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三季度亮丽数据下，要高度重视当前六大问题

原标题：刘元春：三季度亮丽数据下，要高度重视当前六大问题

统计局将三季度数据发布之后引起大家的热议，大家对于目前亮丽的数据依然存在很多分歧。对于当前形势，我谈三大方面的看法。

第一，前三季度0.7%的正增长和第三季度4.9%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我们不能简单把增速由负转正当成我们骄傲的基础，但是我认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角度看到，在目前这样的时点上，这个转正所具有的深度内涵。

1、它的确说明我们的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一些策略和工具组合是成功的，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政策制度优势，一定不能含糊。

2、在世界陷入疫情泥潭，出现疫情恢复、经济恢复不同步的过程中，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博弈格局，会由于疫情而产生一些战略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我们估计，今年中国经济会正增长2.4%左右的水平，而美国可能会负增长5.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在过去几十年中第一次达到了接近8个百分点。8个百分点的增速之差将导致中国GDP与美国GDP的比值由去年的68%上升到今年底的75%左右。所以，中美之间的博弈将会从严重不对称向相对对称的方向大踏步地改善。

3、在世界全面停摆，中国经济一季度停摆、二季度行政性复工复产、三季度全面复苏，第四季度相对常态化，明年步入一个正常增长的预期状况下，实际是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一次很好的检阅，一次很好的危机演练。在这个演练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同时，全球疫情与经济恢复的不同步，为我们立足国内经济大循环、国际国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创造了一个战略时点。

因此，我们要从这些角度来认识目前三季度4.9%正增长的重要意义。我们不是简单地、空洞地宣传我们的好，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期、世界经济调整动荡期、以及两个百年的关键期和调整的攻坚期，在整个世界经济低迷状况下赢得正增长，它所具有的一种战略意义。我们只有看到这种战略意义，在政策制度上的一些优势，才能坚定下一步工作的基本基调。

第二，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在中国经济短期内具不具备持续复苏的基础这个问题上，我们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短期里经济复苏的基础是基本夯实的。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中期的担忧和远期的忧虑，但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运行状态，我认为在今年前几个季度特别是二季度以来，我们的一些政策布局已经为其打下了比较良好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谈？主要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撑依据。

1、一揽子政策实施效果好。很多政策刚刚开始展开，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政策支撑和政策空间的支撑。原因如下：

（1）一揽子规模化政策在两会之后才开始展开，大量的大型项目，特别是两重一新的项目，在过去这四个多月刚刚布局完，还没有完全上马。目前地方政府的资金，比如2万亿的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市县，6月下旬刚刚启动，8月份直达资金才达到85%，也就是1.7万亿。但这1.7万亿实施的效果以及进一步实施的推动力还没有显化出来。看看财政运行进度就知道，前8个月，财政支出累计15万亿，全年完成了这个预算的60.5%，而近四年来平均是66%，也就是说执行进度比以往少了5个点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未来这几个月里将密集性地支出40%的财政。因此，大家就会看到，未来几个月里，财政不进行根本性转向的话，我们的财政支持力度应该是非常充分的。

（2）按照全国人大所批准的，今年整个债务余额应该是25万亿规模。目前这个债务余额还有几万亿的空间。因此，我们的资金刚刚到位，财政支出进度刚刚过了60%，大型项目刚刚上马，能够预计这些项目、这些资金能够支撑今年年末的密集支出和明年的增长态势。再从货币角度看，国家所承诺的全年要在金融领域让利1.5万亿，目前已实施8700亿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差不多6300多亿的让利要在未来进行落实。因此，货币并不像很多人讲的，由于目前经济增长态势较好，马上就会进行全面收紧。我认为，如果按照国家这样的部署，这个观点是片面的。当然，政策层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战略转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的布局，在核心产业上进行国产替代的布局，在出口转内销层面等一系列的布局，这种布局将会使我们的潜力被激发出来。

因此，我认为，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政策支撑的空间有，项目的支撑空间也有，经济增长的动能应该会基本形成。

