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张涛甫：“信息疫情”考验新闻正义

原标题：复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张涛甫：“信息疫情”考验新闻正义

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在肆虐。在这次旷古疫情中，互联网的社会化超链接，将线下物理位移受限的人们连接在虚拟空间，超级隔离与超级连接竟然在疫情语境下成为超级现实。

新冠病理的未知性、病毒传染性及致命性击垮了人类社会所有的经验、理性和自信，引爆了人的恐惧、非理性、本能的病毒式传播，成为比病毒本身还要严重的次生灾难。那些本来处于原子状态的个体化情绪和心态、感觉，在互联网语境下大面积宣泄出来，以信息、数据的形式浮现于公共视野，形成汹涌的资讯漂流物，反过来影响每一个“易感群体”和个体。被困在这个系统的个体，在求生本能和安全欲求驱动之下，其集体非理性造成对信息传播的扭曲与变形。疫情在群体中非线性、非理性传播，形成超复杂网络系统。处于新旧传播交替时代的信息传播系统，遭遇突发新冠疫情，出现系统崩盘状态。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场突发疫情打破了人类在风险社会中摇摇晃晃的紧平衡，重新刷新了人的世界感知极限。

深处风险漩涡中的人们，本能与理性都在驱动人做出选择，采取行动，趋利避害，寻求安全岛。这前提是，有可靠的信息为其趋利避害提供判断依据。不过，可靠的信息来自于哪里？在这即时在线、即时连接、即时传播的信息超导且超载的时代，信息过度泛滥给人们的信息选择和判断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信息选择的成本太高，形形色色的信息簇拥在眼前，很难让人们作做出确当的判断。在风险情境下，人们的信息感知机理更加复杂，认知主体主观能动性被激活，关联变量增多，且活性变大。在外部变量给定的情况下，作为认知主体内部变量的主观因素会更加复杂，且活动机理不确定性加大。

媒体作为社会系统的风险感知机制，凭借其专业化的努力和表现，扮演社会系统风险感应和认知的“先知先觉”角色。但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媒体并不能践行公众所期待的公共角色，在诸多场景中，因媒体对于风险的放大感知或误判，向社会系统释放错误的信号，造成社会系统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处理偏差，甚至导致社会风险处理的失误，即媒体会带来次生风险，进而为社会的风险应对帮倒忙。媒体的不当表现甚至会加剧原有风险，或带来次生风险。

媒体从业者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对事实真相的正确认知往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条件约束。来自内部的约束包括从业者自身的经验和专业能力以及价值取向等因素；外部压力包括：截稿日期、把关人以及压力集团等。这些均给新闻从业者的新闻认知包括风险认知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疫情语境下，低成本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制造了海量的信息噪音，线上涌动的纷杂信息真假难辨，各色谣言此起彼伏，严重困扰了人们的信息判断。在此语境下，人们对真实、有效信息的刚需尤为焦灼，而这对媒体从业者的考验尤其严苛。

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媒体在这场旷世疫情中的表现，与公众的期待存在不小的落差。近些年来，新闻媒体在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巨变中，整个队形有点凌乱，多年积淀的价值理念和职业共识也被冲得千疮百孔，甚至出现底线失守的不堪困境。

因此，这场疫情更加反衬出新闻正义的极端重要性。越是信息获取和传播易如反掌的时刻，越是需要有新闻价值的坚守，需要新闻操守的护持。正如迈克尔·舒德森所言：“新闻业是生产和传播攸关普遍公共利益的重要时事信息的活动或实践。”“必须将新闻业规范地定义为一个具有公共使命的领域。”“如果新闻媒业构筑一个让人们当回事的世界，或者如果新闻没有对人们的行动方式产生影响，那么新闻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新闻最核心的价值始终在于它与公共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为那些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赋予意义，为复杂的世界的运转方式提供解释。这种解释可能在很多时候是过于简单化的，甚至是有偏向的，但它始终体现着人们以严肃的、合乎逻辑的方式理解社会的努力。”“在这个体系里面，专业的新闻机构始终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并不体现在它们的价值倾向，而体现在它们仍然坚持价值本身，以及实践这种价值的方法。”舒德森这席话，在“信息疫情”重灾时刻，显得弥足珍贵。

（原题为《卷首语丨“信息疫情”考验新闻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