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女恶魔还是受害者：真正的西尔维娅·普拉斯可能存在于传记之中吗？

原标题：是女恶魔还是受害者：真正的西尔维娅·普拉斯可能存在于传记之中吗？

图片来源：NAJEEBAH AL-GHADBAN/CONTRASTO/EYE​VINE

德文郡一个温暖的夏夜，西尔维娅·普拉斯站在她的菜园里，怀抱着一大叠纸片，篝火在她的脚边燃烧。她的母亲和女儿从厨房里看着她撕碎一页又一页的文字。她就靠在篝火旁，点燃了纸片，看着它们燃烧。

据我们所知，这件事确实发生过，就在1962年7月——这也是普拉斯留下许多著名诗作的一年。但故事的细节是模糊的，这要看你相信谁了：那天她怀里抱着的文件可能是丈夫特德·休斯和别的女人之间的情书，休斯的诗稿，从休斯办公桌上刮下来的他的头发和皮肤，普拉斯从母亲那里收到的所有信件，普拉斯一部未出版小说的完整手稿——又或者以上皆有。

传记作者对这次焚毁事件的性质争论不休，它到底是嫉妒心带来的痛苦，还是一次愤怒的报复？是悼念与告别，还是一次巫术？对有些人来说，这不过是一桩杂谈轶事，是普拉斯众多小诗中的一个注脚；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就是普拉斯和休斯婚姻的转折点，是婚姻走向毁灭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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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的根本问题是素材问题。克莱尔·托玛琳为狄更斯的情人，演员艾伦·特南所撰写的传记大部分是以狄更斯现存的一本日记为基础的——这是一本“非常小的小册子，只有10×5.5厘米那么大”，但学者都把它看作“一块小海绵，从中但凡能挤出一点一滴的信息都不放过”。弗吉尼亚·伍尔夫则遇到了相反的问题：她在撰写罗杰·弗莱的一生时深深惊愕于他的信件之多：“三个棕色的大箱子”，还有“满满一个房间”。而就普拉斯而言，素材的问题也尤为棘手。虽然普拉斯生前出版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在她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出现了大量可供查阅的资料——诗歌、散文、信件和日记，甚至还有更多仍未出版的作品。

书写普拉斯时，现存大量私人且可信的档案资料可供借鉴——但更刺激的是那些已经不存在了的素材。特德·休斯在1982年出版的《西尔维娅·普拉斯日记》（The Unabridged Journals of Sylvia Plath）的前言中解释说（他以第三人称展开了生动的叙述），普拉斯在世的最后三年还写了两本日记，“这两本中的后一本被她的丈夫销毁了，因为他不想让她的孩子们读到它......前一本最近也消失了（不过很可能还会出现）。”消失的日记，连带着对普拉斯死前最后几个月精神状态的窥探，一直萦绕在读者的想象中。其他一些文件也像这样消失了——她可能写过也可能没写过的遗书；她没写完的小说，也许在七月的那个夜晚就已经被烧掉了；还有更多不知所踪的信件、手稿和资料。

《西尔维娅·普拉斯日记》

这已经足以让任何一部普拉斯传记都充满争议和吸引力了，而围绕普拉斯文学遗产产生的丑闻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普拉斯死后没有留下遗嘱，她的作品交由已经分居的丈夫休斯保管；休斯又任命自己的妹妹奥尔温为遗产代理人——普拉斯在世时曾多次与她发生激烈冲突。于是，奥尔温便成了休斯最有力的保护者。

普拉斯学者洛伊斯·艾姆斯和哈里特·罗森斯坦都曾为她写过传记，但从未完成。第一部问世的普拉斯传记的作者爱德华·布舍尔哀叹，“围绕普拉斯珍贵遗产而展开的明争暗斗却遭到了恶意传播，”他说奥尔温“名副其实就是一只被放出来的地狱恶犬”。琳达·瓦格纳-马丁1988年出版的普拉斯传记也遭到了遗产继承方的强烈反对，她声称奥尔温和特德曾向她施压，要求她变更立场，还给她发来了一份修改清单，“足足写了15页，意味着要删掉一万五千多词。”特德·休斯在信中写道，“（瓦格纳-马丁）太过麻木不仁，她显然并不在意这项特殊工作通常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精神崩溃，神经失常，家庭灾难。”