2、目前供需还不是很平衡，但需求端在加速提升，供求区域相对平衡；同时，我们也看到国民经济循环开始基本畅通，经济增长的一些内生动力也开始显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消费需求实际上扬还比较快，GDP平减指数从二季度的负转正了，这点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

更重要的是，随着三季度GDP名义增速达到5.54%，这直接导致我们的财政收入连续三个月转正，居民可支配收入连续两个季度转正，规模以上企业利润也连续几个月转正，8月同比增长19.1%，营业收入利润率从2月的3.5%上升到5.75%。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收入正增长、财政收入有支撑，我们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从政策性的互助向自发性的增长来进行转变。因此，从这些角度，我认为，倒不必对未来有多么的悲观，持续复苏的基础基本形成，有政策支撑，有内生动力。我们认为，全年的经济增长应该能够达到2%-2.5%的区间。

但在亮丽数据下，我们依然要保持审慎乐观，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依然是比较严峻的，有六大问题需要保持高度重视。

第一，需求依然是非常疲软的，扩大内需依然是当前和未来的一个战略基点，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是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于泽的报告里也专门谈到了消费的问题。当前消费的支撑点主要来源于汽车消费和高端消费。剔除这些消费，整个消费的持续性看起来仍有疑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反思汽车消费在未来的可持续性问题。最近消费上扬较快的，一是烟酒，二是贵金属，三是化妆品。为什么中高端消费上扬这么快呢？为什么海南奢侈品在国庆期间一个店四天能销售1亿呢？很重要的是，疫情期间，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小的，他们的消费能力依然存在，而海外代购已经停止，只能内部消化。因此，目前消费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是由中产阶级通过消费潜力的激发来提供支撑的。

投资和出口也存在可持续性问题。目前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是房地产，而房地产目前公布的三大红线，对于下一步房地产投资的可持续性也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消费本身有问题，投资也面临着不确定性。更大的问题是出口，出口超预期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疫情的不同步和经济复苏的不同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出口增长主体：抗疫物资、宅经济、数字经济发力和相关设备。而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实际还在负增长。前9个月45%的商品出现正增长，去年同期是70%。因此，我们最近出口持续提升的态势实际上和疫情形成了不对称性密切联系。那疫情对称了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全球疫情消失之后，得到有效控制之后，我们的出口外需会面临极大的压力。

第二，目前我们政策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活跃程度并不是很高，集中体现在民间投资依然没有转正，表明我们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还不是很充分，中小企业的亏损压力还很大，中小企业的一些预期还比较低迷。地方的基建进展速度比较缓慢，很多基层政府有钱也不花，官员这种不作为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在这上面，怎么来激发我们主观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使我们整体上走出信心不足的局面，依然是我们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一个重点。

第三，我们最近要高度关注中产阶级在疫情期间收入受到全面冲击的现实。只要看到目前几个数据大家就会明白：1、中位数收入增速低于可支配平均增速0.7个百分点，表明中位数收入增长比较缓慢。2、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3.6%，经营性收入下降2.0%，而财产性收入增长7.2%，转移支付性收入增长8.9%。我们发现，在疫情过程中，政策对低收入群体有了有效的补充，同时由于我们对金融市场的宽松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受损，但中产阶级受损很严重。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全年同比下降7.5%，而个人所得税逆势上涨5.8%，其中8月份达到了17.4%。个税是由谁承担呢？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我们收入支撑的一个核心，也是消费支撑的一个核心。我们下一步的政策对于中产阶层收入的变化、高收入群体的变化应该高度关注。当然，低收入群体在脱贫攻坚和相对贫困时期还应该进一步地关注，但是中产阶级与高收入阶层之间进一步地分化，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

第四，我们要关注目前债务高企的问题，因为今年前三个季度，我们宏观杠杆率提升了二十多个百分点，这么快的宏观杠杆率、债务率上升，肯定会导致我们的一些金融运转出现问题，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高杠杆率、高债务率所带来的国民经济运行在未来的这种阻力。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

