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变相掏空上市公司，舍得酒为何自曝家丑？

原标题：大股东变相掏空上市公司，舍得酒为何自曝家丑？

再次站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舍得酒业看来终究还是“错付”了。

5年前，在舍得酒业由”国“到”民“的股权改制过程中，天洋控股集团打败了一众追求者成功取得前者“芳心”。

2016年6月，射洪县人民政府、天洋控股集团和沱牌舍得集团举行了股权交割。交易当天，三方满脸洋溢着喜悦之情。

资本市场都是逐利的，“你侬我侬”的背后有时代表的不是幸福而是利益。果然，双方在经过短短几年的蜜月期后，故事很快迎来了反转。

2020年9月1日，舍得酒业自曝4.75亿元被实控人违规占用；9月22日，舍得酒因非经营风险提示开始被披星戴帽。

宁可“自曝家丑”也要“血泪控诉”，舍得酒正在宣告一个它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舍得酒业的混改是失败的，实控人正在毁掉舍得。

从市占率第一到“最不赚钱白酒股”

2020年9月17日，《消费者报道》杂志在网上发起了一个名叫“如何挑选一款兼具收藏价值和品尝价值的高档白酒”的调查。

在深扒了市面上10款高档白酒后，他们给舍得酒下了一个定义——

舍得酒质可比拟“普五”。

中国白酒行业起起浮浮的近三十年间，如今茅台和五粮液在白酒行业一骑绝尘，地位无人撼动。但其实，舍得酒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跑在了它们的前面，所以“比拟”这个词掺杂的情感远比夸赞还要复杂。

1995年舍得酒业的前身沱牌酒与“茅台”、“五粮液”并列国务院1000家重点联系企业。一年后，沱牌酒就在A 股上市，将五粮液、贵州茅台甩在身后。

走低端消费市场的沱牌酒长期市占率第一名，朝着高端化转型的五粮液和泸州老窖自然都竞争不过它。

1996年，沱牌股份营收8亿，净利润1.01亿；1997年营收利润继续增长，营收8.52亿，净利润达到了1.85亿。这一数据排在白酒行业第四，营收利润都超过名酒汾酒和贵州茅台。

然而彼时的中国白酒市场暗潮涌动，白酒企业们的命运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根据1993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1992年同1987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加910元，达到182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321元，达到784元。国民收入与此前相比翻了一番。因此，国民消费从喝买得起的酒，转向喝更贵的酒。

也是在那一年，定位为高端品牌的五粮液，在不断提价后，出厂价超过了汾酒。取代了其连续6年占据白酒行业销量第一的位置。从1994年起的11年间，五粮液开始稳坐榜首。

低端酒市场逐渐被高端酒市场替代，昔日“汾老大”的落寞已经为沱牌酒敲响警钟。后者的命运即将被改写，只是它浑然不知。

2000年，沱牌酒的产量居虽然行业第一，但因为没有走高端市场，开始出现走量不走价，公司利润是一年不如一年。

2001年8月，资本市场终于等来了姗姗来迟的茅台。中国的酒王之位注定只能在茅台和五粮液之间角逐出。

错失高端市场，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沱牌，开始推出高端产品舍得酒，进军高端酒市场，但一切为时已晚。

由于习惯了低端酒的打法，初入高端市场的沱牌酒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会玩。

更重要的是，1997~2001年，中国白酒行业滑入低谷，很多名酒企业在破产边缘挣扎，行业一路下行到2002年，白酒产量从最高峰的801万千升锐减到380万千升。白酒消费税政策也从2001年5月1日起进行了重大调整。

就这样，沱牌沉沦了下去，业绩和市场占有率是一日不如一日。

为了表示公司重视舍得酒，2011年公司还把名称从沱牌曲酒改成沱牌舍得。但就是在2010-2012年在白酒行业高景气度的情况下，舍得依然未能翻身。

到了2013年白酒危机到来，公司业绩断崖式的跳水，利润下滑-96.82%。最夸张的2015年，沱牌舍得营业收入11.56亿元，净利润713万元，净利率仅为0.62%。在毛利率多为60%-80%的白酒行业，这一盈利水平几乎“忽略不计”。

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20年，也是白酒行业成长最快的20年，从市占率第一到“最不赚钱白酒股”，沱牌舍得也下滑了20年。