在所有普拉斯传记中，口碑最差的一部是安妮·史蒂文森所著的《痛苦的名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Bitter Fame：A Life of Sylvia Plath）。起初，史蒂文森获得了普拉斯遗产方面的热情配合，但她随后与奥尔温发生了争执，最后只好反复给奥尔温写信，信中满是恳求与自哀：“请尊重我传记作者的身份，停止对我的伤害，不要再反复提及刺痛我的‘阴郁’。”该书最终出版时还附上了说明，称奥尔温贡献巨大。“这本书差一点就是两位作者合著了，”书评人称这部作品体现了对普拉斯的“报复心理”，言辞“简省而苛刻”。

《痛苦的名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

珍妮特·马尔科姆的著作《沉默的女人：西尔维娅·普拉斯与特德·休斯》（The Silent Woman: Sylvia Plath and Ted Hughes）评论了各版普拉斯传记，书中也详细记录了这场争论，出版商Granta于今年四月再版了该书，这让普拉斯遗产继承方的恶名更加消散不去了。《沉默的女人》一书不但对休斯表示了同情，同时也批判了传记这一写作模式，马尔科姆认为传记是“过度窥私和爱管闲事”，“（传记作者就是）职业窃贼，闯进别人家房子，只要他有充分的理由认定某些抽屉里藏有珠宝和金钱，就去大肆搜刮，然后得意洋洋地带着战利品离开。”

《沉默的女人：西尔维娅·普拉斯与特德·休斯》

显然，他的这番话并没有吓倒后人，随后又有六位传记作家跟上了前人的脚步，大多还是未经授权的。就在最近，乔纳森·贝特终于定下了他2015年撰写的特德·休斯传记的副标题——“未经授权的生活”，因为休斯的遗孀卡罗尔·奥查德突然将遗产撤出了传记合作。

现在，希瑟·克拉克的千页大部头《红色彗星：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短暂人生与炙热艺术》（Red Comet: The Short Life and Blazing Art of Sylvia Plath）也踏入了这一荆棘丛生的领地。该书以“平衡、全面和权威”为卖点，也反击了前作传记中居高临下的批判姿态和把一切都归于疾病的简单粗暴。这本传记吸引读者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能：一本“不偏不倚的”、权威的西尔维娅·普拉斯传记。

《红色彗星：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短暂人生与炙热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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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斯一生的事迹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她1932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母亲奥蕾莉亚是美国人，父亲奥托是德国人，在她8岁时去世。她中学时成绩优异，获奖学金进入精英大学史密斯学院学习。但是，1953年，她抑郁症发作，自杀未遂，随后不得不休学。普拉斯住院半年，接受了创伤性的电击治疗，然后才回到史密斯学院。后来，她又获富布赖特奖学金到剑桥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结识了特德·休斯并与其结婚，开始努力让他们的诗歌在英国出版。普拉斯的第一本诗集《巨人》于1960年出版。她与休斯有两个孩子，1962年夏天，婚姻破裂。同年10月，普拉斯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诗集《爱丽尔》——她最著名的诗作如《爸爸》和《拉撒路夫人》都在其中。成名是她死后的事了：1963年2月，她在伦敦的公寓里用煤气自杀身亡。这个最后的谢幕压倒了她一生的经历。传记作家赫敏·李曾经说过，“（有心理问题的女作家）在传记中，首先是被当作受害者或者心理研究个案，其次才是职业作家。”这一点在西尔维娅·普拉斯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说普拉斯是在1962年婚姻变质时生起了那堆篝火。由于记述这段时期的日记消失了，所以这个故事并没有她自己的文字记录——除了普拉斯在当年8月写下的唯一一首诗《烧信》（Burning the Letters）。诗的开头就承认：“我生了火；因为厌倦/旧情书的白拳头/还有它们的死亡之声。”普拉斯在诗中还写到了“弯曲而皱缩的弹簧钩”，乔纳森·贝特在传记中认为，这是指“特德笔迹中特有的圆圈和锯齿”。信件燃烧起来。“用耙子的柄端，”诗人说，“我扬起片片像活人一样呼吸的薄纸。”

普拉斯和休斯的诗常常被解读为是在彼此对话。纸页上的二人也在对话：普拉斯的许多草稿都是写在休斯草稿的反面。《烧信》一诗就是在写在休斯一些诗作的背面，其中一首就是《思想之狐》，休斯在这首诗中探讨了一只想象中的狐狸如何在诗歌中获得永恒。在《烧信》的结尾，一只狐狸被狗群撕成了碎片。在它死去的时候，诗的结尾充满了苦涩的讽刺：它发出了最后一声嚎叫，“告诉云朵、树叶和流水的微粒/什么叫做不朽。这才是不朽。”如果说普拉斯笔下那只将死的狐狸就是休斯的思想之狐，那么《烧信》则是普拉斯对休斯作品全方位的毁灭：可以把《烧信》一诗理解为普拉斯对休斯的脱离——不管是在诗歌创作上还是在感情上。

