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峥,回不到过去

原标题:徐峥,回不到过去

《我和我的家乡》的五个单元故事里,若票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最后一课》单元的中范伟饰演的“范老师”可能是人气最高的。

豆瓣高赞短评写道:“范伟把我的泪点掐住了”、“教科书级别的演技”;微博上,范伟雨中奔跑的花絮冲上热搜第一,评论说:“范伟真的厉害,从他跑出教室我就开始哭,一直到单元结束”。

也有观众能够指出,范伟动人的表演不止是范伟自己的功劳。作为这个单元的导演,恰好在徐峥的导演方法论里,表演也是重要的话题。

“导演对表演,必须达到一种切身的理解,要完全能够站在演员的立场上,为演员的表演提供有帮助的指示。”10月12日,徐峥在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大师班上,传递了这样一种观点。

对表演的理解深度,或许是徐峥作品里容易诞生“高光演技”的原因之一:从《我和我的祖国》里惊艳的小演员“冬冬”韩昊霖,到《我和我的家乡》里“掐住观众泪点”的范伟,都凭借演技引发了话题。

另一方面,叙事功力也是《最后一课》受到好评的另一个原因。豆瓣一则热评写道:“(最后一课)展现出徐峥某个程度的细腻,他很擅长从小的切角去展开一个宏大叙题。”

《最后一课》中,村民为帮助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范老师,设下“重返1992年”的骗局,最终骗局的败露,也揭示了家乡的发展变化遮掩不住。徐峥在大师班上这般解释如此构思的原因:“因为观众是非常害怕说教的”,所以要通过一个“过去无法重塑”的故事,去展现变化。

而毒眸通过徐峥在大师班上的讲述,也感知到《最后一课》与徐峥个人轨迹的某种暗合:从演实验话剧的先锋文艺青年,到家喻户晓的影视演员、商业片导演,近年来的徐峥正在试图回归到更接近个人表达的状态。

但过去无法重塑,徐峥要做的不是变回90年代那个文艺青年,而是带着对过去自我的同理心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介入到当下青年导演的创作中去——成为青年导演的电影监制。

徐峥提到,大部分导演正如当年的自己一样,是因为热爱艺术而投身电影创作的文艺青年,而现在的徐峥和他所成立的真乐道文化,正在通过“监制”这一角色,去服务青年导演,帮助“曾经的徐峥”们缓解创作之外、全产业流程上的压力。

某种程度上,范伟饰演的乡村教师,也带着几分徐峥的自我投射:一个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改变“家乡”或者“环境”的,但是把经验分享出来,帮助更多有能力改变的人,环境就会向好的方向变化。

文青徐峥

“程耳找我拍《犯罪分子》的时候,是在1998年,那时候我也是个文艺青年。”大师班上与青年导演对谈的徐峥,回溯了他的青年时代,但很快又调转话锋:“现在如果让他(程耳)看我的电影,他肯定看不上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艺术青年了。”

二十年前,徐峥在大众的认知里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的猪八戒、《李卫当官》中的李卫。但其实在古装喜剧之外,他还是个演先锋话剧的艺术青年,这一度会让许多观众感到惊诧。

但近年来,1999年问世的《犯罪分子》的重新流行,再度将文青时代的徐峥带回观众的视野。

这部31分钟的小成本犯罪片拍摄时,导演程耳还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读大四。作品有“北电史上最牛学生作业”之称,豆瓣评分7.4,一条2014年发布的热门短评无不惋惜地评价男主角徐峥:“大脑袋有大智慧,演技真实准确,可惜了现在的被定位。”

《 犯罪分子》剧照《 犯罪分子》剧照

但彼时观众跨越时空的“惋惜”对徐峥来说,未免来得迟了一些——文青时代的徐峥是不为观众所青睐的。

《十三邀》中,徐峥和许知远走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1994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徐峥的第一个工作单位。艺术中心进门处的墙上挂满了剧照,徐峥很快从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拥挤》《艺术》《股票的颜色》......而后者令徐峥在1998年摘得白玉兰戏剧奖最佳男主角。

