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我是科学家iScientist
1992年，美国的权威音乐杂志《滚石》刊登了一篇讲述“艾滋病的起源”的科普文章，而这一文章引起的波澜，套用形容蝴蝶效应的那句经典毫不为过——就像“南美洲的一只蝴蝶轻轻地一振翅，能在美国引起一场飓风”。
文章将糖丸疫苗的前身——小儿麻痹症口服疫苗OPV的研发与艾滋病的发生联系在一起，这大胆的假设，不仅在当时的科学界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更是在十年后为非洲民众抵制小儿麻痹症疫苗埋下了导火索。
灰色阴影的笼罩下
我们熟悉的小儿麻痹症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polio virus）引起的高传染性病症。这类病毒主要在人类的肠道繁殖，通过粪口传播，因此在卫生条件不好的贫困地区，人们很容易因为接触被患者粪便污染的食物和水源而感染上这种病。
图 | Stltoday.com如果这种病毒仅仅在感染者的肠道活动繁殖，那么此时的人们多半不会感觉到任何不适——无症或轻微症状的小儿麻痹症在所有案例中的占比高达95%。
然而，如果病毒一不小心侵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运动神经元，那么结果就会是极其严重的肌无力甚至局部瘫痪。感染部位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瘫痪症状。
因呼吸肌无力，需要终日困在“铁肺”维持生命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 wikipedia这样的感染极其罕见，也极其不幸。在20世纪初，小儿麻痹症因而成为了最令公众担忧的传染病之一。幸运的是，随着20世纪中期小儿麻病症疫苗研发的进展，这一切都有了改善。
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1955年，注射型的小儿麻痹症疫苗（IPV）正式持证上岗。它由病毒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所研发，使用的是由甲醛灭活的小儿麻痹症病毒。几乎与之同时研发的，还有病毒学家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和希拉里·科普罗斯基（Hilary Koprowski）共同研发的口服型小儿麻痹症疫苗（OPV）。
目前这两种疫苗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0年1月起，中国为儿童接种的小儿麻痹症疫苗变为由“1+3”变为“2+2”模式，即2剂IPV加2剂OPV——换句话说，戳两针，再给两个糖丸儿。
1960年，萨宾博士（右）正在实验 | polioplace.org从1950年开始，这两种疫苗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逐渐普及。1979年，天花被证实已消灭，成为了人类使用疫苗攻克的第一种病毒，世卫组织也因此对疫苗的信心大增，于是在1988年，世卫组织又启动了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症行动（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GPEI），旨在2000年之前消除全球范围内的小儿麻痹症。
疫苗疑云的浮现
然而，就在这本该振奋人心的时期，另一种可怕的病毒传染疾病——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艾滋病（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人们对于艾滋病毒的一无所知，以及研究者们随之发现的重重难题，这一切都给人类抗病毒的火热的心浇上了一盆冰水。
瘦弱的AIDS患者 |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 CC BY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科学界研究发现，人类中流行的HIV-1病毒和黑猩猩携带的SIV病毒结构和基因序列相似，属于同源病毒，真相似乎变得清晰：SIV病毒也许是在某次接触中，由黑猩猩传染给人类，并渐渐变成易于在人类宿主内繁殖传播的HIV，找到了在这个新环境中的生存方式。
而这一“接触”，究竟是谁和谁的接触，谁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呢？科学界还未有定论，而1992年，记者汤姆·柯蒂斯所著的一篇文章——《The Origin of AIDS （艾滋病的起源） 》，刊登在了美国的一本通俗音乐文化杂志《滚石》上。这无疑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个巧妙的题目和《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起源）》只差一个词，在文章里，柯蒂斯以犀利辛辣的笔触，大胆地将艾滋病起源与OPV（口服型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普及联系了起来。
1992年第626期的《滚石》杂志 | Tom Curtis， 1992对疫苗研发过程的质疑