寻找“接盘侠”，打响四川酒业改制的第一枪

“搏一搏，汽车变摩托”。

沱牌集团终于意识到沱牌舍得是做不起来的，开始急切的想要找一位“接盘侠”。

因为某些历史原因，在中国白酒市场，叫得出名号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国企。截至目前，A股18家白酒上市公司，有12家为国资控股。

国资扎堆，产品又极度市场化，这种反差让白酒成为混改预备队中的种子选手之一。

以白酒企业股权改制推行较早的安徽为例，徘徊在死亡线边缘的口子窖、迎驾贡酒成了民营企业之后还助推了“徽酒四朵金花”齐聚A股的盛况。

甚至在几年前，当投资者们质问金种子酒的管理团队如何解决业绩危机时，该公司高层直接指明了救命稻草——混改。

所以对于实力略弱的地方中小型酒企来说，混改无异于可以帮他们“草鸡变凤凰”。

2015年11月，射洪县人民政府以高达88%的溢价率、38.22亿元的成交价将其持有的沱牌舍得70%股权转让给名不见经传的天洋控股，间接持有上市公司21%的股份。

这在当时还成为四川省酒类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宗成功案例。

不过，沱牌集团的改制成功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高溢价卖出了沱牌舍得，第二层是终于找到人接手了这个“烂摊子”。第一个尚能理解，第二个其实并不为人所知。

在天洋控股出现之前，沱牌舍得谋求变更身份已经超过十年，但迟迟没能等到白马王子。

早在2003年，射洪县人民政府就拟将其100%的股权转让给江苏兴橙集团、广州索芙特、德隆国际和北大未名，但此事由于德隆系资金链的断裂而宣布告终；2008年和2013年改制重启，但雷声大雨点小。

2014年改制再起，但因上门提亲的中粮集团中途夭折，最终天洋控股才有机会接到了“绣球”。

至此，在沱牌舍得提出改制的第13年，才瓜熟蒂落。

在当时参与交易的各方看来，“实力雄厚”的天洋控股和颇具魄力的周老板，必能够让舍得酒一扫往日萎靡。

已经执掌沱牌舍得四十年的老厂长李家顺，在和周政匆匆见了一两面之后，似乎也对这个接任者相当满意，大手一挥，退休去颐养天年了。

复盘舍得酒业的整个混改过程，与其说在一系列的追求者，舍得酒挑中了天洋控股，倒不是说，这是“矮子里拔高个”——舍得酒的无奈之举。

两者的联姻怎么看都不是“情投意合”而更像是“各怀鬼胎”。

狐狸尾巴渐渐“露”了出来

天洋股份刚接手舍得酒业的时候，市场上也曾出现过质疑的声音，“沱牌舍得含泪下嫁”、“天洋股份是什么鬼？能行吗？”。

至少表面上看，还真能行。

天洋控股入主后，在套组合拳之下，舍得酒业摘掉了“最不赚钱白酒股”的高帽。

天洋控股挖来经验丰富的李强出任总经理。李强曾任职于雀巢、百威、达能等公司，前一份工作是在南方黑芝麻担任执行总裁。

李强打出的第一招是，高端化：雪藏低端品牌沱牌，突出高端品牌舍得。为此，公司再次改名，“沱牌舍得”变更为“舍得酒业”。

高端化背景下，公司多次上调白酒出厂价。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81.92%，其中中高档酒高达84.05%。这一数据仅次于贵州茅台和水井坊。

其次，李强还带来了快消品行业高营销费用的惯常打法，并调整市场区域，加快全国化布局。

效果也立竿见影。2013年-2015年，舍得酒业营业收入分别为14.19亿元、14.49亿元、11.5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177万元、1319万元、713万元。到了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26.50亿元、5.08亿元。

当所有人觉得舍得酒业即将被“盘活”之际，怪事发生了。

从2016年到2018年度的三年间，公司分红金额从未超过当年净利润的30%。2019年公司净利润5.08亿元，创历史新高，现金分红却为零。截至2020年6月底，公司未分配利润高达20.26亿元。

根据财富智库的数据显示，在2016至2018年的三年间，舍得酒业以16 .8%的现金分红占净利润比例，排名垫底。

不仅如此，舍得酒业对股东“舍不得”，却对高管最“舍得”。

在高管薪酬支出方面，2016年至2018年，除2016年支出第一为洋河股份外，2017年和2018年，舍得酒业对高管薪酬支出最多，分别为1750 .11万元和1467.33万元，远超“茅五洋泸”。

