误，建议直接写清楚错误出处。
前三位报告人的话题基本集中于明代，从物质空间与选官原则切入，上半场的最后一位报告人则有不一样的思路。王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报告了题为《在科举与学堂之间彷徨：青年柳诒徵的思虑和出路（1901-1910）》的研究论文，试图利用常见史料，重构柳诒徵早期的思想与活动。他以科举废除前后青年柳诒徵的言行为例，探讨在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中制度性传播媒介与知识分子如何发生联系，旧式读书人的命运何以因此而转变轨迹。原本不谙新学的柳诒徵首先进入编译局工作，后在多个学堂任教。因社会身份的转变与游日的经历，在不同文化场域中不断迁转的他，思想上渐渐趋新。研究表明，尽管柳诒徵走上了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试图站在学堂一面思考废科举之后国家与自身的出路，但社会上对功名的崇拜心理对他的影响仍挥之不去。柳诒徵困于其中，显示出“无意于功名者反为功名所困”的吊诡现象。朱海滨老师在评议环节表示，本研究尽管行文引人入胜，但文章中心不够明晰，类似人物传记的写法有时会弱化问题意识，需要明确文章的核心关注点，回答“为什么选择柳诒徵而非其他个案”的问题。
科举地理的新思路
工作坊下半场由史地所博士生龚应俊主持，与会人围绕“科举地理的新思路”展开讨论。评议人由长期关注科举定额制度的梁志平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利用量化手段研究清代科举的蒋勤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两位老师担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郑大超首先汇报了他的论文《嵌入：明代金山卫学的州县化路径》，其研究中心落在明代金山卫学的演变上，文章从供给、入学资格、科举资源、职官几方面考察金山卫学“嵌入”到州县行政系统中的历史过程。结论显示，与其他卫学相比，金山卫学的州县化路径有其特色，不同卫学的州县化路径可以进行模式化的概括提炼。梁志平教授对本研究所下的功夫予以肯定，同时指出两点不足：第一，报告没有回应最新研究成果——郭红教授的《明代卫所与“民化”》一书；第二，文章开头部分应对明代卫所、卫学等制度多加介绍，否则容易令读者不明就里；第三，在文章的分析和表达形式上，仍可再精雕细琢、压缩篇幅。就与会者提问的“学额”等概念问题，梁教授指出，目前发现的明代史料中较为成文的“学额”概念当在崇祯年间出现，在涉及此方面时，应谨慎表达。蒋勤老师则认为，该文已经开始介入比较视野，在涉及明后期不同卫学的内容中加入与其他卫学演变的对比，会使研究更加丰满。在路径模型的提炼方面，则需更具体地挖掘和展开，嵌入可以有很多种形式，不同类型的实质区别如何，应有较成熟的表述，同时，在提炼类型的时可以参考社会科学的方法。
最后两位报告人均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文章都有较强的历史地理色彩。叶鹏的报告《清代学额配给的空间分布特点》主要展开了四项工作：一是通过配准嘉庆十七年这一时间断面上所有府州县学之数据，考察了清代中后期全国范围学额配给的空间分布状况；二是研究了清代中期全国钱粮、人口、进士数额空间分布与学额分布之间的关系，认为学额分配的核心原则应当是“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则是补充条件；三是将学额数字与进士数字进行比较，提出“学额利用率”的概念，指出江苏、浙江、山东等省每考中一位进士所需学额最少，其文教水平显然最强；四是选取了江西、陕西两省区，补充了这两处区域清末学额数据并加以对比分析。叶鹏认为，学额数据的运用前景十分广阔，若加以人口、经济、州县等第等指标，均可望有新的发现。蒋勤老师立足量化史学的规范，指出这一报告研究范围比较大，每一论点均可独立成文，但文中表格的单位、格式存在不够严谨的地方，且相关说明也不完整。并推荐参考梁晨、李中清等学者对近代大学生群体流动性的研究，可以修正“学额利用率”的概念；梁志平老师研究学额问题十余年，近来也对清代学额做了通盘考订，他指出文章中对学额数据的统计可能存在疏漏，清代暂广学额的实际规模可能比《学政全书》开载额度庞大得多。
吴科杰讨论了清代杭州府进士的时空分布特点及其成因。杭州府的进士人数在宋元时期处于浙江中下游，经过明代的发展，至清代跃居为全国府级政区的第一位，杭州府的进士人数为何能不断上升，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清代杭州府进士人数的登顶，成为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报告首先通过图表展示杭州府科举在省内的地位及进士数量时空分布的特点，接着揭示了清代杭州府进士数量发展的大势：顺治、康熙两朝杭州府每榜进士数继承明代的发展势头，呈现出上升趋势，为雍乾时的突破奠定良好基础；在雍乾时期杭州府科举达到鼎盛；而从乾隆朝后期开始，杭州科举逐渐走向下坡。文章通过对杭州府进士、举人数量的统计与分析，将杭州出现科举高峰的背后原因归纳为：杭籍士子在浙江乡试中取得佳绩、会试分省定额录取制度的形成、府城附郭县首位度的上升以及商籍进士、顺天乡试杭籍进士的加成等因素。评议人蒋勤老师强调，文章对前人研究的回溯不够，对杭籍进士的空间分布说明不足，更需要聚焦和细致的分析。梁志平老师则指出，科举和进士的分布是一个很成熟的题目，虽然前人可能没有涉足杭州府，但主要影响因素基本已得到总结，因此文章结论缺乏新意，研究内涵还需深挖，如讨论杭州书院对科举的影响似可称为着力点。朱海滨老师补充认为，文章中数据已较详实，但文献阅读不足，还需加强史料功夫，找到更深入的史料考证科举家族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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