根据徐峥的描述,从戏剧学院毕业后没有人找自己拍戏,所以他一直在演话剧。那时,话剧演员徐峥一度“小有名气”,徐峥还和朋友组建了剧社,并自己担任导演排了两部先锋的实验作品《拥挤》和《母语》。

“当时就受到很多质疑,别人说你排的戏看不懂,这那的,当时我就很激动,还会跟人争辩。”徐峥在《十三邀》里说道。但他很快转变了思路,开始反思过于先锋的内容是否有意义,他认为自己应该对作品的传播效果负责任。

愿意主动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徐峥虽然接受过高屋建瓴的戏剧教育、具备做出先锋性表达的能力,但他并不是那类厌弃成功的、忧郁的、纯度很高的文艺青年。徐峥在艺术性和商业化两个方向里同样具有可能性。

世纪之交,徐峥开始涉足影视圈,同时也仍然在排话剧,前者所带来的曝光一度让徐峥的话剧事业“沾光”。

2000年1月《春光灿烂猪八戒》在各大卫视反复播出,据索福瑞收视数据,该剧在湖南卫视、黑龙江卫视、山东和江西卫视播出的平均收视率均超过20%,最高平均收视达到31%。次年徐峥主演的喜剧话剧《艺术》在宣传不多的情况下,于上海连演15场。

尽管徐峥自嘲现在的程耳一定看不上自己,但事实上,2007年程耳和徐峥又再度合作了悬疑惊悚剧《第三个人》。2009年,徐峥主演两部公路片,一部是指向喜剧和商业成功的《人在囧途》,一部是暗黑的《无人区》,后者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无人区》海报《无人区》海报

文艺青年的人格从未离开徐峥的躯壳,只是一度被喜剧演员的光环盖住了——面向大众的商业喜剧片、古装电视剧能够辐射的受众,远比话剧和严肃电影来得多。

但近年来,随着主演作品《我不是药神》的上映和徐峥个人导演作品中愈发明显的人文表达,他的“前文艺青年”身份不再显得太过违和。

《我不是药神》在豆瓣被150万用户打出9.0分,位列豆瓣电影top250第47名——达到了近20年来华语电影鲜少能触碰到的金线。

《最后一课》在《家乡》的五个单元之中,口碑亦属于上乘。

徐峥延续了执导《我和我的祖国》单元《夺冠》的经验,从小人物的动机和情感出发,反而真实恳切;在叙事上,他在过去与现在的故事线反复切换,用重塑过去来反衬现在;细节也值得咂摸,比如颜料打翻在水里化成了彩虹的颜色、范老师一路走进教室那个调度复杂、明星云集的长镜头。

而从颜料到彩虹溪水,再到片尾真实存在的“彩虹学校”,也是导演思维所创造的震撼。“最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是真实的,”徐峥强调。现实中,“彩虹学校”坐落于浙江省淳安县富文乡,真实存在的小学让影片的诗意得以落地,而非空中楼阁。

这份细腻,与刻板印象里的喜剧演员徐峥、爆米花商业片导演徐峥,似乎是背离的,同时也是向着文青时代徐峥的某种回归。

拥抱观众

回归独立表达的欲望,一直草蛇灰线地埋伏在徐峥高歌猛进的商业成功之路里。并伴随其从演员向导演、监制身份转换的过程,流露得愈发明显。

《十三邀》里,站在剧照墙前的徐峥,向许知远介绍了一部自己出演过的剧目《资本论》,剧情讲述了资本涌入文化领域,蚕食、吞噬文化的过程,主旨自然是艺术家对资本影响艺术创作独立性的担忧。

“这个戏演完以后,(资本入侵文化)就真的发生了。”说这话的时候,徐峥语气平铺直述,听不出明显的情感色彩。

正如徐峥没有纠结太久,就顺畅地从做先锋戏剧的艺术青年转型为拥抱观众的国民喜剧演员。决定出演《春光灿烂猪八戒》意味着与文艺青年的价值系统彻底分道扬镳,但徐峥坦言转变的过程没有太大的困难,在《十三邀》里,徐峥自嘲:“因为(我)就是比较偏俗。”