对高管涨薪，不是天洋控股好心，而仅仅因为他们都是自己人。

2016年2月19日，在沱牌销售动员大会上，天洋董事会主席周政的妹夫、天洋执行董事刘力以营销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出现，此后，舍得酒业公司的管理层遭到清洗。

5个月后，沱牌舍得连发数条公告。公司收到董事长李家顺，副董事长张树平，董事陈亮、马力军、李富全、虞晓冬，监事崔泽贵、马勇、张力的书面辞职报告。

自此，舍得酒业几乎全在天洋系的控制之下，“作妖”开始了。

2019年3月3日，公司公告：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不超25亿元。2020年1月，周政于4月份出任沱牌舍得集团董事长一职。

猪养肥了，也到了该吃肉的时候吧。

亿万富豪“偷家”

“我对沱牌舍得一见钟情，当即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重组。”2015年的签约仪式上，周政曾如此表达天洋控股投资舍得的决心。

若不是此次舍得酒业“自爆”家丑，将控股股东天洋控股通过关联方占用资金的事情揭露出来，周政仍旧是天洋控股和舍得酒业“背后的男人”。

周政的发家经历颇为传奇，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城青年奔赴时代前沿并从中淘金的故事。

1993年，年仅21岁的周政在秦皇岛租用了一个160平米的音像店，从此开始了天洋控股的业务版图。

到了2005年，周政将集团总部搬迁至北京，并成立天洋控股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文化产业、消费品、科技产业、金融投资和其他产业的大型控股集团。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梦东方集团和舍得酒业。

注意，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房地产，但房地产板块却是天洋控股立家之本。

在天洋控股拿下舍得酒业之前，周政的帝国版图扩大始于房地产。自2001年进军地产行业以来，周政以秦皇岛为起点，先后在京津冀多个城市和地区开发了多个地产项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在2015年，斥资60亿元接盘了位于燕郊的一座“烂尾楼”成功大广场。

这么大笔钱，拿不出的天洋控股通过天洋燕郊创新中心两个总计达48亿元的信托项目“堆起来的”。

无独有偶，在天洋控股跨界完成对舍得酒业收购的交易中，有23亿元是天洋控股向建行廊坊借的贷款，截至目前，天洋控股还欠银行12.9亿元。

除了建行廊坊支行的未偿还贷款，另一笔大额债务也来自银行。

2017年，天洋控股旗下公司曾为开发北京房山的商住房项目向恒丰银行贷款28亿，周政也仅偿还了该笔贷款的零头。

需要为还钱继续发愁的地方还远不及于此。

根据舍得酒业的公告，天洋控股受让沱牌舍得集团股权并成为控股股东的条件是，2018年沱牌舍得集团销售收入实现50亿，税收10亿，2020年沱牌舍得集团销售收入实现100亿，税收20亿。无一达标。

借钱一时爽，还钱火葬场。重重债务压力之下，周政抓住了舍得酒业这根救命稻草。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一幕：上市公司资金通过第三方渠道，被转至天洋控股的其他关联公司，周老板再拿着这些钱去四处灭火。两年间，大股东以这种“非经营性占用”方式挪走的资金，累计超过40亿。

2020年1月1日至8月19日期间，舍得营销公司累计支付蓬山酒业公司非经营性资金18.5166亿元，累计收回13.7680亿元。

眼看中报时间逼近，大股东资金链早已断裂，这4.4亿本金及利息，还款期限内还不了那么基本就归还无望。

其实，舍得酒业自曝家丑也有其“苦衷”。

白酒作为国内百业当中最好的商业模式，笑得最开心的应该就是“茅五泸””，哭的最悲惨的则是低端酒。

由于低端酒的赛道竞争主要遵循的是一条做大规模的策略，这种策略就要求企业，一方面要拿出大量资金投资扩充产能，一方面又要拿出大量资金用来打广告促销。

这样的结果就是，企业存货和应收账款高企，销售费用支出越来越多，但现金回流企业的速度越来越慢，从而导致企业资金吃紧。

就酒企混改而言，天洋控股不仅在变相掏空上市公司，也在危及白酒混改的基石。丰碑一旦坍塌，再立起来可就难了。

一切仿佛又回归到了原点。