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光中的洄游：一位历史学者的“寻宋”之旅

原标题：历史时光中的洄游：一位历史学者的“寻宋”之旅

一切显得有些不可思议，短短几年之间，人们似乎一下子都爱上了宋朝。用于消闲的轻松读物，在文字里讲述着宋人生活的闲情逸致；颇受追捧的古风潮剧，则频频将故事场景设置于宋朝，演绎出宋人的风流浪漫。面对这些虽然时尚，但难免失真的历史呈现，专业的历史学者显然不会去凑趣，因为他们不乏自家审视宋朝历史的别样眼光，正有自己想要讲述的宋朝往事。《寻宋》，即是一本专业历史学者试图呈现的宋史叙述，态度自然是严肃的，但仍然趣味横生，极具阅读舒适感。

作者作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专业领域即为宋史研究。但与一般困守书斋、埋头书堆的学者不同，作者在翻读史料之余，他更渴望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直接面对残存的历史遗迹，通过触摸真实的历史文物，来寻找对于历史的真切感受。为了达成这个愿望，他宁愿花费四年时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跨越十余省份，行程近十万华里，完成了四十余次寻宋之旅。最终，这些实地探访的所得所思，结集成了《寻宋》一书。

《寻宋》一书，图文并茂，不仅配有探访之地的实景照片、文物真迹的特写，同时还附加了自己的行程路线，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示意图，但你绝不可以将其等同于一般的导览手册，因为这不过是作者引领你与他一起走入历史现场的媒介之物；书中间或记载旅行体验，也偶尔会插叙一些思古之幽情，但你又不可以将其混同于一般的游记，因为所有这些遗迹的选择，都与其所关心的历史事件、人物，有着无法切割的联系，作者并非为旅行而旅行；当然，你也不能将其视为严肃的田野考察，因为作者并非要对某个具体的地域空间，进行详细的实地调研，从而构建出一个整体认知框架，而是要将这一个个地域空间，安放到既有的历史脉络里，重新实现时间与空间的结合。

全书分为二十章，起始于宋太祖黄袍加身的陈桥驿，终了于北宋帝后归宿之地的巩义宋陵，中间每一章，则都以自己实地探访的若干处历史遗迹作为叙述中心，由此串联起北宋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其实，你大可以将此书视为一部简明版北宋史，但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非要重复你熟悉那些史实，而是要讲出一些你应该不会熟悉的东西。比如：

众所周知的陈桥驿，本不过是距离开封城不远的一个驿站，到了宋徽宗时，将此处敕建为“显烈观”，才凸显了其对于赵宋王朝的特殊意义；

陈桥驿门前

晋祠里那些女神塑像阴郁的神情，在作者看来，则暗含了晋阳城百姓对于宋太宗征伐此城时残暴行经的怨怼，真宗或许是为了抚慰这种情绪，才建造了圣母殿；

雁门关与杨家将的抗辽事业息息相关，作者一心要找寻杨业战死的陈家谷，却无功而返，但晋北大地上到处可见的杨家将崇拜，则令人印象深刻；

定州的开元寺塔，或许是宋朝情报系统的杰作；而濮阳回銮碑，并不能给“澶渊之盟”之后的宋真宗带来荣耀；

西夏王陵早已残破不堪，延安嘉岭山上的范仲淹题刻，则保存完好，而好水川旁的白骨，则印证了宋朝军队的惨败；

延安宝塔山麓摩崖石刻

桂林龙隐岩的“平蛮三将碑”，则见证了北宋的武将与文官也曾联手建立过殊勋，但后来狄青的忧惧而死，则令人扼腕；

通过开封二塔（繁塔、开宝寺塔）自身命运的变迁，作者其实是在讲述一座都城走向衰亡的过程；而关于巩义皇陵，作者则抖落了皇帝家庭内部的种种不幸，甚或悲剧。

宋仁宗永昭陵石像生

如果说以上这些历史遗迹，不过是王朝政治的一个缩影，那么，作为赵宋王朝最具代表性的官僚士大夫，如何能够缺席？他们的文采风流、学术事功，也都有赖历史遗迹，成为后人凭吊的对象：

借着滁州“醉翁亭”的游览，作者叙述了欧阳修的宦海沉浮，尤其他早年的种种作为，颇似犯了点“左派幼稚病”；而永丰《泷冈阡表》碑，则道出了欧阳修家庭生活的种种内幕，他父亲的离异，异母哥哥的存在，他的两任妻子的早逝，以及他对于父母的安葬；

《泷冈阡表》碑

韩琦的“昼锦堂”太出名了，但终归消逝了，留存给后世的记忆，则是韩氏一族的显赫存在，从北宋到南宋，韩氏家族一直存在于权力的中心；

周敦颐在后世思想史中，早已为理学奠基者之一，但作者以为这不过是周敦颐托了子孙的福气，才能浮出水面；

王安石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但是他最终归葬何处，却成了千古之谜；幸好莆田的水利设施木兰陂，恰好可以佐证王安石新法不可轻易否定；

木兰陂

嵩阳书院，经过了一系列的变迁：由汉代的祠堂，变身北魏的佛寺，再化身隋朝的道观，最终成为宋代的书院，倒可见出时代风气的转移；而今日不起眼的嵩山崇福宫，没想到却隐藏着不少的秘密；

在叙述了沧浪亭的几经转手之后，作者却突然讲起了苏轼与章惇如何由友成敌，看来宋人“友谊的小船”也是说翻就翻；

藉着回到历史现场的踏勘，藉着对于历史遗迹的端详，藉着置身于历史空间中的省思，作者有时对于文本的记述，也产生了困惑，进而思考在文本叙述之外，历史是否自有其内在的脉络尚未为我们所捕捉。比如：

作者不经意发现，宋真宗在封禅泰山时的许多遗迹都遭到了后世儒生刻意的毁弃，泰山铭文的文字被磨去，天贶殿、景灵宫化为烟云，但是真宗却奠定了今日儒家祖庭孔庙的宏伟规模与格局，这种看似悖论的历史现象改如何解释？

经由苏轼《表忠观碑》是否在其生前入石一事的考察，不仅重新论证了此一碑文的树立时间，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围绕着吴越国钱氏家族的坟庙，钱氏后人、地方长官与朝廷之间，经历怎样的反复缠斗？

明代《表忠观碑》刻石

更令人激赏的是，作者通过对于徽宗“四碑”的解读，重新梳理了宋徽宗一朝政治文化的变迁，从伦理训导，经礼制教化，再到神道社教，似乎宋徽宗在一条文明退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宋徽宗这样做的意图到底何在？宋徽宗到底是醉心于纯粹艺术，而不谙俗世政治的昏庸之君，还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这些似乎都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打量。

正如作者所说：“寻宋，正是要寻访那些通常被士大夫的历史书写所屏蔽，却散落于荒村、隐藏于文物遗迹之中的微弱的历史信号。”我想，作者不断地行走，不断地回到历史现场，触摸历史遗迹，参观纪念场馆，他其实要追求的，就是利用地理空间、文物遗迹、历史记忆来实现其重构历史叙述的期待。正是通过这样的探访、这样的书写，那些看似飘散的历史烟云，重又变得真实而丰满起来，而这真是专业历史学者值得去做的事业——他们就好比在历史的时光中洄游，终于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

（本文作者林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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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历史时光中的洄游：一位历史学者的“寻宋”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