那几分的“俗”,或许指的是徐峥天然能够享受演喜剧,乐意听到观众的笑声。

在大师班的分享里,徐峥提到自己早在学生时代演话剧时,便着迷于逗笑观众:“我发现我很喜欢演喜剧,你只要站在台上,你说一个包袱,下面‘哗’,马上就笑了,你会瞬间获得一种满足感。”

《资本论》是徐峥主演的最后一部话剧,这部剧目演出的年份是2010年,这也是徐峥主演作品《人在囧途》上映的年份,这部700万的小成本喜剧电影最终收获3700万票房,并让“囧”系列成为徐峥往后十余年里挥之不去的作品符号。

《人在囧途》之后,是票房12.67亿、创下当时华语电影票房新纪录的《人再囧途之泰囧》,这一纪录直到2015年才终于被《捉妖记》打破。

《泰囧》不仅是徐峥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也开启了徐峥的事业新阶段:2012年,徐峥与妻子陶虹、经纪人刘瑞芳创立北京真乐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也《泰囧》的联合出品方。

看上去徐峥有计划地、高歌猛进地进行着身份的转换并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功。但他自己却认为,转型导演是个“一点点介入”的过程。

在成为影视演员之前,话剧舞台上的徐峥就在兼顾表演之外的工作,担任过话剧导演,带领整个剧目的演员进行长时间的联排。成为影视演员后,徐峥也自然而然地关注到表演层面之外、剧组的各种状态。

在徐峥看来,表演是需要土壤和空间的,前期的准备、氛围的营造缺一不可,“处在一个比较对的环境里面,才能谈得上你的表演,场景、服装、造型哪都不对,你演什么?你是演不出来的。”

随着在演员层面对剧组环境提出越来越多要求,徐峥开始谋求转型为导演。这一心态用徐峥自己的话来说是:“要不然我还是自己来吧。”

因此,与“吞噬文化的资本家”形象截然相反,徐峥介入创作时带着平衡商业与艺术的初衷。

但这种初衷在徐峥成为导演和公司高管的前几年并没能很好地实现,他被商业所掣肘了。徐峥多次在采访和公开场合流露出对“囧系列”的某种拒斥,更多的时候是避而不谈,在《十三邀》里则明确说,自己不喜欢“囧”这个字。

这个字代表着国产商业片最具价值的IP之一,但徐峥却想要终结它的商业片属性。“大部分观众认为囧系列就是爆米花电影,但我自己知道不是,我只是之前做得不够成熟,但随着我越来越深入,我必须让它脱离爆米花电影。”

另一方面,他又对辜负观众的期待感到自责。“我其实非常理解观众,他们其实就想看我和王宝强折腾一下,你怎么就不给我看?你在里面探讨什么中年危机的,烦不烦。”徐峥在大师班上这么说道。

他甚至将自己的尝试归结为“教训”,并以此奉劝青年导演:如果要做的电影是一个商业IP,就应当遵守跟观众以及市场的约定,“作品里面保留观众最认可的这种元素。”

从跨界做导演到创立真乐道文化,徐峥的初衷是平衡商业性与艺术表达,但这种平衡术本身,也对徐峥构成了矛盾和撕扯。

超越“满足于笑声”

但随着徐峥近两年执导《夺冠》《最后一课》,并解锁电影监制这一新身份,他的撕扯也得到了某种纾解:文青徐峥和爆米花商业片导演徐峥之外,存在着更多可能性的外延。

作为导演,徐峥认为,自己到了可以规划更多自我表达的阶段。

两次“命题作文”的尝试为徐峥指引了方向:“基于我做了《最后一课》和《夺冠》,我希望能够找到那种人跟时代交织的(题材),比较有情怀,也有个体的故事,好像现在市场上这一类的电影不是特别多。”

