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法制差异是可利用资源

原标题：专家：法制差异是可利用资源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但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域”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仍面临着跨区域、跨制度协作等机制性障碍。其中，法制壁垒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大湾区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如何通过立法破解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制壁垒？湾区城市群该如何协同共进？大湾区不同法域之间该如何互鉴互补？近日，“区域协同立法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对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办，来自内地、香港、澳门相关智库、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代表共50多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法制差异带来法制合作发展新动力

　　广州大学前副校长、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法制研究中心主任董皞表示：当粤港澳大湾区遭遇制度差异所带来法律障碍同时，也带来了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法制的新动力。

　　董皞老师认为法制差异将带来法制合作发展的新动力。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内市场和法律的统一方面则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湾区的特点，一般的经济湾区更多强调自发性，强调要素的自由性，国家公权力本身对湾区的经济影响力度比较小。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相邻城市之间却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三个地区间存在法制差异。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必须也只能更加强调顶层设计和推动。由于存在必须由政府才能推动和解决的制度与法律障碍，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和程度，城市间的合作是无法自然而然形成的。因此，顶层设计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具有极其不凡的地位。

　　董皞老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有五条路径可以作为突破口。包括：通过中央立法明确并扩展中央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实权划分范围；通过湾区协商立法，构建湾区内经济行政主体平等高效的议事机制；通过立法司法途径构建湾区立法互信与司法机制； 构建有关大湾区区域立法高度授权机制；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灵活多样的区域协同立法机制。

　　需充分利用和尊重法制差异

　　中山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刘恒教授表示，“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域”是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问题，但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的湾区最大的不同也在于这些制度的差异，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宝贵的稀缺资源。

　　刘恒表示，同一区域的不同法域是一个宝贵的稀缺资源，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和尊重这些规则和差异，而不是去简单地去对接规则和抹平差异。

　　这些差异全世界所有湾区只有粤港澳大湾区才有，我们应当有差异化的思维，把这个差异视为我们宝贵的、稀缺的、绝无仅有的制度资源。利用制度差异率先发展、创新发展的优势，但同时也包含着协同发展、合作治理，这样才能解决制度梗阻问题。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要加强立法协同、执法合作和司法协助。

　　“制度的差异恰恰是核心竞争力，是其他地方没有的，而在粤港澳大湾区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优势搞掉了，恰恰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因此，刘恒提出了法律市场化的概念，也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法律进行“选购”。

　　在刘恒看来，可以把法律看成一个产品，而忽略法律的属地性。就是把法律作为给社会、给个人、给公司可以提供服务的一个产品，由当事人来选择，怎么有利就怎么选。也就是把对法律这个产品的选择交给市场、交给当事人，而不是由国家供给方式强制的来供给。

　　刘恒举了婚姻法的例子。在粤港澳三地，选择什么地方登记注册就带来不同的后果。在内地离婚后就是财产分割、小孩赡养，而在澳门和香港，离婚以后在缔结新的婚姻之前都要保证前配偶生活状态生活水平不能下降。所以当事人在选择注册地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婚姻破裂之后不同的风险。因此，刘恒强调：“当三个不同的法域同存于粤港澳大湾区时，我们应当重视求同，不要忽略存异，差异性是重要的稀缺的制度资源。”

　　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问题

　　澳门大学宪法及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骆伟建教授表示，“协同共进”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实践中提出的核心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制度创新。

　　骆伟建表示,共同建设，是达到协同和共进的基础。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制度性障碍,会出现一方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去调整自己制度，但另一方不一定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应，及时地做出调整，所以单方面的改革并不能达到原来想要达到的效果。

　　他举例说，珠海市人大常委会近期通过了一个关于公共领域法律服务的决定，但是由于这个事情不是珠海和澳门双方共同协商确定的，所以澳门就不可能做出及时的反应。

　　而澳门最近正在讨论施政方针，在施政方针里面澳门特区行政法务司把公共领域法律服务改革放到了明年施政的做法。很显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长的时间差，那么这样的效果就不明显、不理想了。

　　因此，骆伟建认为，出路就在制度的创新上。

　　第一，要有共建的组织架构。以横琴为例，如果这个合作区如果能够组成珠海澳门共同管理的机构，在里面共同来讨论制度完善的规划，然后双方共同商量怎么去解决问题，效果就会更加突出。

　　第二，要有共同的标准。一方面要是坚持国家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考虑“一国两制”的情况。

　　第三，要有共同的立法和执法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