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下方没有河流，八百壮士没有一个逃兵”——电影背后你不知道的故事

原标题：“四行仓库下方没有河流，八百壮士没有一个逃兵”——电影背后你不知道的故事

一部电影，使一家纪念馆一夜之间成为“爆款”景点。

电影《八佰》上映两个月，票房已破31亿元。

在刚过去的国庆小长假，上海共接待游客883万人次，同比恢复75%。热门景点中，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属今年窜出的一匹黑马，国庆期间，那面著名的布满弹孔的遗址墙前插满了游客献上的国旗。

上海市民高远也趁着难得的假期，带着家人前去四行仓库遗址参观。

“亲戚假期从外地来上海玩，景点很多，但我们觉得四行仓库是必去的。”高远说。

四行仓库曾是大陆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及盐业银行)的联合仓库，这座苏州河畔的建筑已见证上海近百年风云沧桑。

关于这段历史，《国际金融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改建策划人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淞沪抗战专家余子道。

多功能的四行仓库

如果说四行仓库仅仅是仓库，或许低估了上海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实，除了储物功能，四行仓库还做租赁和抵押之用。

余子道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北四行发源地在天津，为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共同推出一个储蓄品牌，增强其储蓄业务实力，1920年，北四行联合创办了金融储蓄机构——四行储蓄会。四行仓库即属于四行储蓄会。

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仓库在当时主要有三大功能：

那时的银行除了做金融业务，还参与商业活动，这就需要买卖商品，如大米、黄豆、面粉、小麦、棉花等，就是现在所说的“大宗商品”，四行仓库的第一大功能便是给四大银行囤积大宗商品用。

第二大功能则有些许房地产意味，由于当时上海工商企业很多，一些国外开设在上海的进出口公司在上海没有仓库，四行仓库便出租给这些中外企业做临时仓库用。

此外，当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需要用商品做抵押时，抵押物品也会存放在此。

可见，四大银行不仅拥有自己的仓库，还利用仓库来投资房地产。而他们在上海布局的仓库也不止这一处。

上海市中心南京路上著名的国际饭店，属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由于造型美观，富有历史感，成为备受追捧的“网红打卡地”。它的前身便是四行储蓄会大楼。“这也是四大银行投资的，当时名气就很大。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两层均作为四大银行在南京路的仓库。”余子道补充说。

八百壮士没有一个逃兵

电影《八佰》中苏州河两岸天壤之别的画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歌舞升平与硝烟滚滚之间仅以一条河流为界。

淞沪会战进行到最后关头为何选择四行仓库为坚守点？这是当时战役决策层在深度思考后做出的决策。

余子道说：“紧靠租界，这是最重要的决策根据。”

首先，因四行仓库距离租界太近，日本不能对其使用空中轰炸。“当时的炸弹轰炸精准度不够强，如果日本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空中作战方式，容易误伤租界。同时，当时为租界供应煤气的煤气包就在四行仓库附近，如果轰炸过程中误炸煤气包，方圆几百米内都将受牵连。” 余子道解释说。

其次，当时驻上海的国际通讯社都在租界。“四行仓库保卫战要打给外国人看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场战斗在军事上的意义不是很大，主要意义还是在国内和国际影响力方面，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余子道表示。

此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行仓库，外墙很厚，相当于一个坚固的堡垒，这种建筑在当时不易得。且仓库里本就储存了黄豆、面粉等物资，恰好供给士兵。

四行仓库遗址 吴斯洁摄

建造四行仓库时，谁曾想到日后它将成为上海抗战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余子道介绍说，四行仓库选址时并未考虑是否紧邻租界的问题，只是从商业方面做选择而已，作为需要囤放大量大宗商品的仓库，依靠苏州河，不远处就是黄浦江，方便运输货物，地理优势突出；且地价在当时相对便宜，适合建造仓库。

2014年，余子道参加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改建策划工作，该纪念馆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开馆。

“整个房屋的结构没有动，和1937年一样。”余子道强调。

至于电影《八佰》中所演的数名士兵试图从仓库下的河流游进苏州河从而逃跑，余子道对此明确表示，四行仓库下方并没有河流可通向仓库外，八百壮士中也没有一个逃兵。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内展出的中国士兵钢盔 吴斯洁摄

记者还了解到，电影中演到三个士兵身绑炸药包从仓库一跃而下，历史记载中其实只有一位士兵跳下。

余子道表示，“电影我也看了，我觉得挺好，能让当代人关注那段历史。电影中确有一些虚构情节，有些虚构内容是被允许的，前提是不歪曲历史事实。”

同时，余子道强调，“电影对战争环境下各种人的内心世界进行表现也是可以的，但这个过程中要突出人性中的积极面战胜阴暗面，这是文艺作品的目标。”

近代上海金融在全国处主导地位

通过对四行仓库背景的了解，不难看出上海当时的金融业已有一定发展水平。

北四行根据地本在天津，由于上海金融业在全国处于主导地位，北四行在1935年将重心移至上海。

据《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记载，1935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增资改组完成，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国家银行体制基本形成。1936年，中中交农四行国家银行体系最终确立起来，且四行的总行、总处均设于上海。一系列因素，促使上海成为国民政府的金融决策和调控中心。

余子道告诉记者，此前中国货币市场有过混乱的阶段，各种形式的货币都有，且各地方银行都可以印发钞票。直到1935年，政府才决定彻底改革，只允许四家银行印发纸币，即“中中交农”。1936年，全国发出的14亿元纸币均由上海发放。

同时，外国投资的银行大部分都将总行设立在上海，据记载，当时在上海已有二十余家外国投资的银行入驻。

“八一三”战事爆发初期，上海共有银行总行54家，除中中交农四家政府银行外，其余50家均为商业银行，包括著名的“南三行”和“北四行”。银行业在上海金融业占据支配地位。

战争对于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业产生了巨大影响。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经济发展水平轨迹改变。

“八一三”抗战阶段，租界内虽免于战乱，但上海其他地区的经济被打断，为保存民族工业实力，上海部分工业企业内迁后方。此后直到1941年底，被称为“孤岛时期”，由于租界内相对稳定，吸引了不少居住人口和国内外资本流入，出现畸形繁荣。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阶段上海被侵略者占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在上海被侵略者控制前，国民政府十分重视上海的经济地位，颁布了诸如《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外汇请核制度》等经济法规。因为直接掌握上海的经济，具有军事和政治上极大的重要性。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曲折地前进，一步步迈向国际大都市行列。

上海的金融业在近代已居于全国主导地位，为今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同时，上海今日的繁荣稳定来之不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平发展是我们的宝贵经验，是过去也是未来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