用“命题作文”来概括徐峥的这两部短片似乎也是有失偏颇的。毕竟他做得非常有诚意:徐峥的导演团队为《最后一课》进行了大量的采风,人物原型是基于大量调研乡村教师后进行的艺术再创作,彩色玻璃小学也是现实中存在的扶贫成果。

从两次短片的创作经历中,也能清晰地看出,徐峥对自我表达的执着已经不再是文青式的了。他不再囿于主观视角,徐峥惊异于自己居然很享受“命题作文”,站在“他视”的角度,观看故事主人公的情感与心路历程,这个过程让他感到快乐。

作为监制,徐峥在帮助更多当下的“文青徐峥”们——那些带着创作热情进入电影行业的新人导演。

徐峥认为,当下的电影行业仍然有很多像当初的自己一样,忿忿于观众“看不懂”自己作品的文青式导演。徐峥和真乐道文化,便期待为他们提供帮助、让其找到更舒服的创作方式。

“现在的市场会把年轻导演搞得很焦虑,既要找到投资去完成自己的作品,又要在作品当中完成自己的表达,片子拍完了,还得面对市场的考验。”在徐峥看来,年轻导演正需要一个监制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缓解创作以外的压力。

导演杨子2019年执导的《宠爱》正是徐峥监制、真乐道文化出品的一部电影。在《北京日报》当时的采访中,杨子提到徐峥与自己一起修改了十个月的剧本,态度十分严苛,每当杨子认为剧本已经过关时,徐峥还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徐峥还建议杨子“稀释”掉宠物题材的概念,以扩大观众的接受度。大师班上,杨子再次回忆徐峥作为监制给导演提供的帮助:“一个是抓点,一个是抓面。徐峥老师抓不会只是从大的层面去给予一些建议,而是会细化到点上去。”

除了对具体的作品创作提供建议,徐峥对整个青年导演群体如何实现能力进阶,也有自己的思考。

比如演员出身的徐峥意识到,大量青年导演对“表演”缺乏重视。为此他提到自己有一个心愿:“办一个导演表演训练班。我来请几个表演的老师,然后我带着导演们一起做表演的练习。”

而徐峥相比其他导演出身的监制,优势也正基于他的“现役”演员身份——不仅在表演层面上,甚至在表演之外,徐峥可能都是最擅长与演员沟通的监制。

由六个单元故事组成的《宠爱》启用了十余组明星演员,《我和我的家乡》中,《最后一课》也是明星数量最多的一个故事,按照常理,明星越多的剧组导演、监制可能会焦头烂额,但对徐峥来说,大量启用成名艺人反而是省力的办法。

徐峥在大师班上提到,今年疫情、汛情让拍摄进度变得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找明星演员是一个比较图快的方式”,因为成熟艺人在徐峥的调度下,能够快速的找到人物感觉,省下了不少与演员磨合的时间。

此外,大量的话剧经历也让徐峥非常强调导演同步提升自身的文学、美学、音乐素养。“最终混录的时候,音乐、画面聚在一起调试,需要导演有综合的能力。你自己的品位决定了最后的作品是什么样子。”

不过,监制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更多时候,也基于徐峥背后的真乐道文化的团队工作。

真乐道曾经只是经纪人刘瑞芳与徐峥陶虹夫妇共同创立的工作室,如今已经转型为在前期创作、商务合作、中期制作、后期宣发、数据分析上全流程为创作者提供服务的电影公司。

据刘瑞芳表示,2018年的《超时空同居》之后,真乐道真正开启了扶持新导演、内容多元化的阶段,不久之后,真乐道又通过《风语咒》涉足了国漫领域。也正是基于背后团队强有力的支撑,徐峥才得以在监制、演员、编剧、导演的身份之间辗转腾挪,在各个领域都交出不错的成绩单。

“范老师”回不到1992年,徐峥也回不到先锋话剧的舞台,资本涌入文化市场的大潮无法逆流,但或许有人能在浪潮中把握好船头的方向,这个方向必然不会是单打独斗的英雄主义,而是工业化和人文表达的平衡。

徐峥范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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