第五，财政政策效率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我梳理了四大挑战：一是目前进度缓慢的问题；二是直达基层的2万亿财政资金的效率问题；三是一哄而上的新基建布局问题；四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布局上，我们怎么来进行有效布局、财政如何有效跟进，都会使财政政策效率在下一步面临很大的挑战。

第六，我们现在采取了很多特别举措，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是药三分毒”。这个“毒”在金融问题上就表现在风险累积和风险延后，未来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个风险延后和风险加速累积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

因此，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基本面应该问题不大，但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和战略性的问题、政策常态化过程中的问题，依然会对我们形成强烈的挑战。在目前全面报喜的状况下，依然要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能够扎实地抓住目前所给予我们的战略时机，利用好这个窗口期，把中国经济搞好。

关于下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着重点应该关注的方面及宏观经济政策背后的逻辑问题，实际刚才的发言已经谈到，问题本身是政策调整最基本的基点。

我认为，目前的形势还很严峻，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因此，总体相对宽松的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在总量上的定位不应该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目前远没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全面退出的时点，即使到了今年年底，我们也认为，政策不应该进行根本性的变化。

原因很简单：第一，如果今年的经济形势不考虑疫情，不考虑世界经济这样的基本背景，就会发现目前0.7%的正增长在常态状况下一定是处于超级低迷的状况，而不是像现在很多人所解读的前三季度增长0.7%、三季度增长4.9%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走上了康庄大道。宏观政策目前还不能够做出总体性、方向性的调整。

第二，上半年主要以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作为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而到了三季度，在国民经济循环基本畅通、供需相对平衡的状况下，四季度步入到稳定复苏阶段，我们的主要矛盾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会由过去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转向全面复苏，同时转向我们的战略调整，战略着力点、政策着力点的调整。因此，我的第二个判断，中国政策结构性组合模式和政策的着力点要配合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新战略，要配合疫情，也就是经济稳定复苏态势的巩固来做出调整。

第三，财政层面。我们必须要进行一系列有效调整来提高它的效率。1、对于四季度密集实施剩余预算，这个进度怎么来进行落实。2、对于前期疫情抗击的财政结构性投放，在一些方面可能需做出调整。比如现在有很多资金下达到基层，如果完成了“保基层运转”这个目标之后，一些资金可以适度往上进行调整，进行集中归拢，向一些大型项目、一些重点改革任务和领域向战略调整领域进行靠拢。特别是地方上一窝蜂一拥而上的广义的新基建，要进行审核，不仅要有积极性，同时还要讲科学性，讲它技术的有效性。财政在结构上应该有重新的审视，要有一些着力点、布局点的变化。

第四，金融层面。对于下一步的风险积累和风险转移要进行高度的关注，要在一些中小商业银行融资能力提振上、坏账处理上有一些前期的准备，而不能等这些问题爆发之后再来滞后清理。因为明年是中国经济尤其关键的一年，也即后疫情时代的第一年，中国经济能不能够真正地常态化，能不能在大国冲击的窗口期稳住阵脚，保住基本盘，我们内部不能在金融上出现较大的震荡，依然很重要。

第五，刺激内需，挖掘内需潜力，需要有一揽子方案。这个方案一定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因为我们扩张内需是个战略，这个战略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机制层面、战略层面和政策层面来进行多维调整，要有中长期的改革方案、中期的战略调整方案和短期的政策方案相配合。所以，我们在扩大内需，激发内需潜力，实行以内循环为主的战略上，的确要有一揽子的考虑，这里重点是中产阶层的倍增计划，在数量倍增、收入倍增上要有着重点。

第六，目前关于民营企业的投资，对于整个微观主体积极性问题需继续高度关注，特别是目前地方政府一些官员依然存在着为官不为、能力不足等问题。如何在这上面做足文章，如何能够使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投资空间进一步提升，依然是我们在未来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几个微观结构性问题。

因此，我认为未来政策应当在以上这几个方面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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