普拉斯的篝火故事在她的大部分传记中都有体现，不过细节各有出入。在《方法与疯狂》（Method and Madness）中，布舍尔对普拉斯后期诗作的描述充满了直言不讳的厌女口吻——他认为这是“女神婊诞生”的时刻。琳达·瓦格纳-马丁是第一个将普拉斯视为受害者的传记作家，她在书中写道，普拉斯正在焚烧自己未完成的小说，“那本书讲述了她对特德的伟大爱情。”在《痛苦的名声》中，史蒂文森又颠覆了这一叙述，他主要参考的是普拉斯好友克拉丽莎·罗什的叙述，他称普拉斯“闯入”特德的书房，偷走了他的作品，然后“实施了某种她觉得适用的巫术仪式”，火焰中飘出了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休斯的情妇阿西亚的名字——就此揭露了休斯的外遇事实。

事实证明，普拉斯施展“巫术”的说法太过浓墨重彩，难以忽视。保罗·亚历山大在他那本轰动一时的小说式传记《粗糙的魔法》（Rough Magic）中写道，普拉斯一边“把一沓沓的信件扔到火堆上，一边开始围着篝火跳舞”。罗纳德·海曼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Sylvia Plath）认为，篝火就是让普拉斯走上死亡之路的转折点：“在点燃篝火的时候，她也点燃了一根导火索，这根导火索会慢慢燃烧起来，最后引爆……自杀。”2004年（此处原文有误，应为2003年——译注）的电影《西尔维娅》也重现了这一幕，格温妮丝·帕特洛身穿羊毛衫，面色凝重地照看着火堆，往上扔了一本厚厚的精装书，还有休斯的花呢外套。

电影《西尔维娅》海报

这部电影，包括那几部传记作品，似乎都喜欢把篝火事件和另一次破坏行为混为一谈。1961年二月，普拉斯（据说是怀疑休斯更早就出轨了）将休斯的手稿和他珍藏的《莎士比亚全集》撕得粉碎。乔纳森·贝特写道，“休斯这次的反应没有记录，但在西尔维娅死后很久，他对他的美国编辑弗兰·麦卡洛承认，有的时候西尔维娅会盲目地发怒，而他能做的就是打她一巴掌......几天后，西尔维娅的第二个孩子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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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奎琳·罗斯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幽灵》（The Haunting of Sylvia Plath）一书中写道：“就像是孩子被卷入父母之间可怕的离婚案，书写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迫使你，但也让你不可能选边站。”希瑟·克拉克希望在《红色彗星》一书中打破这种局面，她在序言中坚持认为，“（普拉斯）既不是脆弱的少女，也不是女强人......相反，她是一个高度严谨的工匠。”克拉克希望 “从千篇一律的讲述中找回真正的西尔维娅·普拉斯”。

《红色彗星》正是普拉斯长期以来应该得到，却迟迟没有得到的那种严肃文学传记。作者研究了体量巨大的资料（包括哈里特·罗森斯坦最近重新发现的作品，还有克拉克自己发现的一部未完成小说的部分草稿），将频繁出现争议的地方分层次进行讲述，由此绘制出了一幅比任何传记作者所作都更全面、更复杂的普拉斯肖像，并将普拉斯置于当时“被性别歧视所困囿”的时代背景之中。她还避免在书中对普拉斯进行详细的病情诊断，不过也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新推测，即普拉斯在去世前几周可能患有产后精神病，并且深受未知的药物作用折磨。克拉克不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解读普拉斯，将她的悲剧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原生家庭和婚姻的失败。相反，克拉克描摹出了一个敏感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由许多重要的关系塑造而成（尤其是和她的高中老师威尔伯里·克罗克特、赞助人奥利弗·希金斯·普鲁蒂，还有心理治疗师露丝·贝舍尔）。她在文学上的影响也得到了更深入的探讨。

克拉克比以往的传记作者更认真地讲述了普拉斯的年少时代。普拉斯15岁时写过一首诗，讲的是她的祖母不小心弄脏了她的一幅蜡笔画，诗作起了一个严肃的标题——《我以为我不会受到伤害》。通常这首诗都是被拎出来嘲笑的，而对克拉克来说，这首诗“是一次创造性实验，也是艺术上的一个转折点”。重要的是，她认为诗歌、信件和日记这三者本身都是文学创作，她还指出，在生前最后的几个月里，普拉斯“诗歌和书信的行文已经开始相互影响了”。克拉克也以同样的严谨深入探究了休斯（还有后来《观察家报》的诗歌编辑阿尔·阿尔瓦雷斯）对她的创作起到了什么作用。克拉克将普拉斯和休斯的婚姻描述为“艺术上的合作”，二人从对话逐渐转为对抗。

