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叙诡笔记|清代那些做到“光盘”的名臣们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提倡“光盘行动”。笔者孩子所在的小学积极响应,中午饭要求同学们量力取餐,如果一个班里有几个小朋友剩饭太多,可能影响期末评选优秀班集体……对于我家这样一向注重生活节俭,从不浪费粮食的家庭来说,孩子并没有觉得丝毫不适,但她身边也确实有些同学觉得吃个饭都要被“管束”,碍手碍脚的很不舒服。孩子回来跟我一说,我跟她讲,其实中国十几亿人口都能吃饱饭,只是最近四十年才逐渐实现的事情,她十分吃惊,不能相信。
一、“于青菜”和“汤拒鸡”
所谓盛世,往往是由俭而起,由奢而败,创业的君主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像汉文帝那样“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今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方能为后代积攒家业,“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也莫不如此。正所谓上行之,下效之,往往在这样的政治家主政的时代,朝廷上能涌现出一大批崇尚节俭的高级官员。
康熙年间就是如此,如于成龙、汤斌等名臣,皆以勤俭节约而名动朝野。
清代笔记《名人趣史》中记汤斌任江宁巡抚时,“行李萧然如寒士”,每天吃的无非是些“菜韭”。有一天他看家中账簿,见府中买了两只鸡,十分吃惊,把管事的叫来问:“我来到此地后,从来没有吃过鸡,这两只鸡是谁买的?”管事的回复说是公子买的,汤斌大怒,立刻把儿子叫来说:“你觉得吴中的鸡肉比河南的便宜(汤斌祖籍河南),就可以随便花钱买来吃吗?你要想吃鸡,就回老家去,不要再跟在我身边了!”然后严肃地教训儿子说,吃鸡本是小事,但自古“恶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身为朝廷大员的儿子,“不知世间艰苦,动讲豪华”,不肯磨练心性,将来怎么能做大事!
二、“炒里脊”和“烹驼峰”
比如一道炒猪肉里脊,味道非常精美,有一食客在席间上厕所,看到有数十只死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厨师说:那一盘炒里脊的“取材”就是这数十头猪脊背上的一小条肉。具体做法是:把这些猪关在屋子里,每个人手拿一根竹竿追着打,猪便哀号着疯狂奔跑,一直被追打而死,这时赶快将其脊背上的一条肉取下,“亟划取其背肉一片,萃数十豚,仅供一席之宴”——原来猪快要被追打而死的时候,全身的营养精华都会集中到背脊上,“割而烹之,甘脆无比”,而其余的肉都会变得腥臊难吃,只能扔到河沟里去。客人听了连连摇头,以为浪费太甚,厨师笑道:“我到这里才几个月,亲手打死的猪都有几千头,取过背脊上的肉后,剩下的弃之如蝼蚁,这数十头猪算得了什么啊!”
还有一道菜是烹驼峰:“选壮健骆驼,缚之于柱,以沸汤灌其背立死,其菁华萃于一峰,而全驼可弃。”而每一顿宴席“所需不下三四驼”。更有一种鱼羹,“取河鲤最大且活者,倒悬于梁,而以釜炽水于其下,并敲碎鱼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鱼尚未死,为蒸气所逼则摆首摇尾,无一息停。其血益从头中滴出,比鱼死,而血已尽在水中,红丝一缕连绵不断。然后再易一鱼,如法滴血,约十数鱼,庖人乃撩血调羹进之”。但为了做这道菜而宰杀的十几条鲤鱼,就都直接扔掉了。
如此腐败浪费,河道总督和他的属员们的治河成就又如何呢?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咬牙切齿地骂道:“国家岁糜巨帑以治河,而曩者频年河决更甚于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贪官污吏之骄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贫苦?!”
更加可怕的是,鸦片战争后国事艰难,民乱和灾荒此起彼伏,像“丁戊奇荒”这样动辄饿死百万人的可悲事件绝不鲜见,但在腐败官员和特权阶层中,奢靡浪费之风不减反增。著名记者黄远生在《时报》上记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个普通的厨子“声势浩大,家产宏富,其所管家产,有民政部街之高大洋房一幢,有万牲园之宴春园,有石头胡同中之天和玉,皆京中之巨观也”。他是凭什么积累下如此巨资的呢?原来是总理衙门“最称阔绰”,“司官既贵倨已甚,辄颦蹙谓衙门饭不能吃,故常家食而后上署,于是此等饭银为厨子中饱一半”。也就是说总理衙门的司员嫌衙门里的饭难吃,所以都在家吃完再上班,但司员额定的饭银照交,成了厨子们的囊中之物。那么那些做好的饭菜怎么样了呢?“暴殄既多,酒肉皆臭,于是厨子乃畜大狗数十匹于外务部中而豢养之”,统统成了狗粮。
在这种局面下,朝廷仍有仁人志士坚持节俭,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三、“吃一碗”和“天下俭”
晚清名臣中,有两个人都因勤俭节约而在清代笔记中被大书特书,一是湘军水师的创办者,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的彭玉麟;一是曾任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素有“救命宰相”之称的著名财政学家阎敬铭。
彭玉麟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是当时一等一的“肥差”,而在此任上他始终清廉,“饮食服御一从俭约”。《壶天录》记载,他晚年饮食“屏肉食,每食则白菜一盂,椒乳一器尔”,时人说他“以寒士始以寒士终”,听来凄怆,但实在令人有顶天立地之观感。
同样身居要职而以清刚自许的,还有一个阎敬铭。阎敬铭掌管户部时,以卓越的理财才能整顿度支、铲除积弊,使大清国库重新充盈,但他“性喜朴质”,经手款项不计其数,自己的生活却相当俭朴。《清稗类钞》上说他“所御肴馔极粗恶”。有一次他招待新任学政来家里吃饭,“所设皆草具,中一碟则为干烧饼也”,阎敬铭吃得津津有味,新学政终席不下一箸,只说自己不饿,阎敬铭再三请他吃点儿,“勉尽白饭半盂”。离开阎敬铭的家后,新学政大发牢骚:“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南亭笔记》上记载,惯例,军机大臣退朝后到军机处办事时,“茶房供点心两色”。阎敬铭入直后,裁减宫中各项开支,“首裁点心钱”,结果军机大臣们退朝后,来到军机处,一个个饿得饥肠辘辘,阎敬铭则“于袖中出油麻花、僵烧饼自啖”,其他大臣面面相觑,知道这项公家的便宜从此是占不成了。
阎敬铭的节俭之风,在他的门生身上也得到了传承,《药裹慵谈》写其门生李用清在苏州当官时,听说有家熏腊店卤锅外围之面饼,价廉而味美(卤锅上用蒸桶,围上一圈面饼,卤肉汁可以渍入,卤锅热而饼亦熟),在当地是那些吃不起肉又想尝些肉味的穷人才吃的。但李用清去吃了一次,觉得挺不错的,就跟中丞卫荣光一起,经常去店里吃,把那里当成食堂,被苏州人传为笑柄。
李用清为官清正,丁戊奇荒时,被阎敬铭调去协助赈灾,《清史稿》上说他“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纪之册”,为救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在各地为官时,他始终注意拓荒溉田,为灾年做粮食储备,很有远见。当贵州巡抚时,他发现当地百姓生活过于穷苦,认为改变这种境况的首要在于禁止奢靡,提倡俭朴,因此以身作则,以至于得了个“天下俭”的绰号,也正是在他兴农利、除积弊的努力下,贵州的库帑仓储都大有所增。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中的这句名言,世人皆以为要求,其实乃是砥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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