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赋役征银中发现“人”，在批量制造中维护尊严

原标题：在赋役征银中发现“人”，在批量制造中维护尊严

撰文丨罗冬阳

（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教授）

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不同，历史学不能止于发现普遍规律、批量制造，而必须重视、解释和重构社会的特殊性，在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的表达，唯如此，方能维护人的价值与尊严。所以，熟练的历史学人都会在具体历史过程中探求特殊的逻辑，发现普遍的具体表达方式。丁亮的《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亦可作如是观。

《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丁亮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

由财政目标驱动的“粮食市场”货币化

浙直

（明代浙江和南直隶地区，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两省）

，自五代两宋以来已然成为国家财赋重地；至有明一代，更是承担了帝国财赋供给的半壁江山。因此，对明代浙直的地方财政史做区域研究，即是从一个重要的局部对明代做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史研究，反之，亦是从整体史的视野把握明代财政白银化的具体历史逻辑。而从整体史来看，虽然财政史可以划入经济史的范畴，却不似经济史那么单纯地局限于“经济基础”，它往往要探讨“国家”这一“上层建筑”。

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论和基础决定论的视角看，诸如财政制度变迁等等国家行为的改变，仅是社会经济变动的客观反映。用此种视角去观察明代财政收入银纳化这一重大现象，便可预设银纳化是民间力量或者市场力量推动的结论，并且从民间契约文书有关白银使用的案例中跳跃式地缀联证据。

毫无疑问，白银作为货币也好，作为特定的金属材料也好，与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粮食、劳役不同，寒不能衣，饥不能食，劳不能替，不能直接或只能间接满足财政支出的最终需求。换言之，白银之所以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是以商品和劳务交易市场的存在为约束条件的。有如《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所引正统十二年

（1447）

杭州府夏税麦折银事例，经各县将夏税麦折征余米后，再由解银粮长将相应余米支出，粜卖易换荒银

（杭州市场上流通的成色稍低银两）

，煎销成金花银

（成色较高银两）

锭，解送至京。虽然银两并非直接征自纳税户，无需纳税户直接与市场打交道、出售粮食换成白银上缴，但粮长粜卖稻米，易换白银，也仍以杭州当地存在一定规模的银粮交易市场为前提。

实际上，当地银粮交易市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家一定要将税粮折征白银，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推动税粮银纳化。市场的存在可以为国家或政府提供一个利益算计

（价格）

和节省成本的工具，构成政府税收治理方式选择的约束条件，却无法保障市场化的运作必定最有利或最符合政府的财政目标。因为政府并非被动的行为主体，在众多的主体里，它往往是最强有力者。而且，治理着广土众民、有着悠久传统的集权官僚制系统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替代市场，也可以创造市场。因而，面对约束条件及其变化，政府会做出最符合其财政目标的选择。

明朝财政资源征集和分配的起运部分

（朝廷支配部分）

，在地域分布上，大致呈现为北方各省供边

（长城沿线“九边”地区的军事支出）

、南方各省供京

（供应京师各类人口需求，主要是粮食）

的局面。而浙直财赋之区，特别是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各府，供应京师漕粮的比重和专供内廷的白粮

（上等粳米和糯米）

负担较其他省份和府县尤重。其负担之重，不来自正额税粮的庞大，而来自运输费用和各种杂费的繁多。若能折征白银，则运输费用可以大幅节省，杂费因征纳手续简化也可降低，纳税人户的赋税负担显然因之可以减轻。

但是，自明到清，税收货币化和商品货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时间跨度近五个半世纪，除了正统年间百万两的折银外，漕粮和白粮的正额基本维持实物征收不变，仅有比例甚小的附加税折银，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方才有大规模减征和折银。甚至可以看到，因为江南源源不断的优质粮米供应京师，京师粮价竟然低于粮米的原产地，运输漕粮的漕丁和粮员发现此一奥秘，干脆在征漕省份折收银两，到通州再购买粮米抵数。可见，明清统治者为了最高统治集团的享受，凭借大一统集权国家的巨大组织力，将粮食市场扭曲，让供漕地区人民付出巨大代价。难怪明朝晚期京畿试种水稻、清雍正时期

（1723-1735）

的直隶营田试验，全都归于失败。

活跃在自发交易市场上的“货郎”，自宋之后是各家画作的常见元素。图为明代“浙派”画家吕文英所绘的《货郎图》之冬篇。

“役”与摇摆不定的去货币化

就浙江和南直隶两省而言，明代赋役折银比较彻底的部分是役，这方面《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有较详细的梳理和论证。