该书在简介中就表明了，克拉克是第一位“清晰地对休斯抱有同情”的女性主义传记作家。当然，她在总结那些最具杀伤力的材料时是极为谨慎的。这是《书信》（Letters）第二卷问世后出版的第一部完整传记——（The Letters of Sylvia Plath Vol 2: 1956-1963）收录了普拉斯写给心理治疗师的信：1961年2月，也就是流产前两天，“特德动手打了我，”而在休斯出轨后，她的丈夫“很恼怒为什么我还没有自杀”，还“公开告诉我他希望我死”。

《西尔维娅·普拉斯书信·第二卷：1956-1963》

对此，克拉克含糊其辞：“这对夫妻正在争吵。”她无稽地把这件事与“夫妻间的暴力情欲”联系起来。（普拉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咬了休斯；他们的作品也体现了暴力对性的刺激。）克拉克不愿当那个被卷入离婚的孩子，而是把判断的机会给了普拉斯和休斯的女儿（也是目前普拉斯遗产的执行人）弗里达-休斯，并引用了弗里达给《书信·第二卷》写的前言。弗里达第一次读到普拉斯的指控时，感受到了“强烈的痛苦”，但普拉斯承认“是我给了他一些理由，我把他的文件撕成了两半”，这些背景信息“至关重要，它证实了我脑海中的印象——我的父亲并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种打老婆的人”。对弗里达来说，“双方都认可是最珍贵的东西——作品的打印稿”被毁，是一个重要的减罪因素。我们也可以理解，她的结论是，她的父母“都是有缺点的、充满激情的人，我因此更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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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斯撕毁和焚烧手稿的印象太过生动，而且让人难以接受，以至于从根本上扰乱了我们对她的理解。这个印象让她从一个女人变成了女巫，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恶人。这个印象也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休斯的诗作《最后一封信》在他去世后发表于2010年的《新政治家》杂志，他在诗中写，他对普拉斯最后的记忆就是普拉斯烧掉了一封信，“我最后一次看到你活着/烧掉你写给我的信，在烟灰缸里/带着那奇怪的笑容。”她在1963年2月11日的自杀也同样牵动着我们的想象，但克拉克希望我们也能记住普拉斯的其他形象。

“我更愿意在不那么声名大噪的二月初想起西尔维娅-普拉斯，因为我在撰写这本书的八年间，已经和她熟识了，”克拉克写道。她接着描述了1960年2月10日的普拉斯，她喝着香槟，在伦敦的一家酒吧里签下了她的第一份出版合同，她身着黑色羊毛孕妇装，外面套着羊绒大衣，戴着一对小牛皮手套。她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她那时“光彩照人”。其他画面也让人印象深刻：14岁的普拉斯坐在苹果树上抄写诗歌；在剑桥的时候，普拉斯戴着手套坐在打字机前，手指几乎无法动弹，窗户上结着冰；24岁生日时，普拉斯身穿无袖天鹅绒裙，吃着烟熏三文鱼和鸭肉，喝着夏布利酒，还收到了一包塔罗牌作为礼物；当然还有普拉斯和休斯，推着婴儿车里的弗里达逛伦敦动物园。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普拉斯作为自由评论家为《新政治家》撰稿。她评论了一些传记，其中包括一本西班牙伊莎贝尔二世女王的传记，她形容这本传记只有“一连串宽泛的事实、罐头式的人物和头条式的事件，而伊莎贝尔在其中就像一个手舞足蹈的幻影，忽隐忽现”。信件和日记中的普拉斯是生动的，弗里达·休斯在阅读这些信件时称：“我的母亲像是和我一同站在房间里，这种感觉让我深受感动，我几乎能闻到她的气味。”但是在传记中，普拉斯就像一个幻影，随时可能会消失：她一直在场，却从未真正存在。

在某些罕见的、闪着微光的时刻，克拉克成功地发现了西尔维娅·普拉斯。但她始终闪烁不定——只有在普拉斯自己的作品中，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她；她的存在从书页上散发出来，没有被她自己的轶事所掩盖。“一百年前，也有某个女孩像我一样活着。但她现在已经死了，”这是普拉斯17岁时在最早的几篇日记中写下的话，“我是现在，但我知道，我也会成为过去。高昂的时刻，燃烧的光亮，来了又走，就像连绵不断的流沙。而我不想死。”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