他对于OPV的质疑体现在抗原减毒过程中：萨宾将人体中致病的小儿麻痹症病毒分离出来，紧接着把病毒在实验用猴的活体和组织中反复培养——体外培养的环境让病毒产生功能性的变异，使它们降低毒性。这个过程正是由于猴子的参与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柯蒂斯提到，实验室捕捉来的猴子本身携带多种病毒，这些在猴子体内无害的病毒，传染给人类或许就能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认为正是由于实验室对猴子的筛选不够严谨、对消毒流程的疏忽，让猴子体内可能携带有的SIV经由口服疫苗带给全球千千万万的接种受众，演变了令人深恶痛疾的HIV病毒。
1956年，实验员与猴子 | amhistory.si.edu， Dimes尽管杂志在引起风波后不久就发出声明，他们“并没有任何暗示的意图，他们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可试想，即将接种疫苗的孩童父母，乍一听到把疫苗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的论调，再看到充满渲染性的话语，会怎么想？处处指向不明阴谋，加上对新事物的不信任与舆论引导，怕是很难再信心满满让孩子去接种。
这就是21世纪初期普及疫苗的过程中，北尼日利亚地区民众的真实想法。
给非洲国家带来的风波
1996年，世卫组织与尼尔森·曼德拉发起的“Kick polio out of Africa”运动，加强了非洲地区的疫苗接种普及。在这其中，尼日利亚很快成为了重点关注的国家——在2003年，小儿麻痹症仍未被根除，而当时全球将近一半、非洲地区百分之八十的小儿麻痹症患者都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一个国家。
一名非洲儿童正在接种OPV | Curtis， 1992； Photograph by Robert Phillips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在疫苗普及过程中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在尼日利亚，由于民众长期以来对“HIV假说”的不信任，当时北尼日利亚的几个穆斯林领袖得以轻而易举地以“我们怀疑OPV中含有HIV等打击我们国防力量的物质”为由，于2003年正式开启对OPV的抵制。
当时国际形势复杂，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存在着长久以来积累的意识形态的差异，而2001年的“9·11”事件又使矛盾骤然激化，这让穆斯林世界对西方世界的警惕达到了一个高峰。他们的政府和民众宁愿选择发病几率较小的小儿麻痹症，也要坚决抵制他们认为携有病毒的疫苗。
抵制了15个月的疫苗，让尼日利亚惨遭小儿麻痹症肆虐。2006年，全世界51%的感染者都来自北尼日利亚抵制疫苗的五个州；而到了2008年，非洲大陆上仍有86%的感染者来自尼日利亚。
到底艾滋病是否来源于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注射，而每年数以万计生产的疫苗是否安全？这些判断最后还是要回归科学。
事实真相是如何
2004年左右Worobey等人的研究通过HIV家族病毒一种糖蛋白gp41序列的分子系统发生（molecular phylogeny）分析表明，HIV和它在灵长类中的“爸爸”SIV的基因差异大到可以认为它们分离的时间——也就是由动物传播到人类的时间，早在小儿麻痹症疫苗持证上岗的三十年前——也就是1920年前后。
对HIV和SIV毒株的分子系统发生学分析 | Worobey et al。， 2004而HIV为何在人类中传播了几十年，直到1970年大爆发才被公众所重视？据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迈克尔·特利斯特姆博士（Michael Tristem）称，这是由于艾滋病的发病机理不同寻常。
作为人类免疫缺陷疾病，艾滋病人显示出的症状往往是一些常见的细菌、病毒传染病。有这些病原体作为掩护，在医疗条件较差的20世纪初期，医生只会认为病人由于天生的免疫缺陷而死，很难想到这是一种新型病毒所致。后来随着医疗检测手段的进步和病毒疾病研究的进展，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艾滋病毒才显示出它的真面目，而此时星火已成燎原之势。
至今仍无有效办法治愈HIV | Heart.org由于多项研究同时支持了相似的分离时间点（Korber et al。， 2000； Sharp et al。， 2001； Worobey et al。， 2004），科学界基本对于“艾滋病并不来源于小儿麻痹症疫苗，而是在它被研发前就来到了人类中”这一结论达成了共识。
然而当时的尼日利亚仍然对于这一“西方”科学界的共识抱有质疑，OPV到底是否安全、是否为生化武器，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检测。
于是，在抵制世卫组织的OPV长达15个月后，尼日利亚同意派代表去亲自监督对于OPV的检测，要求这项检测必须由一个穆斯林国家独立完成。在获得满意的结果后，他们批准了印度尼西亚一家生物制药公司作为他们的官方疫苗提供者，因为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被他们所接受和信任的穆斯林国家。
图 | Alten.com虽然过程略显曲折，可最后尼日利亚人民和世卫组织还是通过对话和协商达到了双赢：今天在世卫组织的官网上，尼日利亚已经不再是小儿麻痹症的流行国家，而整个非洲地区已经连续四年没有一例小儿麻痹症案例。
成千上万的儿童得以幸福健康地长大，人类也再一次共同捍卫了生命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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