由于集权官僚制的烂熟，在外部压力下，中国古代的王朝，在充当“裁判”的同时，往往倾向于亲自“上场踢球”。当然，前朝的覆辙多少可为后朝提供鉴戒，汉武帝的统制经济几乎重蹈亡秦老路，唐朝食盐专卖就利用了市场机制，将垄断经营权授予特定商人，而两宋则将垄断特许经营和“左右手互搏”发展到极致，虽然敛财之术登峰造极，甚至让后世史家惊为“欧洲近代资本主义财政体制的先声”，但此敛财之术的不可持续，明朝开国者却深有体会。

为避免宋亡之祸，明太祖力贬桑弘羊、王安石诸敛财之臣，向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看齐，强化国家对土地和劳动者的直接控制，国家所需之物资，一概征收实物；所需之劳务，稍专业者，如军，如匠，如灶，等等，以户籍制度锁定专门人户承充；地方政府治理所需之劳务，则经基层组织——里甲或佥派轮充，或定户永充。如果严守实物和活劳动的原则，国家和地方政府横征暴敛的冲动可以受到有效制约。因为实物不可无限期储存，活劳动更无法脱离劳动过程而存储。

但征收实物和活劳动的赋役体制，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旦赋役的征调超出一定地理范围，需要数百里甚至数千里的协济，空间移动成本和管理成本就会相当昂贵。另外，同纬度地区的物产趋同，即使是不同纬度地区的功能相同的物产也互可替代，直接临民的地方官和纳税人户都会利用这一点尽量节省纳税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市场的交易在赋役财政体制下，也会被地方节省纳税成本的需求创造出来。丁著中重点论述的浙直漕粮、白粮附加税的部分折银，就是这样实现的。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2007）剧照，朝廷推行的“改稻为桑”与庄稼人的生计产生冲突。

更为严重的是，明初确立的赋役财政体制与货币政策缺乏协调。一方面，赋役财政体制可以完全排斥货币和市场交易，即便成本昂贵。另一方面，明朝朝廷却想发行一种自己不用、专给老百姓用的纸币——大明宝钞。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明初时，宝钞占有很大的比重

（可见明初统治者实际上知晓赋役财政体制并不能将地方市场排斥掉）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宝钞很快被百姓唾弃，市场价值一落千丈，堕落为大明脸上的一道标志性疤痕。宝钞在地方政府手里沦为废纸，无法实现财政支出功能，但该上缴的仍然要足额上缴，不能有丝毫的截留。

当然，地方官不会自己掏腰包填窟窿，也填不起。于是，他们很熟练地运作“役”。如为地方政府免费提供看守仓库劳务的库子，就可以成为一个源源不断的财源，“有司

（地方政府）

视为奇货，家累千金，败不旋踵”。库子的这种财源角色，史家称之为“连带财政责任”，其实不过是“合法抢劫权”的婉称。

“合法抢劫权”，史家还取了另一个名称——“超经济强制”。既然是“合法抢劫”，当然与强盗抢劫有区别，那就是要考虑“抢劫”的可持续性。专门佥派富户应役、择肥而噬终有尽时，于是演变为在一定范围内均摊，如一里、一县，也允许交银代役，遂有了“均徭法”和银差。尽管宝钞成了废纸，上缴的税粮丝毫不能少，迎来送往还得丰厚为妥，但这一切都可在弹性饱满的财源——“役”上解决。因此，“均徭法”在15世纪中期出现后，一直稳定到16世纪60年代，折银比率一直没有显著变化。此种状态，丁先生称之为均徭法银差和力差结构的“稳定态”。

但是，“嘉靖大倭寇”打碎了这种“稳定态”。因为抵御倭寇招募军队

（当时的卫所军已腐败不堪用）

、置办军资，这些都要实打实的银子，不是将某一殷实农户押送到某军官手下就可以解决，而冒“抢劫”之名，将所得都交给军队，地方官也缺乏积极性。经多方利益博弈，结果就是将所有的力差都折银，并且大幅度提高折银比率，于是就出现了“均平法”，完成了劳役征发白银化的过程。

总之，正如《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一书所指出的，财政是为国家汲取和使用社会资源

（经济资源）

服务的，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并非其必然之义。而明朝赋役财政体制向货币体制的转变，是因为货币化更有利于调集经济资源。这便是明代赋役征银的治理逻辑。

作者 | 罗冬阳

编辑 | 罗东

校对 |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